中国工运学院时期（1985～2003.4）
独立工人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1]
熊子云
独立工人运动，意指无产阶级自觉地、直接地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最初的独立工人运动，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独立工人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现代工人运动的实际开端，提出了创立无产阶级革命科学理论的历史任务。可见，探究与阐明这个问题，对于研究国际工人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及它的专门学说如工会学的创立）来讲，都是必须首先予以阐明的基本问题。反映独立工人运动兴起的法、英、德等国几次工人起义产生的社会条件是什么？为什么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此时会进一步激化？如何理解这几次起义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详明而确当的阐释，才能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做出切合实际的论述。因此，本文试图依据史实和经典作家的有关言论，对此重要问题做些比较认真的探究，以求有助于对它的深入研讨。
一 十九世纪初工人运动的状况与特性
工人阶级经过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大致说来经历了由手工工场工人转变为产业工人的过程，而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与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从斗争的形式与程度来说，它大体经历了由分散的与自发的斗争，到自觉地与直接地反对资产阶级的历史过程。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英国产业革命和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发生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的长足发展，从而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有的论者把这两大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简单地看作独立工人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然而，这种看法是与当时社会发展状况有距离的。
应当注意到，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同封建复辟势力的斗争还没有最终决定胜负，因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没有上升为主要的阶级矛盾，它们之间的对立状况尚未达到成熟程度。无产阶级仍然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在这时它还处于进行破坏机器、捣毁工厂的自发斗争阶段。与此相应地产生了互助储金会、工人俱乐部之类的工人组织。
总之，工人阶级这时在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中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难的等级。恩格斯在论述19世纪初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时指出：“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么，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2]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与这种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产物；或者反过来说，正是这种有所发展但尚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状况与阶级关系，使得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达到了它的发展顶峰。
二 封建复辟时期的阶级关系和工人运动的特点
上面已经提到，产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毕竟未能导致最终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结果。19世纪初叶封建复辟势力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生死搏斗仍然是极其激烈的。自从拿破仑帝国于1815年6月被欧洲反动联盟彻底推翻，一直到1830年6月，欧洲出现了封建复辟的黑暗时期。欧洲各国的内阁都由封建贵族统治着，各复辟政府毫无例外地无视资产阶级的利益。封建复辟势力的代表土地贵族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依旧是主要的社会阶级矛盾，并且日趋尖锐化。在政治和国家生活中，它们之间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占据了支配一切的地位。
在这种社会政治状况下，自然谈不上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运动，更不要说会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了。工人阶级这时所进行的，实质上是民主主义运动，而且这种运动大体上还处在从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地位。对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性质与总的状况，恩格斯曾做过精辟的概括：“从1815年到1830年，在一切国家里，资产阶级都是革命派中间的最有力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革命派的领袖。只要资产阶级本身还在革命，还在进步，工人阶级就不可避免地要充当资产阶级手里的工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单独的运动始终只起着次要的作用。”[3]
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的德国，当时工人运动的状况更是如此。德国的大工业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因而恩格斯讲过，如果说德国资产阶级运动发端于1840年，那么工人阶级的运动则肇始于1844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工人起义。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同样落后于英国与法国的工人阶级。尤其重要的是，恩格斯在分析德国工人运动的这种落后状况的根源时得出深刻结论：“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4]这就更清楚地指明，只有工业资本家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起它的政治统治之后，才会产生真正的独立工人运动。
然而，封建复辟的反动势力只能暂时阻碍但无法长久改变历史向前发展的趋向。各国复辟政府都不能消除拿破仑在帝国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改革所引起的深刻变化。在此时期，资本主义经济仍然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英国接近于完成产业革命，法国机器大工业生产也有了发展。1825年在英国首次发生的经济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但同时也表明资本主义经济这时确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逐步扩展的产业革命造就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阶级，同时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们的力量都在不断增长，它们决不能长久容忍危害其切身利益的封建复辟制度。恩格斯晚年在概括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过程时指出：“1830年的资产阶级，同前一世纪的资产阶级是大不相同的。仍然留在贵族手中并且被贵族用来抵制新工业资产阶级的野心的政治权力，已经同新的经济利益不能相容了。于是必须同贵族进行一次新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结局只能是新的经济力量的胜利。”[5]恩格斯在这里不仅以英国为例，精辟概括了1830年前复辟时期阶级关系的特征，而且还深刻地预示着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战胜封建复辟势力的人民革命即将来临。
三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中工人的作用和这次革命对工人运动的影响
1830年在法国巴黎爆发的七月革命是欧洲封建势力复辟以来人民意志最卓越的表现，它实际上是一次全欧洲性的反封建复辟的人民革命。它使得资产阶级取得了对君主专制和土地贵族的决定性胜利，虽然在其中获得参政权利的还只是以金融贵族为主的大资产阶级。
