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中华帝制社会是延续两千一百三十三年的存在，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一超长期的存在，习惯性地被赋予了古老、沉重甚至腐朽的意象，而让人们忘记了它也年轻过，在演进的过程中新鲜因素不断加入，它自我调适，腐朽的同时也有新生。汉魏六朝是中华帝制社会新生与初见腐朽的时代，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中华帝制社会在此一时期新生、腐朽的某些特质及其自我调适的过程，就是“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汉魏六朝帝制社会研究系列”的初心所在。
提及帝制，我们往往不自觉地会想到秦始皇，如果认为这是中国帝制的开端，应不会有太大的疑义；同时我们也许会联想到另一个概念——国家，它又是怎样形成并逐步被接受的？三代以来形成的松散的国家，今天看来在一定意义上与此后的国家概念存在很大区别，其间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认知，或许只是向下的统治与向上服从统治的关系，这种对政治的简单概括尚不足以形成国家的认知，其最大的缺陷即忽略了被统治者群体的意识与观念。从三代的松散联盟经过春秋战国的浴火，一种高强度的统治形式应运而生。宏观的帝制不仅仅是皇帝制度，伴随着皇帝制度的产生，与之相关的所有政治生活的内容或许都应包含在其中，现代史学中“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或许一定程度上与这一内容有较多重合。
回到国家的概念，两个最重要的要素即为统治机器与被统治群体（抛开人的要素，地域本身并不能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内容）。提及“社会”，往往很难给它下定义，但在帝制社会这一话题下或许不难理解，即被统治群体所形成的共同体，它拥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我们对古代中国稍做了解就会发现，国家并非一步即达到我们今天认知的面貌，或许可将其理解为伴随着帝制一步步被灌输并缓慢获得认同的观念存在，而并不是简单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对古代社会的认识，提及社会观念或意识形态，掌控这一话语的群体往往指代的都是读书人，先秦以来所谓的“士”、魏晋隋唐以后的“士大夫”，这里姑且称之为“知识人群体”。他们借用社会的概念出现在政治中，从而代表了社会的话语。奇怪的是，他们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努力，就获得了这一代表权，堂而皇之地以社会或“黔首”的名义，向权力的掌控者摊牌，攫取属于其自身的利益。事实上，在古代中国社会，如果剔除知识人群体，芸芸众生极少能在政治生活中表达他们的认知与政治态度。如果将知识人看作一个群体，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可以明确地看到他们的成长历程。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知识人群体并未表现出独立的观念，也未能形成群体的自我认知，相反他们只是岌岌于在政治上获得显赫的地位，从而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或许地位在其中显得更为重要。从这一角度而言，他们只是政治的附庸或追逐者。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体现了执政思想的选择与坚守，国家层面所表现出的仍然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统治遇到观念的第一次反抗，或许正是秦朝的灭亡，抛开政治的高压与农民的反抗不论，我们看到旧秦国境内并未出现太多混乱。秦灭以后，战国时期的熟悉面孔（齐、楚、韩、赵、魏等）又陆续登场，这一情况甚至在西汉前期仍有相当长时间的持续，在郡县制的现实中，司马迁在撰述传记时仍不时有“楚人”“赵人”“齐人”等记载。从这一角度而言，可以认为这是新的统治思想被旧的政治观念掀翻，呈现政治革新背景下观念滞后的特点。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国认知下对社会观念的忽略到其自身遇到挑战，体现了社会意识的形成是无法阻挡的，加强对于这一意识的控制势在必行。从周厉王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焚书坑儒”，再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朴素的防范到引导与规范舆论，如果说这仍是政治话语内部的事情，则伴随着社会文化的稳步发展，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中国社会出现了剧变。伴随着“士”的觉醒，公与私、忠与孝，这些原本在儒家理想统治下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在儒家经学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社会观念下，开始出现频繁的抵牾与冲突，并被列入讨论的范畴，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结论。
