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秦社会对白马的神秘主义认知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尧传说：“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这是一个已经被神化的上古圣王形象，他的出行方式是“彤车乘白马”。据说夏朝尚黑，^[4]即便如此，他们并不在心理上拒斥白马。《礼记·明堂位》：“夏后氏骆马黑鬣。”《说文》：“骆，马白色黑鬣尾也。”^[5]可见，所谓“骆马”也是底色为白的马匹。不过，由于帝尧及夏后氏所处时代邈远，后世对二者的文字描述或许并不能视为信史。商代则不然，传统文献所谓“殷人尚白”，^[6]已得到甲骨文的证实。“在甲骨文中，白犬、白猪、白牛等白色动物，是经常被岁杀或焚烧的祭牲，多用于祭祀祖先、御除灾祸或祈求生育”，类似做法表明，“白色动物在商代祭祀和占卜中占有重要地位”。^[7]具体到对马匹的喜好，裘锡圭指出：“殷人实际使用的马当然不会限于白马一种。”但从卜辞中“呼取白马”“不我其来白马”“来白马”“不其来白马”等文例来看，“殷人最重视的则是白马”。^[8]有的学者亦认为，对于商王而言，“白马似乎是马中最受欢迎者”，“是商王最关心的动物”，此种喜爱与关心在卜辞中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如在卜辞中，“不同氏族或方国是否进贡白马，就是一个常常贞问的主题”。又如，卜辞可见商王“会专门占卜、关心即将出生的小马，询问它们是否有幸为白色”。另外，卜辞还可见商王关心“白马的健康问题”，“试图发现白马生病的原因”，“为白马的健康感到焦虑”。^[9]

值得注意的是，商人虽重视白马，但似乎并不以其为祭牲。朱桢指出：“‘白马’在卜辞中并没有象‘白牛’、‘白羊’、‘白豕’那样用作祭牲。所为何用，虽不甚明晰，但可以推测多是用为商王田猎驱驾和征战了。商王趋驾或车马坑的殉葬只是少数，多数的受殷人重视的白马还是参加了征伐战争。可能商人认为‘白马’吉利，用为坐骑征战，会给殷人军队带来胜利的预兆。”^[10]朱氏推测商代的白马多用于田猎和征战，可信度较高。《礼记·檀弓上》说到商人“戎事乘翰，牲用白”，郑玄注：“翰，白色马也。”^[11]也就是说，商代战争中喜欢使用白马。而田猎作为战争的模仿与演习，亦当适用“戎事乘翰”的原则。但朱氏认为商代白马主要用以“坐骑征战”，为商王“趋驾”并非主流，这样的判断可能并不准确。

首先，《逸周书·克殷》：“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王既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败。”^[12]以此记述观之，牧野之战采用的明显是车战。有学者认为：春秋以前，“战争中的主要作战方式之一是车战”，“军队中的主力是车兵”，虽然那时“有极其少量的骑兵，它主要是用于驿传及追捕逃奴。在作战中似乎作用不大”。^[13]因此，商代战争中的白马应当主要是通过系驾方式驭使的，殷人“戎事乘翰”的具体形式应当是以白马拉动战车，而非骑坐。

其次，殷人虽然尚白，但尚白风气的存在绝不必然意味着这种颜色的东西十分常见。如朱氏所言，白牛、白羊常被“用作祭牲”，这些祭牲的意义应当同人牲一样，是商人向上天表达诚意的物质载体，而祭牲的共同点是现实生活中相对比较常见。反观商代的白马，它之所以没有被用作祭牲，极有可能是因其过于稀少。此类马匹的稀有属性非常容易使人们将其视为神意的外化，也非常便于用来突出商王的独尊地位。后世所谓“戎路”，大概就源自对商代“戎事乘翰”风俗的继承。《释名·释车》：“天子所乘曰路，路亦车也，谓之路者，言行于道路也。”^[14]《周礼·春官宗伯》：“车仆，掌戎路之萃、广车之萃、阙车之萃、苹车之萃、轻车之萃。”郑玄注：“戎路，王在军所乘也。”^[15]《吕氏春秋》孟秋、仲秋、季秋三纪均言：“（天子）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高诱注：“戎路，白路也。”^[16]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戎路是天子的专利，其他人若用，就属于僭越。而戎路选择以白马为动力源，意图应当就是通过这种特殊颜色的动物来象征神圣王权。从商周制度传承的角度考虑，笔者以为，商代白马的主要用途恰恰是为商王“趋驾”，使商王的特殊地位得以凸显，使商王在战争中的统帅作用能够更好地发挥。

