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不时不食”观念背后的经济因素
由于需要克服不利于作物生长的外在条件,种植“不时”之物的经济代价较高,同时势必将平民百姓排除在消费群体之外。经济代价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公平等因素也是促使汉代“不时不食”观念形成的重要诱因。
汉代上层社会对反季节环境的追求是多样化的,比如在夏天营造清凉的居住条件。《三辅黄图》载:“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画石为床……侍者于外扇偃,偃曰:‘玉石岂须扇而后凉邪?’又以玉晶为盘,贮冰于膝前,玉晶与冰同洁。”夏季藏冰也可用以食物保鲜。长安未央宫中有“凌室”,乃“藏冰之所也”。[38]藏冰的做法起源很早,《诗经·豳风·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39]至于其用途则有多种,《周礼·天官·凌人》:“祭礼,共冰鉴;宾客,共冰;大丧,共夷槃冰。”[40]主要是为了满足各种礼仪活动的需要。但到汉代,“凌室”藏冰的目的已经扩展,《汉书·五行志上》:“凌室所以供应饮食。”[41]如此说来,汉代的凌室藏冰很可能意在营造与炎炎夏日不同的环境,从而保持食品的新鲜。不过,汉代的贮冰效率不会很高,《周礼·天官·凌人》有“三其凌”[42]的说法,何清谷认为这是“以预计所用的三倍藏入冰室,以备夏天使用”。[43]虽然名为“周礼”,但距汉代实情当不会太远。预设三分之二的消融率,可见物资耗费是巨大的。
同理,反季节栽培为了使室内温度升高,并且还要保持数月,其物资耗费必然也很可观。在召信臣事例中,通过中止反季节栽培的行为,每年节省的费用竟然多达“数千万”。《汉书》记录这个细节似非无意而为,而是对召信臣以“不时不食”观念劝诫君主的做法进行了理由补充。在班固看来,皇家主导的反季节种植之所以不合理,不仅仅是因为这种行为“不时”,还因为其给国家财政造成了负担。当然,这是班固的认识,召信臣本人在给皇帝上奏的时候,是否也有此类考虑呢?召信臣说:“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这实际上是在劝谏过程中使用了模糊策略。对之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因“有伤”于百姓,出于爱护百姓的考虑,故而君主不应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令下属上供;二是直接“有伤”于君主,因此君主不应食用。
从历史传统和召信臣本人的为政风格来看,召氏之言必定有民生的考虑。《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44]顺时而行便于民生,从而可以开启“王道之始”,先秦儒家这种经典的民本思想也体现在召信臣的行政实践中。“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因此深受百姓爱戴,被称为“召父”。召氏之为政有两个亮点:一则志在富民,二则力倡俭约。而“不时”栽培恰恰违背了这两条。
首先,能够享用温室蔬果的人群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冬葵温韭”乃“富者”奢侈享乐的象征之一,宫廷内从事此项生产的太官属于皇家机构,服务对象是皇帝及其周围人员,究其实也是为了满足特殊群体的口腹之欲。有学者说,汉代反季节栽培技术“可能民间早已有采用,而不限于皇室宫院”。[45]似乎认为汉代的温室蔬菜已经遍地开花,有些走入寻常百姓家的趋势。但所举的例子只有出自《盐铁论》那一条。看来,这个“民间”的真正含义还是越不出“富者”的圈子,与广大平民无涉。而盐铁会议中的贤良文学将富人列为批判的对象,其另一面自然包含着对平民的同情色彩。
其次,种植温室蔬果需要投入很多。对于“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的生产方式,吴存浩的解释是:“地上盖有棚围,地下有暖道,利用蓄火增加室温来进行冬季蔬菜生产。”[46]即地道中燃蓄火。但还有一种理解是:“在房子中生火,昼夜不停,使房内保持适当温度。”[47]这似乎是指屋内地面上生明火。虽然理解上存在分歧,但对物资投入的认识则是一致的,一来要有保温功能强且便于加热的建筑设施,二来需要大量的薪炭等燃料。再加上人工成本,反季节栽培的开支无疑是不菲的。
现在再来仔细体会召信臣对反季节栽培的批评,难道还能说“不时不食”是他的唯一理由吗?这一理念背后,实际上蕴含了对社会公平与投入产出等经济因素的深层次考虑。当然,召信臣也要通过“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一语向皇帝传达自己对君主健康的担忧。不过,从汉人的劝谏策略来衡量,尽管召氏之言可以两意兼备,但民生角度的考虑则是最主要的。
“汉代人对过于激切的进谏方式,并不完全认可。”“臣子进谏的目的,是要帮助君主改正错误。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应该采取最能够让君主‘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48]汉廷的大臣们经常通过说灾异的方式向皇帝进谏,但谏臣因说灾异而获罪的情形比比皆是。召信臣不从这个角度劝谏,无疑是明智的。假如召信臣径直责备皇帝为穷奢极欲,将百姓冷暖置于脑后,也未必能达到劝谏的目的。因为尽管君主锦衣玉食,但没有一个愿意落下奢侈无度的骂名。在这种情况下,召信臣援引“不时不食”观念时,又缀以“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这种模棱两可的解读,正好巧妙地避开了劝谏行为可能带来的龙颜震怒危险。而其中蕴含的对龙体健康的担忧,体现出臣子对皇帝的关爱,自然易于被采纳,这正是召信臣所要达到的目的。但不难看出,对君主健康的担忧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策略性的,民生考虑才是促使召氏进谏的深层次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