帝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对统治，服从不再是与生俱来的原罪，而被套上了条件。对政治关怀的“忠”遇到了挑战，甚至在很多场合下不得不让位于私门伦理的“孝”，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出现了不一致甚至是直接冲突。在此前朴素国家观念以及帝制开创阶段一直缺席的社会观念姗姗来迟，代表着统治机器的帝制与社会的对立统一成为政治生活中无法忽略的隐含话题。随着两汉教育系统的发展，知识人群体空前壮大，群体的自我认同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作为社会的代言人，知识人群体开始向当政者说不，其精英群体——名士，虽然仍一定程度上抱有政治关怀与理想，但背靠强大的“粉丝群体”，他们在政治中表现得极为强势。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与群体内部交流的深入，围绕着“海内”的概念，他们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共同体，疯狂地拥抱着自己的价值观念，与传统的政治伦理分庭抗礼。虽然这时候表现最明显的是对东汉朝堂的抗争，但更广泛地体现为对一直以来传统观念的对抗。“名”之所及，舍身忘家，区区仕途，在这一观念下瑟瑟发抖。出仕为官，虽然体现的是政权在统治区域内拣选人才，但从读书人的角度而言，对选官活动的参与也表达着其对政权的认可。“不应辟举”作为“名”的试金石，虽然产生于东汉，却不同程度地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对选官活动的排斥成为建立名望的重要标准，它并不是直接的不参与，而是在被选中的情况下，对这一机会弃如敝履，表现为对理想结果的拒绝，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政治不合作的态度，社会话语全面超越了政治话语。名士领袖们“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以社会精英的身份代替国家规范社会，桥玄建议曹操访许劭以建立名望，可见三公的号召力不及汝南郡功曹，如果放到郭泰身上，这一点体现得似更为突出，其背后是政治话语的全面衰落。政治的号召力全面让位于社会话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否拥有这样的号召力与他们居官与否并无太大关系。在这种疯狂甚至癫狂的情绪下，古代政治生活中不时露脸的清流第一次走上政治舞台。这是东汉为此后的魏晋南北朝留下的遗产。
汉末的大动荡带来的不仅是政治的解体，更是社会的全面重组，东汉的清流陷入低谷，在这片废墟上建立起的是军事主导的政权，军事主导的时代已经到来。政治秩序成为重组社会中唯一的秩序，名士共同体失去了知识人群体的力捧，也就失去了舆论的主宰，无法独立形成规范社会的号召力，从而只能在官僚群体中悄悄重建。长期的分裂与割据导致官僚群体同质化情况严重，继承色彩浓厚成为三国的共性。曹魏的颍川势力、孙吴的江东旧族、蜀汉的荆湘人士，在同一时期相互对立的三个政权中，都形成了稳定掌握权力且带有浓厚继承色彩的特定群体。伴随着统一的步伐，蜀汉的既得利益群体随政权陪葬，江东旧族也走向式微，不同的是曹魏的特定家族在经历魏晋革代的洗礼后重装上阵。他们并未仅仅停留在追求政治权力的层面，反而依据权力装扮后形成了新的名士群体，家族的概念伴随着官僚群体也渗透到新建的士林中，这就形成了现代史学中“士族社会”的概念。整个魏晋南朝，政治话语一直臣服于严重官僚化的名士话语，名士的递补也逐步关闭了下层人士进入的大门，知识人群体的凝固与更新的停滞，使得它显得既脆弱又异常顽固，东晋南朝虽然政变频繁，建康的士人社会一直屹立不倒，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知识人群体的极度自我认同及在话语上的优势，导致政治话语难以展开，整个魏晋南北朝所体现的往往是依赖军事为基础的政权臣服于既有的社会观念，无法实现对社会的规范与重组，其所求不过是加入这一群体而已。或许改变这一形势的唯一途径是完成统一，对知识人群体进行全面调整，颠覆其固有的体系。此后，隋唐正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科举制的建立与扩招，印刷术导致的知识大爆炸与平民化，使对知识的垄断被打破，知识人群体的结构在这一背景下被冲击得支离破碎，国家的观念在此过程中得以重建，科举逐步得到全面认同，政治重新树立主导地位。但这种引虎驱狼的方式留下的弊端显而易见，知识人群体空前扩大，短暂的阵痛后，迎来的必然是稳定与沉淀，科举制实现了国家观念的主导，士大夫社会的形成也随之产生，清流来得虽然远不及东汉时期迅猛，却稳定地出现在此后的政治生活中，帝制与社会在不一致的步调下互相冲击，寻找着妥协的平衡点。
