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讲坛

民国前史：世界史在中国历史叙述中的进入

张生

摘要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论者对中华民国创生之前——“民国前史”的叙述，都延伸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甚至更前。其学理渊源，在于“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历史叙述的革命性变化，并随着欧洲列强侵略中国，改变了中国的“天下观”和历史观。

对晚清的革命党人来说，欧美民族国家思想的沐浴提供了建构革命思想的基本材料，1840年的屈辱，被论述为国人觉醒的重要起点。“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不仅是当年革命党人的革命主张，也是国民党人及相关谱系学者历史叙述的特点。而延续传统“正史”书写惯例的《清史稿》，不管是体例，还是其立场，都被断然摈弃，甚至一度被悬为“禁书”。

从革命史观来看，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中，必须论述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以便进一步讨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1840年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在中国的起点，作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中华民国，须从其逻辑起点论述其诞生的由来。

不管这些观点内部存在怎样的紧张，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目前论述民国起点的共识，这其实是把“民国前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来看，如此，“民国前史”实际上是全球史的思路，改变了司马迁以来中国二十四史的基本叙述方法、架构和取向。

关键词 历史叙述 民国前史 革命党人

一 兹事体大：政治合法性来源的欧洲版本

历史成为人类社会之必需，是因为历史叙述系讨论政治合法性的必由之路。

以“主权在民”为核心政治准则的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创生过程，是欧洲近代史的主要内容，欧洲强权借助资本主义的力量进行的全球扩张，催生了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史”。

本来，中世纪的欧洲，其政治合法性理论是“君权神授”，国王的统治权力来自上帝的授权。但是谁也没见过上帝，所以发明了一个制度，就是教会制度。这实际上是在世俗的政权和上帝之间设置一个“中介”，由教会的领袖——教皇来代表上帝，给世俗政权一个授权，让它获得合法性。当然有人质疑过这一“中介”，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但他的结局是在卡诺莎的大雪中鹄立数日祈求原谅。这样的安排必须有一些其他的制度来予以配合，如知识垄断，用艰涩的拉丁文做知识传播的主要工具；拉丁文的教育，局限在教士阶层。同时实行愚民政策，圣经的解释权集中在教会。挑战这一解释权的哥白尼、布鲁诺和伽利略等人，都受到了严厉制裁。

这个理论在中世纪末期遭到了严重挑战。首先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这场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阅读《圣经》来见证上帝。这一理论，得到了其他因素的支持：古腾堡印刷术兴起以后，廉价的《圣经》开始走进欧洲的千家万户，老百姓有可能自己购买、阅读《圣经》；同时，欧洲各地原本是方言的英语、法语、德语等等，慢慢地扩大了影响，成为各个规模不等的政权的官方语言。

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非拉丁语言的应用，各种语言文学经典的传播，世俗政权权力的壮大，慢慢地形成了一些族群，也就是ethnic group聚居的区域。这些族群，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民族怎么产生？需要一个契机，当一群人共同感受到外来的威胁时，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就会发生。

欧洲因缘际会，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后，这个契机出现了。法国人砍掉了他们皇帝的脑袋，这对当时整个欧洲的君主制国家震动极大，他们联合起来干涉法国大革命。法国人感受到共同的威胁，四面八方的法国人开始向巴黎聚集，反抗外国的干涉。在这个过程当中，近代民族国家的一些基本象征符号出现了。如国旗——法国人民打出了三色旗，这是近代意义上第一面民族国家的国旗；如国歌——《马赛曲》。

这里有个重要的问题：法国人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来反抗外国的侵略，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法国大革命对中世纪政治合法性理论做了颠覆性的改变，那就是从“君权神授”到“主权在民”：国家的所有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授权自己的代表来行使国家权力。因为这个国家是“自己”的，所以公民对这个国家负有无限的义务，在特殊的时期，可以献出生命。

法国大革命实际上标志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它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来行使权力；另一方面，国家必须保护人民的自由和民主的基本权利，不通过法定的程序和法律，不可以剥夺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这是一体两面。所以在法国大革命当中就产生了关于民族、国家、人民的系统性概念：公民或者国民，不分肤色、信仰、财富状况、教育程度，组成自己的国家；一个合法政权统治下公民的集合叫作民族。nation、state和people是同义的，法国人民、法兰西民族和法国国家，事实上是同一回事。nation、state和people的同义化过程，从学理来讲就是一个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

法国大革命稍后，北美和拉丁美洲的革命继续发扬法国革命的基本要义。“主权在民”的观念深入人心，彻底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这个浪潮非常强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很多催人泪下的“英雄”经典，比如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内森·黑尔，他说：“我遗憾只能为我的国家奉献一次生命。”也有很多人在哲学上做了阐发，其中有我们很熟悉的黑格尔。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非常庞大，可就像马克思说的，它可以归结为：民族走过漫长的历史，来到自己的终点——国家。

