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华民族”与“黄河”的符号政治
《黄河大合唱》把“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运思难道只是诗人光未然和音乐家冼星海一时的偶兴？或者“黄河”这个文化表征的设置体现了1939年前后延安文化政治的意识形态诉求？答案显然是后者。在笔者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语境下，中国共产党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这些政治主张构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原初创作动力，而延安政治文化中对“中华民族”和“黄河”之符号认同的强化和深化则是《黄河大合唱》选择这种象征艺术运思的动意和推力。
抗战初期中共关于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动员全民族抗战、反对投降妥协的一系列主张是激发光未然和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的基本政治动因。1938年9月29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正式开幕，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作了《论新阶段》的长篇报告，他总结分析了全面抗战一年来敌我力量的对比，重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抗战必胜的信念，提出坚持持久抗战、反对投降主义的迫切任务，针对一部分人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情绪，他特别强调要通过宣传鼓动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全民族的第一任务，在于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观情绪，坚决拥护政府继续抗战的方针，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这一任务，比过去任何时期为重要。
为此目的，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这一方针，主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清洗悲观情绪，反复地指明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指明妥协就是灭亡，抗战才有出路，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用以达到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目的。[8]
为了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念，毛泽东对宣传鼓动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一方面要向国内外积极传扬民族英雄典型事迹；另一方面要消除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和悲观情绪，还要揭露和控诉敌人的残暴兽行，“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为此，毛泽东主张通过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戏剧运动、歌咏运动、创办杂志”等来“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正是中共这种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妥协的文化政治诉求激发了早期延安文艺的创作热情，形成了以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中心主题的文艺方向。对于毛泽东《论新阶段》的讲话精神，延安文艺界迅速给予积极回应。1939年2月在延安创刊的《文艺战线》重点面向国统区宣传鼓动全民抗战，主编周扬在创刊号上发表《我们的态度》，指出该刊是“民族自卫战争的意识形态上的一个分野”，强调作家要增强民族自信心，积极传播抗战必胜的信念，“如果缺乏对日渐增长的民族抗战力量的透视，很可能使一个有心的作者不免流于民族的悲观，而于无意中把这不健康的气氛传染给读者的”。[9]成立于1938年4月的鲁迅艺术学院此时也积极响应，其组织的一百五十多人的大型合唱歌咏团四处演出，用激昂振奋的音乐鼓动人心，“和政治密切配合，要教育全民族走上持久战的道路”。[10]由此可见，光未然和冼星海之联袂完成《黄河大合唱》貌似有偶然的机缘，实乃此“新阶段”延安抗战文化政治的促动。光未然早年即参加抗日救亡文艺活动，1936年发表宣传救亡的独幕剧《阿银姑娘》，其序曲《五月的鲜花》脍炙人口，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战救亡歌曲。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担任“中国文艺者战地工作团”团长，后又在中共领导下的第三厅之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任支部书记，无疑能够准确把握到延安抗战政治的脉动。对于自己创作《黄河大合唱》歌词的政治语境，光未然后来自述道：“《黄河大合唱》是1939年的春天在延安写成的。那时候，是我国人民遭受严重考验的时期。那时候，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战争消极怠工，敌人在华北、中南和沿海各省长驱直入，人民生活非常痛苦。在这个全民族紧急危难的关头，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敌人后方发动了英勇的抗日游击战争。”这歌词表现了“中国人民正在锻炼着自己解放自己的力量”，“激发了我们的战斗勇气”。[11]1938年11月初刚从武汉抵达延安的冼星海更是完全沉浸在激奋人心的鲁艺抗战歌咏运动中，他自觉地赋予了《黄河大合唱》丰富的抗战政治内涵，正如他在评价延安的歌咏运动和音乐时所言：
现阶段的歌咏和音乐都一致表现出要求团结进步，坚持抗战，打倒卖国的汉奸，反对妥协投降，同时是努力振奋军士和民众抗战的情绪及鼓励安慰在前后方的工作者，利用音乐发挥民族的热情和勇气。[12]
显然，光未然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是在中共动员全民族抗战、反对投降妥协的政治主张催化下诞生的，其崇高激越的艺术精神特质投射了延安文化政治对坚持持久抗战、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基本诉求。
更为重要的是，延安政治文化中对“中华民族”和“黄河”之符号认同的强化和深化促进了《黄河大合唱》象征艺术运思的实现，这部音乐经典作品正是通过对已被广泛认同的“中华民族”概念话语和“黄河”修辞符号的确认而获得艺术上的成功，它以文化政治符码的形式彰显了对抗战力量和民族精神的阐释权。