巴黎工人在七月底重新拿起武器，同共和派民主主义者一起，经过三天的街垒战斗，推翻了复辟政府波旁王朝。法国自由资产阶级终于实现了它在1789年的愿望。然而，资产阶级撇开它的盟友工人阶级，独自窃取了胜利果实，抛弃共和国的口号而建立起维护它自身利益的奥尔良王朝。这就是由路易·菲力浦统辖的“金融贵族”新王朝。对于这次革命的特征与结局，恩格斯曾做过透辟的分析：“1830年的‘伟大的一周’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结果，是自由派和共和派结成联盟的结果。但事情成功以后，工人就被扔到一边，资产阶级独吞了革命果实。”[6]
法国七月革命在欧洲一系列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这里我们只需提到英国与德国。1831年10月在英国布利斯托尔等城市工人发动起义，有的城市工人准备进军伦敦。工人除表达改善经济状况的愿望外，还提出了议会改革的要求。人民群众运动声势浩大，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却希图通过妥协办法去达到目的。183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议会改革的法令，工业资产阶级巨头获得参政权利（而在此以前只有金融贵族得以参政），劳动群众仍然没有获得选举权利，结果导致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取代了维护大封建地主利益的托利党的统治。在当时仍然处于封建割据状况的德国，不可胜数的起义和骚动，也证明了人民和资产阶级运动的新纪元已经到来。1830年成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顶峰。
恩格斯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对这次革命做过详细论述，并精辟说明了它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指出：“1830年是最后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法国的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法案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所有国家都准备进行一场大搏斗。”[7]马克思对法国历史，特别是它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历史，认真地做过系统研究。这种系统的科学研究成果，构成他创立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因素。他曾经就七月革命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做过深刻的论述。他说：“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8]
法国七月革命成为世界近代史上一个新的转折点。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完全确立，虽然还没有彻底消灭封建制度残余，但这种以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君主立宪制，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它对工人与农民的剥削与压迫也更加严酷了。例如在英国，1834年议会通过了新的济贫法，废除了贫民货币津贴，把他们抛进管制异常残酷的习艺所——“穷人的巴士底狱”。在法国，则通过延长工时（16～18小时）、降低工资（并伴随推行罚金制度与商品付酬制度，在里昂工人工资下降50%），使得工人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这一切，使得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的阶级矛盾，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社会生活中上升到首要位置。
恩格斯在阐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历史过程时，十分强调这种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的重大意义，并深刻阐明了这种变化的社会根源。他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9]这就清楚地指明，在欧洲主要国家以七月革命为标志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使得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自觉地直接地反对资产阶级的独立政治运动便随之兴起。
四 七月革命后独立工人运动的兴起及其特征
19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法、英、德等国工人阶级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例如1831年与1834年里昂工人的两次武装起义，1839年5月有德国流亡工人参加的巴黎工人起义，1836年开始的英国宪章运动，以及1844年6月西里西亚与波希米亚工人起义。它们标志着现代工人运动史的开端。关于这几次革命运动的具体情况，本文不再赘述，因为有关论著都叙述得比较详明了。
这几次工人起义为什么被看作现代工人运动的开端呢？因为在这时无产阶级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与七月革命前的情况相比，这一期间工人运动的性质与作用也就不同了。正如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从资产阶级取得了全部政权，金钱的势力消灭了一切封建的和贵族的特权，资产阶级不再进步和不再革命并且本身已经裹足不前的那一天起，工人阶级的运动就开始领先，并且成了全民的运动。”[10]
当时兴起的独立工人运动的主要特征是，工人运动进入有组织地进行活动的阶段，即在这时的运动中已有一定的工人革命组织在起骨干作用。随着无产阶级直接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展开，各国工人革命组织相继出现，并在斗争中成长、壮大。例如在法国，产生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革命团体特别多，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的“四季社”。它创建于1837年，到1839年春已经拥有成员达四五千人，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作“纯无产阶级的组织”。在英国，有成立于1840年的“宪章派全国协会”，即宪章党。它是近代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到1842年，它拥有地方组织400个，会员4万名。流亡巴黎的德国手工业工人革命者的组织——“正义者同盟”，同法国工人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它不过是“四季社”的德国分支。1839年5月它们共同策动的武装起义，招致了共同的失败。“正义者同盟”遭受了同样的打击迫害，它的活动重点被迫迁移到伦敦。它采用各种名义迅速得到恢复，在瑞士、巴黎、德国国内都有它的分支。它后来被改建为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第一个国际性的工人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由于德国工人运动的这种特性，因而它被恩格斯称为“第一次国际工人运动”[11]。
与工人革命组织的建立相联系，在斗争中也涌现出许多堪称无产阶级领袖的著名人物。例如“正义者同盟”的工人空想共产主义理论家魏特林，可算是德国共产主义的创始者，他的学说具有作为德国无产阶级最初的独立理论表现的重要意义。又如法国“四季社”的创建者之一、著名的革命家路·奥·布朗基，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誉为无产阶级革命者，是“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他饱经革命战斗与铁窗生涯的磨炼，为法国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事业不屈不挠地奋斗了终生。然而从这些著名革命家的思想认识与理论素质来看，尽管他们在思想感情上都本能地带有强烈的革命倾向，但总的说来，由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缺乏科学的认识，甚至像魏特林这样坚定的工人革命家，也固执地反对进行科学研究和制定科学纲领，因而他们的政治主张与策略原则始终都带有空想与密谋的性质。他们的这种认识与主张，成为上述工人革命组织的思想基础与行动指南，给当时日益兴盛的工人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总之，当时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在指导思想方面的情况，恰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地支配着19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包括魏特林在内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也是这样。”[12]这种情况表明，工人阶级主观方面的条件已经不能适应现实斗争的客观需要了。
五 独立工人运动的兴起提出了创立科学革命理论的历史任务
