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因素指标分析
（一）ISM计算结果分析
风险管理理论通过事前防灾、事中应对和事后恢复的过程体现，韧性理论涵盖系统风险的吸收、适应及恢复能力，两个理论的交互表现为风险事件的事前吸收能力、事中适应能力和事后恢复能力。ISM计算结果对应两大理论，在所得指标层级中，直接因素（第一层）体现系统的事中适应能力；中间层中的第二层到第五层因素体现系统的事中适应能力，第六层因素对上述三种能力均有体现；根本因素（第七层）对上述三种能力均会产生影响，体现其根本作用。ISM计算所得三种因素的区别表现在对系统韧性的影响分别表现出直接、间接和根本三种类型，影响的传导链条从短到长，三种因素的联系表现在对系统韧性产生影响是通过因素间的传递实现的，传导链条将所有因素联系起来。
1.直接因素
根据ISM计算得到城市复杂公共空间韧性因素的层级划分图。根据图3，位于最上层（第一层）的因素为A2（室内音量分贝）、A3（空间环境清洁程度）、C4（人群行动方向指示标识），为影响系统韧性的直接因素。直接因素对下层因素不会产生影响，而下层所有因素均会对其产生影响。A2、C4两因素的直接影响作用体现在系统灾害发生后的应急救援阶段。A2直接影响应急救援阶段逃生引导信号的发出和接收，现场疏散指挥行为包括口头指挥和公共广播指挥[57]，《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规定，“在环境噪声大于60dB的场所设置的扬声器，其播放范围内最远点的播放声压级应高于背景噪声15dB”，由此体现A2的直接影响作用。C4在应急疏散过程中起到引导作用，辅助完成快速疏散。另外，A3影响风险事件后的人员安置，如2008年中国南方冰雪灾害造成近10万名旅客滞留在长沙火车站站内空间，空间环境的清洁程度与疫情的控制、旅客心理的安抚等直接相关[58]。以上三个因素均体现系统的事中适应能力。
2.中间层因素
ISM模型中第二层到第五层中，每层单一因素产生逐层影响，分别为A1（室内温度及湿度）、A5（空间内保洁人员数量）、A6（空间内卫生防疫人员数量）、A4（室内地面清扫保洁面积）。首先，城市复杂公共空间内每一层通常为面积较大的公共空间，如候车厅空间、地铁站内换乘层空间等，为防止灾后（尤其是自然灾害）公共疫情的发生，清扫保洁及传染病的预防工作尤为重要[59][60]。保洁面积的增加会增加空间内卫生防疫工作量，防疫人员数量增加，保洁人员数量也会随之增加，表现出防疫人员数量对保洁人员数量的影响。保洁和防疫工作的开展，会进而对室内的温度和湿度产生影响，最终影响空间环境清洁程度。上述四个指标体现系统的事中应对能力。
ISM模型第六层中包含9个二级指标中的41个三级指标，直接对A2（室内音量分贝）、A4（室内地面清扫保洁面积）、C4（人群行动方向指示标识）产生影响。9个二级指标分别为物理结构、交通可达性、经济支持、密集人流特征、给排水设施、电力系统、消防设施、自然环境和政府管理。这其中，C1（密集人流点位数量）、C2（密集人流点位位置）、F5（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数量）等因素会对室内音量分贝产生直接影响，主要包括人员声音和机器报警声音[61]；物理结构类别中的空间层数、设计容量等因素直接影响室内地面清扫保洁面积，空间层数和设计容量与保洁面积呈现正相关，上述C（密集人流特征）和P（物理结构）两类指标体现风险事件事前吸收能力；政府管理类别中的G9（风险事件预防措施）、G6（安保设施和设备的类别和数量）等因素直接影响人群行动方向标识因素[62]，体现风险事件事前吸收能力和事中适应能力；另外，经济因素等体现事后恢复能力。
3.根本因素
ISM模型最底层（第七层）中包含的单一因素T3（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影响城市复杂公共空间韧性的根本因素。城市复杂公共空间所处的地理位置直接影响第六层中的9大类因素，地理位置决定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地质结构，不同地质结构对城市复杂公共空间的物理结构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影响设施设备的设置，包括给排水设施、电力系统和消防设施；地理位置根据连接道路的情况影响交通可达性，交通可达性对人流密集特征和应急救援过程产生直接影响；另外，所处地理位置不同，行政管辖也不同，因此影响政府管理措施的制定和经济支持情况。