秦汉六朝无疑是中国古代帝制社会问题的开端阶段，在政治上，经历了新体系（三公九卿制度）的建立与解体，另一个新体系的酝酿生成过程。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阵痛，实现统一，迎来了新时代，也迎来了新问题，空前辽阔的疆域，为统治带来了难题，地域性的差异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帝制虽然建立，皇权传递的方式却一直难以固定，若隐若现的嫡长子继承制，虽然被作为原则，但似乎又从未被严格遵守。观念的冲击带来的信仰危机如梦魇般牵制着统治者，普天之下不见得都是王土，率土之滨也并不是毫无保留的王臣。皇权不下县的现状与如何才能让皇权下县的努力并存，帝制的权力在社会层面的展开，一方面表现出努力向下极力实现统治不留死角的控制，另一方面是基层抵制权力的介入，为地方力量撑起发展空间的反抗。从汉武帝打击游侠豪强到光武帝对地方豪族力量的无奈，可以看到皇权向下伸展又向上收缩的过程，在此形势下，东汉后期的局面似乎已呼之欲出。
这套书共包括四部专著，其中秦汉史两部、魏晋南北朝史两部，如果抛开具体的章节安排，按照时间线索审视，有三位作者不约而同揭示了长时期战乱对于政治家的影响：习惯于用斗争手段而非“文治”来解决政治问题，即便明明知道可采用的文治策略。具体到秦，崔建华博士在其专著《秦汉社会观念与政治秩序论稿》中用四篇文章来探讨秦国、秦帝国的政治文化。在其中的一篇，建华博士论道：“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代革命的宣言书中虽然未见‘暴乱’一词，但字里行间充斥着对敌方暴乱的论述，其主要内容是意在表明对方违背天意、民心。相比之下，初并天下诏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虽然明确使用了‘暴乱’一词，但通观诏书全文，不见对天意、民心的吁求。读史者所能看到的，是以违约为理由而展开的对东方六国连篇累牍的指责。秦始皇声称，韩国‘倍约’，赵国‘倍盟’，魏国‘始约服’而后‘谋袭秦’，楚国‘畔约’，因此，诸国的灭亡是咎由自取，怪不得秦国。”显然秦始皇等对于自身反思不足，更完全忽视“天意、民心”这两个政权合法性的基石。那么，这是秦的特色吗？建华博士继续论述：“秦始皇执约以责，理论建设采取这样的模式，以后世的眼光看来，并不高明，甚至显得有些笨拙。不过，放在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环境中，秦始皇的做法自有其缘由。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应当关注约誓会盟在战国政局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暴力的合理性在现实需要、历史传统、天地自然之理等方面得到全方位论证的情况下，秦人以违约为借口，‘蛮横’地剥夺东方诸国的自卫权，也就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至少也会减轻不少的罪恶感。”如果对建华博士的观点略做非专业的通俗解释，可以说秦始皇的生硬态度、生硬政策是长期战乱形成的政治文化的自然流露，并非秦所独有。换作山东六国会好一些吗？虽说历史无法假设，不过从建华博士的研究来推论，恐怕不会有明显改善。为什么呢？因为，在权家玉博士的论著《魏晋政治与皇权传递》中能读到类似的观点，“魏晋政治总体而言，皇权在行使过程中偏重权力的营造而轻于王朝的塑造，政权一直停留在生存的顾虑，而忽略帝国观念的灌输。大体曹魏并未统一，长期的三国鼎立使军权仍为国家第一要务，西晋的建立，虽经长期的作家门营造，终究基础薄弱，这也是晋武帝在权力建构中种种奇怪举动的根源。西晋虽然统一，三国长期分裂的观念犹存，激烈的政治斗争使皇权的视线始终聚焦在王朝的生存线上，干宝所谓私天下之心正为此而论，何曾所谓不闻经国远图，正是西晋一朝整体情况”。天下的崩溃迎来了军权至上的混乱时期，然而却未能带来统一，反而形成了极为罕见的三国稳定对峙。如果说曹魏政权和秦一样文化积淀不够，那么河内司马氏及其统治核心成员则代表了当时文化积淀最为厚重的那个阶层，在通过政变夺取曹魏政权后，他们却迎来了权力展开的困境，这就决定了其仍同样受百年政治斗争的影响，过于重视权力的掌控范式，这一时期的立国政策设计都是重在防范，全局观、包容性有所缺失。如果读者对于两汉之际的历史氛围和汉末魏晋的历史氛围有过比较的话，就能领悟家玉博士的观点。[1]建华博士、家玉博士所揭示的这个原则可以解释同出自“关陇集团”，为何隋就失败了，唐就成功了，可以说隋代两位皇帝过于注重权力的掌控而忽略了整体政治文化氛围的培育，通过苏小华博士在《南北朝侫佛与废教事初探》中对周武帝与隋炀帝宗教文化策略的比较，可以更好地体会这一点。