从欧洲发源的民族国家理念，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向世界各地传播，并逐步将各种自成体系、特点鲜明的“非欧洲”历史纳入近代世界史中。

二 受命于天：中国历史叙事的政治意涵和面临的挑战

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合法性来源跟欧洲有类似的地方，叫“受命于天”。怎么证明“受命于天”？中国的制度设计跟欧洲不一样：不需要中介。君主通过各种祭祀仪式，比如说到天坛、地坛、四郊去祭祀，直接跟上天沟通，保持神秘、独占和关键的自我解释权。《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很早就点出了其中的深意。

“受命于天”理论需要历史叙述的加持。开创中国二十四史先河的《史记》，给出了两种模式。

1.出生帝系，先天不凡：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夏本纪》）

2.神迹加持，异于常人：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

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殷本纪》）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周本纪》）

《史记》开创的这一历史叙事模式，在人迹昭昭的时代，仍然被继承。

《汉书·高帝纪》上云：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

……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困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妪何哭，妪曰：人杀吾子。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苦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受命于天”，则“天子”的治下名“天下”。什么叫“天下”？具象地说，“天子”所居之地叫京师。京师的周边地区叫京畿、京兆或者顺天府。顺天府周围叫直隶，南京做首都的时候有南直隶，北京做首都的时候有北直隶。直隶之外叫行省，行省之外是藩属，藩属通过朝贡体系，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向中原王朝表示效忠，表示接受王化和召唤。藩属之外，是为不毛之地或者蛮夷之地。这样一种同心圆结构的天下观，跟民族国家概念大异其趣。

“天下”时代的中国，不存在欧洲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来临时，面临极大的挑战。中国对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概念从被动接受，到被其形塑，构成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

这个漫长过程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鸦片战争，英国战胜后和清政府之间签订《南京条约》，强迫其割地赔款。而这个不平等条约当中包含了一个预设，这个预设是欧洲人按照自己的民族国家观念投射到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秩序之上的。该预设假定清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跟清政府签订条约方能够实现权力的让渡，这是非常悖论性的。众所周知，大清朝廷和近代意义上的政府并不是一回事，但此时，英国人把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套到了清朝头上，假定清政府有权代表中国人民。这里预设的内容含义丰富，也是中国从帝国转换成民族国家的关键外因之一。

但对这个观念很多人有不同意见，革命党人尤其反对。1894年孙中山第一次提出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革命党人陈天华、邹容等人的著述中，所谓的“鞑虏”，就是满洲人，在他们看来，满洲人跟欧美来的殖民者是一样的，而中国在明朝之后已经“亡国”了，所以要“恢复”中华。

为什么产生这样的观念？因为早期的革命党人很多受过欧美教育，或者是经过日本化的欧美教育。他们把学习的知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加以置换或者投射后，想当然地就把汉人看成一个民族，把满洲人看成统治中国的“异族”，是跟汉人不一样的民族。过去在历史研究中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后起的民族国家在创生过程中，特别是较早觉醒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型革命家，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前近代族群作为素材来进行建构。

辛亥革命之际，中国这批思想家迅速完成思想的自我革命。从10月10日起义到民国建立总共才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中，他们发现：如果驱逐“鞑虏”，就会导致“鞑虏”以及过去跟“鞑虏”同盟的那些族群从中国大家庭里分裂出去，所以他们提出“五族共和”概念，迅速消解帝国崩溃的重大后果。“五族共和”这个词，当时不光是革命党人这么说，立宪党人、袁世凯也这么说，连清廷也接受了这个表述。清朝皇帝退位的时候隆裕太后所颁诏书说：

……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1919年前后，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发现“五族共和”这个词要进一步深化和科学化，他们开始运用一个新的概念——“中华民族”。这个提法和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精神完全一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第一条：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看得很清楚，这个新国家现在有了从根本上解决政治合法性来源的思路：从受命于天、君权神授，到主权在民。“民”和“国”，成为基本的历史叙事关键词。

三 传统历史叙述的“反动”和民国前史叙述的新路径

1914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设立清史馆。1927年，《清史稿》初步编成，全书536卷，其中本纪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传316卷。

《清史稿》延续了中国传统“正史”的撰写架构，主要撰稿人赵尔巽等均为前清遗老，其文字为桐城一脉，几与已经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无涉，且政治立场站在清廷一边。其历史叙述，直接否定革命党人的合法性来源。关于武昌起义，称“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丙辰，张彪以兵匪构变，弃营潜逃……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号独立，举为魁者，皆称都督”。关于辛亥革命中被杀的清朝各大员，则溢美其“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关于南京临时政府，则称“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孙中山之名，在《清史稿》中只出现一次。