关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观念或概念话语的演变过程，黄兴涛在《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一书中已有详尽而深入的阐述。该书认为，清末的梁启超、章太炎和杨度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者，是用“中华民族”概念来指代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大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启导人。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随着“五族共和”政治口号的深入人心，尤其是五四运动后反帝浪潮的兴起，“中华民族”观念得以初步确立，并于20世纪30年代初逐渐获得普遍接受和认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就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和符号得到迅速强化和更为广泛的传播，“这是中华民族现代认同得以基本实现的重要条件，也是抗日战争的伟大成果之一”。[13]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国共两党均在各种文件中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但两党对于中华民族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国民党一方面沿袭“五族共和”的理念；另一方面出于政治一统的考虑，更偏重于将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视为“宗族”而强调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同化性（即单一民族），因而常常以“中华国族”或“中国民族”来替代“中华民族”，而中共则自1935年开始即习惯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用以指称国内各民族平等而构成的共同体。1935年中共的《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决议以及1936年的《致中国国民党书》中，“中华民族”一词反复出现，1937年7月由周恩来提交给国民党的“国共合作宣言”中四次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1935年，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吕骥谱写了广泛传唱的抗日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1938年底至1940年初，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著中也频繁使用“中华民族”。在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语境下，中共之强调使用“中华民族”的概念在政治上具有如下意义：①中国国内各民族是平等的，团结各族人民一致对外构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基石；②中国共产党不但代表工农的利益，也代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进步之力量，……反共即反对中华民族解放之事业”。[14]进而言之，“中华民族”概念体现了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语阐释，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争取民族解放的中共政治方针的一种符号表达，因此它蕴含着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的合作和阶级政治的分野之间的张力，展示了具有鲜明延安色彩的话语实践。
“中华民族”的概念话语对于延安知识分子而言已是深入人心，不断见诸笔端，如1937年奔赴延安的考古学家尹达撰写了专文《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如周扬说：“凡忠实于中华民族，对文艺事业肯作真挚的努力者，《文艺战线》将对他永远地开放。”[15]延安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接受和传播，既是响应和支持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全民抗战，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之历史使命的体认。光未然显然是自觉以“中华民族”的符号来整体构思《黄河大合唱》的，他的《〈黄河〉本事》开宗明义：“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正在为保卫黄河，保卫祖国而战。”[16]在这部大合唱的歌词中“中华民族”或“我们民族”“民族”等词语共出现了十二次，显示了强烈的中华民族主体意识。音乐家冼星海是“中华民族”符号的坚定支持者和拥护者。奔赴延安之前，他曾在洛阳、郑州和武汉等地推广抗战歌咏活动，在此期间的文章频见“中华民族”，如“中华民族在现今的处境，正是在一个谋解放的挣扎时期”“一九三七年是中华民族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大时代”。[17]冼星海在一篇纪念聂耳逝世三周年的短文里论及这位《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对中华民族音乐事业的贡献：
当中国新音乐还在酝酿时期，我们失却了一位作曲天才的领导人——聂耳先生！聂耳先生能摆脱旧社会音乐的环境，而创造出新时代的歌声来，就是他给中华民族新兴音乐一个伟大的贡献，他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一种民众音乐。[18]
冼星海到延安后的许多文章，“中华民族”一词更是不绝如缕，这一方面与他所任教的鲁艺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他自觉的政治选择。鲁艺的教育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中国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19]“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这一教育方针显然促进了冼星海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深入体认，使他在国统区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更加强烈，也更加自觉了。冼星海在鲁艺时期所撰写的《“鲁艺”与中国新兴音乐》《新阶段歌曲集·序》《在抗战中纪念聂耳》《九一八大合唱·序》《老百姓战歌·序》等文都不断地出现“中华民族”一词，如“今后我们要准备大量的反攻和凯旋之歌，在歌声里可以听出我们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民族！”[20]可见他对延安文化政治中关于“中华民族”的话语体系是心领神会的。他把延安的音乐实践与中华民族的解放紧密地联系起来，充分体现其在思想上与中共保持一致的政治追求。因此，冼星海骄傲地宣称：“我要写一部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英雄气魄的合唱，采用‘大合唱’形式，这将是中国第一部‘新形式’的大合唱。”[21]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从夏王朝立国建都到北宋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华夏文明的中心。