总体来看，T3这一根本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区别表现在，其对系统韧性的影响最为间接，对系统韧性产生根本影响，其他因素不具有代替性。另外，这一因素与其他因素的联系表现在，这一因素通过影响其他因素逐级影响系统韧性，并会对风险管理理论和韧性理论交互的三阶段均产生影响，与其他因素共同形成系统韧性影响传导链条。
（二）AHP计算结果分析
根据AHP计算得出ISM模型第六层中41个因素指标的权重大小，反映各指标对城市复杂公共空间韧性影响的不同重要程度。根据表6，可知不同二级指标类别内的三级指标排序呈现整体分散、相对集中的状态，其中，排名前10位的指标主要为经济支持、物理结构和政府管理类别，排名后10位的指标类别主要是自然环境等，人流密集特征、电力系统等类别集中在中间区段。AHP计算所得三种因素的区别表现在对系统韧性的影响程度大小不同，从前段到中段再到末段依次减弱，三种因素的联系表现在41个因素均处于同一级，在因素影响传导链条方面，这些因素处于同一个节点上。
1.排序前段因素
根据表5中对二级指标权重的计算，对系统韧性影响最大的3个二级因素指标依次为E（经济支持）、P（物理结构）、G（政府管理）。在经济支持类别中，E1（对复杂公共空间的财政拨款）和E2（风险事件后紧急救援的财政储备）在三级指标中排名前两位。韧性理论所涵盖的风险事件吸收、适应和恢复能力均需要各类资金的支持，经济支持作为应对灾害的重要保证和支持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63]，因此财政拨款和财政储备对系统韧性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
在物理结构类别中，P2（地下空间层数）、P1（整个复杂公共空间层数）和P3（层间连接楼梯/自动扶梯数量）3个因素对系统韧性的影响排在前5位，空间层数反映结构上的复杂程度，地下空间层数和层间连接楼梯/自动扶梯数量越多，结构的复杂性增加，管理难度和应急疏散难度也增加。
政府管理方面，G5（安保人员数量）、G6（安保设施和设备的类别和数量）、G7（专业救援人员数量）和G8（救援物资储备）共同排名第10位，对应风险事件事前的吸收能力和事中的适应能力。以上三类因素被确定为影响城市复杂公共空间韧性的重要因素。
2.排序中位因素
C（密集人流特征）和ES（电力系统）等类别排序在中间区段。人流密集特征涵盖C5（每一密集人流点位的平均安保人数）、C3（各层人群聚集密度）、C1（密集人流点位数量）、C2（密集人流点位位置），其中C5排名第四，因此密集人流特征也被确定为影响系统韧性的重要因素，密集人流点位的数量增多和位置聚集会增加管理难度和拥堵踩踏风险，此时系统只要受到较小的扰动就可能导致较大风险事件的发生[64]，因此需合理布置每一密集人流点位的平均安保人数，起到引导作用。
电力系统类别，包括指标ES4（应急供电设备）、ES1（平均停电频率）、ES2（平均停电持续时间）、ES3（电压合格率），ES4涉及应急救援，排序第7，其他指标排序在中间区段。电力供应是系统运营的必备条件，停电和电压相关因素指标可反映系统电力供应的鲁棒性，目前大型公共空间等均有备用电源，因此电力系统因素排序中位。
排序中间区段的还有政府管理、交通可达性等类别，包括G1（多部门之间建立的有效合作机制）、G2（总体应急预案制定时间）、G3（专项应急预案数量），部门之间加强合作、制定风险事件的应急预案可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增强系统韧性；交通可达性方面，可达性越高则对于风险事件做出的反应越迅速，应急预案及其措施越能迅速施行，T1（连接交通方式数量）和T2（连接的道路数量）直接表征交通可达性大小。
3.排序末段因素
排名后10位的指标类别主要是自然环境，由于自然灾害的发生属于不可抗力，从管理角度来看，可通过制定应对措施开展积极的应对工作，包括建立应对自然灾害的专项应急预案、制定应急措施等。另外，给排水设施W中的W1（最大供水量）和W2（最大排水量），会对火灾和洪水灾害风险的应对产生影响，由于这两种灾害的应对同时可通过专业应急救援队的援助完成，因此这两个给排水设施指标所占比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