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家发展的含义
“国家发展”是本研究中的核心概念。要对此核心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除了要对概念本身进行界定以外，还可以通过相似概念之间的辨别来更深刻地把握。
一 “国家发展”的概念
“国家发展”作为一个描述和分析国家这个政治单位的整体进步状态而构建的学术概念，始见于周平的《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一文。在该文中，“国家发展”是指“国家通过有效的治理和外部竞争来稳定政权，增加社会财富，提升公共利益，建立必要的安全保障，获得较好的外部环境，产生国际影响力，从而达成一种整体性的进步”。“国家发展是国家治理水平和国家参与国际竞争所取得的成果的综合体现。谋求自身发展，是所有国家追求的目标。”[35]就本研究而言，“国家发展”指的是国家通过各种方式而实现一种整体性进步的国家状态。国家发展与否主要是相对自身而言的。实现国家发展的方式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种手段，一般而言需要多种手段综合作用，关键是实现国家的整体性进步。和通常意义上讲的国家发展主要针对经济发展不同，本研究中的国家发展必须是综合性的发展和进步。
人类社会之初，本没有国家。国家是人类出于有效管理社会的需要而创设的一种政治形式，是构建的产物。作为人类构建的政治形式，国家必须具备两大基本要件：一是国家权力，二是疆域。国家权力是一种以暴力为支撑的公共权力，是构成国家的基础性要件。离开国家权力，便无所谓国家。同时，只有形成了以暴力为支撑的国家权力，才可能依凭国家权力占有和控制一定的地理空间，形成疆域。而疆域则是“国家构成的第一要素……没有疆域就不成为国家”[36]。疆域是一个与国家相伴的要件，既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地理空间，又是国家开展统治或治理的地理空间，更是国家谋求自身发展的基础条件和所取得成果的体现。
谋求自身发展，是所有国家追求的目标。国家一旦建立，就需要从两个维度谋求自身的发展。一是国内维度，必须处理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有效统治和国家治理，构建并维持政权合法性，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加社会财富，提升公共利益，增强国家认同。二是国外维度，必须处理好本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有能力建立起安全保障，以确保国家自身存续，这是国家最基本的对外职能。其次，国家还须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并争取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推动国家发展的两大途径对应以上两大维度，国内治理和国际竞争与合作对于推动国家发展缺一不可，二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影响和制约。
国家发展本质上是指国家的整体性进步状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对于国家之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方面构成的整体状态而言。换言之，国家发展是国家自身纵向比较的产物，比较的维度就是国家的整体状态。如果只是某一方面进步，其他方面都退步，则很难表述该国实现了国家发展。同时，国家发展也并不必然要求各个方面都进步。需要强调的是，在反映国家发展的各要素中，政治最为基础，如果政权稳定出现问题，其他方面肯定大受影响。而经济也是基础性且容易量化比较的维度，包括与自身的纵向比较和与他国的横向比较。军事在各要素中占据关键性地位，尤其是在具备无政府属性的国际体系当中，国际竞争往往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总而言之，国家发展是个比较的概念，主要通过和自身的纵向比较，辅之以与他国的横向比较来判断国家是否发展。
二 相似概念的辨别
（一）国家建设与国家发展
“国家建设”作为一个概念，经常被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界所使用，与之相对应的英语词语是“State Building”。而反过来，对“State Building”的理解存在差异，主要包括“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构建”以及“国家建设”。
“国家政权建设”较早被查尔斯·蒂利（Charls Tilly）使用。他使用此概念有特定含义，主要指称18世纪欧洲国家中出现的政权的官僚化、渗透化、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现象。“国家政权建设”主要围绕国家权力下沉及相应的社会反应展开分析，并形成“士绅”、“官治、民治”以及“国家、地方性”等进路，采取的基本叙事逻辑是“国家权力下沉—精英动员—社会反抗”。对该分析框架的内在张力，学界已关注并积极回应，如彭慕兰的《腹地的构建》、张静的《基层政权》、张信的《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等，均对其展开了批评。胡宜也认为查尔斯·蒂利对“国家政权建设”概念的使用“最大的局限在于将国家理解为一种同质和固化的对象”[37]。
“国家构建”概念较早被英国学者T.马歇尔（Marshall）和德国学者本迪克斯（Bendix）使用，出现在其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中。他们认为“国家构建”是一个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的理性化过程。其对“国家构建”概念的使用着重于国家、社会及市场三分的陈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想类型。
