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39年：中国士人的文化世界与人生抉择

1939农历己卯年，对于中国人乃至全人类而言确是极为不平凡的年份。新年来临之际，有三个中国士人在不同的地理区域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这一年的期望和祝福。流落到香港的戴望舒写了诗歌《元旦祝福》：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希望

祝福！我们的土地，

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

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滋长。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

祝福！我们的人民，

坚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

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1]

这首诗和早期《雨巷》的忧郁格调迥然不同，充满了刚健、明朗的气息，寄寓着对于民族抗战的信心和希望。在桂林的艾青于1939年元旦写了《迎一九三九》一文，用激昂高亢的抒情文字宣示：“一九三九年是我们的年代，我们将深深地爱这一年代，我们将生活得更好，斗争得更英勇！我们将歌唱得更高亢！我们将调转我们的喉咙，为祖国的解放歌唱胜利！为人类的正义歌唱光荣！”^[2]此时蛰居上海“孤岛”的徐訏则显得较为沉静，他的诗歌《新年希望》以隐晦的暗喻寄托了对抗战前途的期望：“我希望云开，/我希望日落，/我不希望半天红，/我希望地全绿。”^[3]中国士人是满怀这样乐观的希冀进入不平凡的1939年的。

战争无疑改变了中国士人的人生轨迹和生命状态，他们似乎也经历着中国古代士人因北方遭受外敌入侵而被迫南渡的那种颠沛流离的苦难经验，然而与历史上所有的“南渡”不同的是，知识分子以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抱定了抗战必胜、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历史学家傅斯年在作于1939年的《抗战两年之回顾》一文中说：“这两年中，我们的同胞虽然饱受艰苦，大量死亡，但我们的民族充分地表现其伟大的力量，不屈的精神。在这个表现中，看定了最后的胜利，光明的前途；以后的中国历史，要比四千年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光荣伟大。所以这次的大艰难，已是缔造将来的大光荣的基石。”^[4]同是历史学家的刘节则在1939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以明史为证，分析了抗战必胜的道理。

阅清史纪事本末，明南渡三帝及监国鲁王，永历在桂、滇先后凡十余年，而卒归灭亡，其最大原因为人心已去，当时人民无国家观念，民族思想实为最大原因，中日之战人心向背显而易见，伪组织自相倾轧，正如晚明诸臣之内讧，与我辈一致对日者不可同日而语。汪精卫虽以中央权要而自甘卖国，伪组织迄未成功，即此可知邪正是非已久存人心，但求军事上有尺寸进展，暴日之倾倒，已属毫无疑问矣。^[5]

戴望舒、艾青和徐訏他们之所以能对于抗战前途深抱达观，正是看到了全国上下这种“伟大的力量”和“不屈的精神”的“民族思想”。正是由于这种坚韧不屈的伟大民族精神，战时中国士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临患忘死，勇赴国忧，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