商代以后，商人观念中所秉持的白马与王权之间神圣的对应关系，渐有松弛迹象。《诗经·周颂·臣工之什·有客》：“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据说此诗反映的是“微子来见祖庙也”。^[17]微子是纣王庶兄，受封为第一代宋公。若诗旨解说不误，则原先作为王权象征物的白马，在改朝换代后变成了商遗民身份的标志。《左传》定公十年记载：“宋公子地嬖蘧富猎，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与之。公子地有白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与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夺之。魋惧，将走。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18]因为四匹白马，宋国公子地与国君的宠臣大打出手，进而导致国君兄弟反目，亲亲之道泯灭。饶有趣味的是，这又是一个与宋国有关的白马故事，看来，商人崇尚白马绝非虚言。只不过，对于春秋时代的殷商遗民来说，白马的神圣性似乎大为降低，成了一种世俗化的宠物。

而对于周人而言，他们对白马的认识是在商代基础上继承和发展的。首先，周人允许商朝的后代维系他们的尚白传统，上引宋微子、公子地之例即表明了这一点。另外，周天子在战争中乘坐系驾白马的戎路，应当也是承商朝传统而来。但相比于商人，周人似乎更注重马匹在交通上的实际功能。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19]记载：“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周穆王就是以此八匹骏马的脚力到达西王母之邦的。八骏之中的“白义”，郭璞注：“八骏皆因其毛色以为名号耳。”王启原也说：“以色名之，是有白义。”^[20]看来，此“白义”当属白马。关于“绿耳”，郭璞注：“《纪年》曰：北唐之君来见，以一骝马，是生绿耳。魏时鲜卑献千里马，白色而两耳黄，名曰黄耳，即此类也。”也就是说绿耳主要以马耳之颜色得名，至于马的躯干，若仿照魏时黄耳来理解，则很可能亦为白色。^[21]尽管这则故事是以周穆王的行旅生活为内容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他所造访的对象是西王母，《山海经》里说她“司天之厉及五残”，属天神。周穆王见西王母的传说，无疑仍属于天人交流的范畴，而八骏就是实现这次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概言之，周人依然坚持对马匹的神化趋向，如《周礼·庾人》：“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22]这并不是说只有六尺至七尺的马才称为马，只是对更为高大的马另取专称而已。而“八尺以上为龙”的说法，就是周代马匹被神化的表现。不过，《周礼》中的龙马是以身高区分，与颜色无关，这似乎意味着周人对马匹的喜好已经不再局限于尚白。于是，我们看到，周穆王的八骏在白马以外，还有其他颜色的。

不过，以神化程度而言，周穆王八骏之中白马有其二，足见白马更易于被纳入神秘主义意识当中。《山海经·海外西经》：“白民之国在龙鱼北，白身被发。有乘黄，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二千岁。”^[23]“乘黄”之名虽有表颜色之字，但对其真实颜色的描述却存在分歧。唐人徐坚说：“腾黄者，神马也，其色黄。一名乘黄，亦曰飞黄，或作古黄，或曰翠黄，一名紫黄。其状如狐，背上有两角，出白民之国，乘之寿可三千岁。”徐氏明显引用了《山海经》的文字，只不过将“二千岁”写作了“三千岁”。同时，他还列出了“乘黄”的其他同义称谓，其中一个叫“古黄”。笔者注意到，无论是“乘黄”还是“古黄”，当徐坚从史籍中举例说明时，都被列入了“缟身”这一条目下：

《周书·王会》曰人乘黄，乘黄者似狐，其有五肉角；犬戎文马，赤鬣缟身，目若黄金，名曰古黄之乘。^[24]

“文马”又叫作“馼”或“”，《说文》：“馼，马赤鬣缟身，目若黄金，名曰，吉皇之乘。周成王时犬戎献之。”^[25]在这里，“古黄”写作“吉皇”，文字虽稍有差异，但所指应为同一种马匹。关于“缟”，《说文》曰：“鲜卮也。”段玉裁注：“《郑风》‘缟衣綦巾’，毛曰：‘缟衣，白色男服也。’”^[26]《礼记·王制》：“殷人而祭，缟衣而养老。”郑玄注：“殷尚白而缟衣裳。”^[27]可见，按照汉人的理解，缟即白色。因此，所谓“乘之寿可三千岁”的神马“乘黄”或“古黄”，实际上并非黄马，而是白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