此外，宗品博士、建华博士对于两汉政治文化的构建做了独到的剖析，触及社会是怎么从动荡走向稳定的一些原则。
《校书与修史：东观与东汉帝制文化整合》是一个“小题大做”的设计。一般来说容易将这种题目写成史学史类型的著作，但是宗品博士的立意在政治文化上，他说：“与西汉天禄、石渠等藏书机构不同，东观不仅是负责典藏图籍，更兼有校订五经、杂定礼仪、读书进学、教授生员等职能，是处理国家诸多层面知识、教育和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个平台。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者约有三端：一是东观士人贾逵、杨终等参与白虎论议，并由班固著为《白虎通德论》，完成了帝制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二是校定经书文本师说，并将之作为官方定本，立诸太学，颁布天下。所刻熹平石经，也是我国首次官方审定颁行的经书文本。三是召集群儒，群修国史。《东观汉记》成为从史官到史馆转变的首部著作，而群体修撰则成为此后帝制时代官修史书的基本模式。经书文本的刊定及其解释，本朝史的撰写，遂由个人行为上升到国家行为，从而削弱了经师个人学说的权威性。规范经书文本，诏集士人群体修史，其目的皆在于规范思想，宣示东汉帝国的合法‘政统’。”以经史文本的形成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对于出身历史学专业的学者来说，应该会有所启发。
从政治文化角度来揭示汉魏六朝帝制社会的某些方面只是这套书比较宏观的部分，在微观、具体的方面或更能反映诸位作者的学术风格。
崔建华博士是一位跟着感觉走的学者，在他看来，对帝制社会的研究的确需要围绕皇帝及官僚、士大夫群体来进行考察。然而他也一再强调，帝制社会定然存在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伸展其触角的趋势，也定然存在着精英意识与民众观念、民俗习惯等基层文化形态对立融合的情形。虽然秦汉以前也存在这些问题，但整体上处于集权时代的秦汉大一统王朝往往格外重视“要在中央”“六合同风”等治理目标，使得帝制社会内部的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上层与下层的关系更加具有联动性。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建华博士除了探讨诏书、帝陵、正统等与皇帝、顶层密切相关的话题外，还“四处留情”，对民众生活、地方管控等帝制国家运转的其他面向投入颇多精力。比如对早慧现象的探讨，他指出东汉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对早慧持负面看法，之所以如此，与东汉权力架构以及这一架构中士大夫群体的特定遭遇密不可分。这样的分析路径意味着，宏大的主题其实也可以在一些小的论题中得到体现。而通过日常琐屑来认知帝制、体验社会，这一研究视角，不仅体现在建华博士对早慧现象的分析中，如果阅读他对反季节栽培、白马物象的认知、复作身份等论题的探讨，应当能够较为强烈地体会到这一点。
宗品博士是专一的模范，他所有的考证都是围绕着东观来展开的，所以踏踏实实地展现了东观蕴含的方方面面的政治文化信息。家玉博士一贯喜欢“爆猛料”，他认为在魏明帝末年曹魏的权力已经掌握在了司马懿手中，高平陵事变只是政变的尾声。欲知详情，请读者移步各专著。
“帝制”与“社会”这一话题似乎极为松散，但推敲之下，又显得如此紧密相关，其话题之复杂固非区区这四本书所能解决，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纵然仅能窥测冰山之一角，希望仍能够以此引起学界兴趣，启发对中国古代这一绵亘两千余年的制度下，国家行走路程的重新思考。在没有申请“汉魏六朝帝制社会研究”这个课题之前，我们的工作似汪洋孤舟，有了这个课题，才勉强形成了一支团队。在此，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给予课题的各方面的支持。
这套书可能还存在着某些不足。有些不足，是我们目前的学识所无法解决的，希望在各位师友的指点下，能够将此话题继续深入下去。有些不足本可以避免，比如多一点时间去打磨、多一点时间去复按史料，由于种种不可抗力，这些不足可能还保留在论著中，诚请读者批评指正，我们会通过合适的途径在第一时间改正。
“汉魏六朝帝制社会研究”课题组
2019年8月27日
[1] 在汉末魏晋时期，可以说出现了争当皇帝的这么一种思潮，不是说你逮到那只“鹿”了我来分一杯羹，而是我想办法把你的“鹿”抢过来的这么一种氛围。历史再往后走，移民又成为社会动荡的另外一个因素。当时的政治家被卷进这种旋涡而没有或者不能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