从以上对19世纪初叶欧洲最发达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状况和工人运动的性质变化与特点的粗略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世纪30年代初开始，世界近代史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在法、英等国，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社会阶级矛盾，随之无产阶级有组织地反对资产阶级的直接斗争日益发展。这些英勇的斗争虽然都因遭受残酷暴力镇压而宣告失败，但它们却为探索实现工人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正确途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同时，沉痛的失败教训表明，工人革命运动亟须科学的革命理论去指导。这就是说，现实斗争迫切需要对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历史使命和革命道路做出科学的论证。列宁说得好，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当时各国工人革命组织及其领导者，对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历史条件与性质缺乏科学的认识。工人阶级的无数先进战士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英勇斗争，以血的代价探索工人阶级解放的正确道路。由此可见，制定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观和以此为思想基础创立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乃是历史发展向日益奋起求解放的工人阶级及其思想家与革命家提出的当务之急的任务。
六 马克思主义是适应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历史需要的产物
以上的几点论述，实质上是分析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基础。这些论述清晰表明，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应当分析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总的状况，并且切不可忽略其中的阶级关系变化和主要对立阶级的矛盾与斗争。19世纪30年代初独立工人运动的兴起，反映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发展成为社会主要阶级矛盾，从而创立无产阶级革命科学理论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独立工人运动兴起后的年代里成长的青年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适应时代的需要，共同完成了创立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观与革命理论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像任何学说的产生一样，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形成过程。如果从它的创始人确立世界观的探索时期算起，到《共产党宣言》宣告它的诞生，这个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十一二年时光（1836～1848年）；如果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年月来计算，那么这个过程只有六七年时间（1842～1848年）。
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发展状况来看，这个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他们合作之前的阶段可叫作酝酿阶段，它的主要内容是他们通过不同的途径，各自独立地先后实现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在一切理论领域里都达到了意见完全一致，从而为他们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后一阶段可称为共同创立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他们继续发展以前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总结工人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论争中逐步从各个方面阐发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使它们同国际工人运动初步相结合，以制定第一个国际性工人政党政治纲领的形式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可以说是一个不乏研讨的课题。在有关著作和教材中虽然已有论述，但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和钻研的问题。譬如说，在有关著作中常见到这样的提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运用唯物史观批判地研究和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成果，而创立起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的。这个论断是涉及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它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的理论原则问题。上述说法显然排除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济学研究和创立新的经济理论对于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在形成时，构成一个彼此制约、相互促进的统一过程，而且经济研究在其中发挥了理论基础作用。不言而喻，经济研究固然不能脱离唯物辩证方法的指导，但如若不运用新的经济理论科学地剖析与说明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和经济运动规律，那么不仅无法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就连唯物史观本身的制定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它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这一重要理论原则问题。
下面我们着重谈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现实斗争，对于创立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生活与工作在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他们都积极参加了当时的现实斗争和工人运动。恩格斯在他成熟的关键时期——曼彻斯特时期，就同宪章运动和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发生了联系，关注与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并把自己的大部分空闲时间都用来同普通工人交往。马克思在思想转变的决定性时期——巴黎时期，经常跟那里同盟的成员与领导人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者保持交往，并且还深入工人的劳动场所，参加他们的集会与讨论等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后，他们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发展到更高的形式。在此期间，他们不仅以自己正确的理论观点影响各国工人运动领导者的指导思想，而且还亲自组织德国的或国际性的工人革命团体，其中最重要的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过这些团体，他们领导开展了反对工人运动中流行的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并且他们总是在批判错误思潮的同时，逐步地全面深入地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对于传播他们正在制定的革命理论和提高工人运动的思想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并从理论上和组织上予以改造的，可视为国际性工人革命组织的“正义者同盟”，是使他们的学说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典型表现。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尤其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他们通过亲自参加同盟改组的代表大会和其他组织活动，使得他们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在同盟内取得了胜利。他们受委托撰写的同盟政治纲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则标志着作为工人政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同国际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宣言》的问世又为国际工人运动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时代。
[1]本文发表于《中国工运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熊子云，原中国工运学院副教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48～64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5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4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