1929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国民政府行政院，指责《清史稿》诸人“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易培基反对《清史稿》，其用词却不乏前朝理念，他说：“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书当然焚毁。现今我政府不罪其人，已属宽仁之至，至其书则决不宜再施行海内，贻笑后人，为吾民国之玷，宜将背叛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

易培基的“永远封存”并未成为事实，如今《清史稿》是清史研究的必读书之一。但《清史稿》以纪传体为架构对民国前史的叙述方式，却真的成了绝唱。

在中国大陆，自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创立马克思主义线性进步史观以来，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发展一个必然的环节，被所有史家注意到。其中，两套代表性的《中华民国史》如此开卷：

1.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四卷本）第一章写道：

19世纪上半叶，清王朝逐步走上了衰败的道路，政治腐败，财政拮据，国防虚弱，危机四伏。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冲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列强争先恐后地侵占中国领土。边疆危机接踵而至，大片国土沦丧。

其随后的篇章分别讨论“列强在中国的争夺”、“外国资本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资产阶级社团的兴起”和“新型知识阶层的出现”，也就是说，该书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因素不断积累的逻辑中展开民国前史的。

2.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李新先生在序言中写道：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既是反清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又是中华民国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必须从它的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它被中国人民赶走，它在中国的势力灭亡为止。

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清革命产生的前提。……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初步的发展，才产生了由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领导的反清革命，并于1911（辛亥）年取得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的胜利。

在封建社会里，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在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下，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是有进步意义的。

其前六章分别为“清朝统治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和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和“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其核心理路与上书是完全一致的。

民国时人的民国前史叙述早有头绪，1914年，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议员的谷钟秀即著《中华民国开国史》，其绪论歧见纷呈，但以“海通”为开国的起点，十分清晰：

我国地势平坦，利于统一。又自古环列皆小蛮夷，不足争雄长，无竞争故不能进化。君主专制，数千年未尝少变。海通以来，屡被侮于外人。中经咸丰庚申之难，英法联军蹂躏我京师。光绪甲申之辱，法人掠夺我越南，已情见势绌。至光绪甲午中日之役，庚子拳匪之乱，创巨痛深。遂茫然失其所恃。而日本挟欧化之潮流，激荡东亚大陆益猛。于是负笈求学，渡东瀛之士，达一万三千人之多。欧化于是跃黄海盛输于我国，而政治改革之声，嚣然遍国中矣。

在这一关于中华民国的早期论说中，列强侵华史，就是民国前史。而日本在其中承担了转输欧美观念的重要作用，于今人论述影响尤大。

在中国台湾，我们以张玉法20世纪80年代的《中华民国史稿》为例，其序言十分明确：

所谓“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年代问题，数十年来我们大都接受1920年代末蒋廷黻氏在南开大学首次讲授“中国近代史”的断代观点，指“近代”始自1840年代鸦片战争。蒋氏以来（至1980年时），中国近代史[的著述]在台已有十余种不同版本，大都始自鸦片战争而止于民国肇造，亦有叙至抗日战争前夕的。我这里所指，乃自鸦片战争甚至应提前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拒绝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提出的要求。

不管是鸦片战争，还是马戛尔尼来华，实际上都是以中国进入全球史为讨论民国前史的逻辑起点。

四 余论

民国前史的叙述架构，流风所及，中国革命史、近现代史，乃至党史等各种著述，均以鸦片战争前后为起点，确凿地说明，近代以后的中国史，已经接受了世界史的进入，并实际上成为世界近代史的一部分，这体现了中国学界乃至各界晚清以来在世界史的时空结构中认知中国历史的特点，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史记》以来纪传体历史叙述的主流操作。

然而，形式上似乎有反例，比如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四册本），全书154万余字，分88卷，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序论”；第二部分为“纪年”；第三部分为百官职爵表；第四部分为“志”，含上帝教、政权、政体、食货、刑律、外交、文艺等20节；第五部分为“传”，收太平天国将领83人、女官13人、省郡行政官5人、“洋兄弟”3人、会党领袖24人、“叛徒”23人。形式上颇有传统史学的风味，但看内容，则有新的变化：

第一部分 序言 太平天国史卷一

一 开宗明义的说明

二 金田起义的前夜

三 前期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

四 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和政策

五 太平天国的兴亡和分水岭——天京事变

六 中外反动势力在反对太平天国中的结合

七 后期艰苦卓绝的战斗

八 太平天国革命永垂不朽

其在世界史的范畴中重新架构太平天国史的追求，完全不同于《清史稿》，而鸦片战争这一分水岭的标志意义，在太平天国“前史”中的含义亦被凸显。这一“反例”，恰恰说明了“民国前史”追溯到鸦片战争前后的做法，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产生的深远影响。

[张生，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