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

张生

阮文达公云：“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百年之前，华夏沦丧，屈辱频仍，朝野时彦，乃以坚船利炮尚不足，而专美西洋制度文章，暴蔑孔孟以来诸儒阐明讲说之理，以谓不足存。当是之时，南雍诸子深为叹息，以为削足适履，偏废一端。柳先生诒徵尤以为此非孔孟之厄，实中国文化之厄也。为“共阐前古之积绪，而期今后之精进”，乃率南雍诸子，成立史地研究会，创办《史学与地学》《史地学报》《国风》杂志，昌言国故新知，抵排适莫之见，为一时风气所钟。今百年倏忽已逝，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诸后学出版《史地》，踵步前贤，劝诱来学，兹述弁语，以揭宗旨立意焉。

呜呼，人类文明，以史为经，以地为纬。史地之为学也，中西先贤经世之大法，所以通天道、明治术而立民极者也。《禹贡》九州，《洪范》八政，践土食毛，莫非吾中华之地也。史迁所记，通鉴所述，石室金匮之书、郡县乡里之志、宗亲氏族之谱，莫非吾中华之史也。中华史地之学，与希腊罗马诸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宏谟大训，颇多共通之处，参以近世西儒之宏纲巨领、良法美意，吾国巨子步天治地、经国临民，岂不尽知矣？！

何谓通天道。因民俗而知天，原天道以定礼。吾国史学，起于礼官。周官五史，由司天而治人。故伦常者，礼之本也；仪节者，礼之文也。礼官司天料民以赞治，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视西洋之史起于诗人，学者得之传闻、追溯其事者不同，各有精擅。国史官书，通天道、述人伦，鉴往而知来，为经邦之渊薮，亦立身之宪纲。吾国贤哲，上畏天命，下畏民碞，惟虑言动之有愆，致贻国族以大患。生以史书考行止得失，死畏汗青记千秋之功过，以历史为宗教，故能相勉从善、屈己从人，此皆先民之遗泽也。而西洋革命以降，昌言之德先生与赛先生，正与孟子之“民贵君轻”、汉人之民主举察、阳明之守仁爱民明投暗合。吾人美吾之美，美人之美，不激不随，融汇中西，因行事而明天理，即天理而察人事。斯吾辈之宗旨一也。

何谓明治术。古之人未尝离事而言经，亦未尝背经而行事。汉人治经，以《易传》通阴阳人事，以《洪范》察变，以《禹贡》治水，以《春秋》决狱，以《诗》三百当谏书。史地之为学，所重者在义理也。徒骛事迹，或专涉饾饤，皆未得史地学之究竟，诚非杜君卿所谓“有用之学”也，亦非亚里士多德、赫拉克利特打通形与质、穷究逻各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之至意。若蔽于订伪摭琐、穿穴比傅，徒以勼孴史料、矜奇炫博为能事，恐乃小成之学，非中西君子大成之义也。道术相济，格物致知，学以致用。斯吾辈之宗旨二也。

何谓立民极。《周官》云：“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极者，中正之谓也，道之所在也。故中西君子，学以为己，教以为人。柏拉图云：“人心可分为二，一部较善，一部较恶。善多而能制止恶，斯即足以云自主，而为所誉美；设受不良之教育，或经恶人之熏染，致恶这一部较大，而善这一部日益侵削，斯为己之奴隶，而众皆唾弃其人矣。”前贤布其乃心，讲和谐、说爱人，作宪章、为法度，明德新民，以德德人，以立其极。德义立，善恶辨，则民极立矣。由是知讲史地之学，重在能知德义之府、生民之本，不徒以诵述其事、研阅其文为尚也。匡一代之浇漓，传共同之价值，返诸淳正，以有裨益于学术治道。斯吾辈之宗旨三也。

古人非执道德以驭史，而在治史以明心见性，以蓄道德，以致良知，以养性格，以重理性，以明天命，以知规律。以前哲之经验，启后学之秉懿，涵养“敬”“慎”之心，然后知人不能转史，而史足以化人。孔子作春秋，荷马书史诗，前人治史，不能禁世之无乱也，而能读诸贤之书者，必思德义所在，拨乱而反之于正。此数千年来，寰球生民所以服膺名教，兢兢然以致力于人伦日用者也。小子等心向往之也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