而“国家建设”是指获得现代国家所具有的特征和身份属性（如民族国家、民主国家、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成员等多重身份属性）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国家政权的官僚化、集权化、渗透性以及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强化、不断扩大财源等多方面的内容。它是由传统国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建制过程，也是在超越传统国家的前提下建立和不断完善一整套具备现代国家基本特征的组织、价值和制度的历史过程。[38]胡宜对“国家建设”进行了一种“中国语境”的界定，将“国家建设”的主体内容分成三个方面：一是观念或文化层面的国家建设，即认同性建设；二是制度与机构层面的国家建设，即体制性建设；三是权力和运作层面的国家建设，即实践性建设[39]。
综上所述，中外学者对于“State Building”[40]的理解存在差异，主要理解为“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构建”以及“国家建设”，这三者之间的本质和含义相差甚远，而这三者与国家发展概念之间的差异更大。最为明显的是前三个概念关注的是国家内部情况，不管是国家的政权，还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抑或是认同性、体制性以及实践性建设，针对的主要是国家内部，主要是一种内向性的视野和取向。而国家发展讲究的是内外结合，包含的是一种内外结合的视野和取向，不仅要关注国家内部的相关建设，还要谋求外部的发展，不仅包括国家政权的发展，还包括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
（二）国家崛起与国家发展
伴随时代的发展及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外学界对国家崛起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相关学术成果逐渐增多。但大家对“国家崛起”的概念界定却不明确。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和美国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分别出版了关于国家崛起的著作，即《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和《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他们对崛起的理解基于霸权的角度，这符合他们所属国家的国际地位状况。所以，“在西方语境下描绘的‘崛起’，带有霸权交替、权力转移的潜在逻辑，因而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引起传统霸权国的不安。”[41]
而中国学者阎学通将国家崛起界定为“新兴大国实力与其他强国的差距迅速缩小，或超过其他强国”[42]。门洪华则强调国家崛起即“一个大国成为国际社会举足轻重、受到普遍尊重的最重要国家（或之一）”[43]。任东来指出国家崛起的含义和所谓的“赶超”相似，不论是崛起还是赶超，显然就是要以一定的“加速度”，缩小与一些强国在某些方面的差距，超过与自己处于同一或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44]。而李少军强调，“国家崛起不仅涉及伴随经济力量发展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国家发展空间的重新分配及从弱国变为强国，而且可能涉及国家间的冲突甚至战争”[45]。
综上所述，国家崛起所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实力相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国际格局中的大国或强国而上升的过程，其参照物是其他国家。就“崛起国”而言，其崛起所经历的历史进程只是整个国家历史进程中的一小部分，因为没有永远的崛起，也没有永久的霸权。崛起不仅影响本国，还会影响整个国际秩序。
由于国家崛起所经历的时段只是国家历史进程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有必要确定国家崛起的起点和终点，从而明确国家崛起的时段，这是分析国家崛起的基点。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分析和研究“崛起中”的国家和“崛起后”的国家。此外，我们必须将之前和现今所研究的国家崛起区别开来，避免将历史上的崛起和现今所研究的崛起混淆，更要避免将一个国家的崛起时限拓延至崛起后阶段，人为拉长崛起后的发展阶段。
国家发展与国家崛起既有区别，又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就区别而言，国家发展主要描述的是一个国家相对于自身的整体性进步，采取的是一种内外相结合的比较；而国家崛起主要关注的是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主要是一种外向比较。此外，每个国家都可能实现国家发展，国家从建立之日起，就须追求国家发展，这将伴随整个国家历史进程，而并非每个国家都能实现崛起，国家崛起注定只属于极少数国家。而且，即便是实现崛起的国家，国家崛起历程也只占其整个历史进程中的一小段。
而就联系来看，国家发展是实现国家崛起的必要条件。国家要实现崛起，首先应谋求国家发展。但是，国家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国家崛起，因为要实现国家崛起，还需要历史机遇，需要在与他国尤其是大国或强国的博弈中取胜。因此，国家崛起必定意味着国家发展，而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发展，而是极大成就的国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