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与黄河流域密切相关，出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河洛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璀璨的文明形态。发祥于黄河中游的“黄帝”“炎帝”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黄河哺育了中华子孙，但其历史上的“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也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不断与黄河反复抗争的历程，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黄河流域这种人与自然搏斗的突出体现。同时，黄河流域长期处于汉族的农耕文明与异族的游牧文明之间激烈的冲突与交融的历史场域，在不同时空下各民族对其的文化亲和性与认同程度区别很大，如在历史上对于汉民族而言，举凡定都于南方的王朝（如南朝、五代十国、南宋等）因地理和政治的原因而均不同程度地呈现了与黄河文化的疏离。因此，中国历代的诗文典籍尽管有大量对黄河的记载、抒情和叙事，但总的来说并没有把“黄河”发展成为某一民族精神的符号表征。中国历代写黄河的古典诗词，既有王之涣《登鹳雀楼》之赞颂黄河的雄浑昂扬，也有元好问“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的险恶，也有王安石的诗歌《黄河》所描写的黄河洪灾：“派出昆仑五色流，一支黄浊贯中州。吹沙走浪几千里，转侧屋闾无处求。”迄至近代，一方面是黄河泛滥的加剧[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千年一遇的大洪水和咸丰五年（1855）的水灾]；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内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民族主义的兴起，黄河同时被赋予了“中国之觞”与“中华文明母亲”的双重文化意义。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和民族救亡运动风起云涌，黄河作为“中华文明母亲”的象征意义得以前所未有的凸显和彰显，正如论者所言：“及至共产主义革命兴起，中共延伸黄河及其流域的象征意义，将其与农民和革命精神联系起来。”[22]尤其是在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实行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用“黄河”的象征符号来宣传和动员全民族的团结抗战，使“黄河”成为那个时期中华民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政治符码。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的黄河上中游腹地，八路军在黄河中游的太行山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地理上更容易对黄河产生亲和感与认同感。1936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东渡黄河出征山西，东征前，他面对白雪皑皑的冰雪世界，写下了为世人所流传的不朽诗篇《沁园春·雪》，其中“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就是指黄河。据记载，毛泽东这次东征，正是黄河的凌汛期，激流里漂浮着许多磨盘大的冰块，不时发出与船身冲撞的惊心动魄的巨响。毛泽东坐在东征的木船上，谈笑风生。船工们头上包着白羊肚的毛巾，赤膊坦胸，喊着悠远浑厚的号子。毛泽东说，看，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23]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共同公祭黄帝陵仪式，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祭黄帝陵文》开篇就把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和浩荡的黄河联系起来，“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显示了一代伟人对“黄河”符号的强烈认同意识。毛泽东后来还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藐视，就是不可以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啊！”[24]正是延安这种尊崇黄河、将黄河象征化的文化政治激发了光未然、冼星海抒写黄河的创作灵感，《黄河大合唱》这黄钟大吕的诞生固然有偶然得之的一面，但究其根本则体现了延安之为中华民族抗敌御侮的政治方向。面对气势磅礴的黄河壶口瀑布，光未然终于把这种抗战的政治性的激情转化成文艺创作的动力，他在《黄河，中华民族的摇篮》一文中写道：
那时，我们年轻的文化战士们，曾经日日夜夜奔走在黄河两岸的晋陕峡谷间，在万山丛中，在青纱帐里，跟英雄的军民一同学习，一同歌唱，一同接受黄河母亲的哺育。四围是一望无边的黄土高原，身边是奔腾不息的黄河水。驻足壶口，我被高空中银河倾泻、震荡了地壳、激起了万丈烟云的奇景惊呆了！那隆隆的巨响，岂不是轩辕皇帝披荆斩棘、所向无敌的战车轰鸣吗？遥望龙门，想见“那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的远古年代，那领导华夏人民劈山导河、昼夜不息地从洪水猛兽中杀出生路的大禹精神，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灵！几千年来，正是这不朽的轩辕精神，大禹精神，代代相传地鼓舞着中华儿女，战胜滚滚浊流，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生存繁衍下来，并且创造出光照四海的民族文化！[25]
《黄河大合唱》歌词里“黄河”象征化的特征十分突出。开篇的《黄河船夫曲》以黄河壶口瀑布的船夫与暴风雨搏斗的情景指涉大禹治水，进而凸显不畏艰难、团结协作的中华民族精神；《黄河颂》和《黄河之水天上来》则直接通过黄河象征化的方式歌颂中华民族，“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黄河！/我们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黄水谣》《河边对口唱》《黄河怨》用写实的笔调控诉日寇的暴行，表达保卫黄河的决心；《保卫黄河》和《怒吼吧！黄河》是全篇的高潮，以宏伟的气势表现了中华民族誓死抗敌的英雄气概，突出了八路军抗战的英勇形象，“黄河”符号在这里升华为一种强大的民族力量：“啊，黄河！掀起你的怒涛，发出你的狂叫，向着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向着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发出你战斗的警号吧！”冼星海声称写《黄河大合唱》是要“把自己的心血贡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26]他无疑对光未然歌词里“黄河”符号的象征意义是心领神会的，谈到歌词的“黄河”象征蕴含，冼星海说：“它有伟大的气魄，有技巧，有热情和真实，尤其是有光明的前途。而且它直接配合现阶段的环境，指出‘保卫黄河’的重要意义。它还充满美，充满写实、愤恨、悲壮的情绪，使一般没有渡过黄河的人和到过黄河的人都有一种同感。在歌词本身已尽量描写出数千年来的伟大黄河的历史了。”[27]
由此可见，《黄河大合唱》之象征艺术运思与1938年至1939年间延安政治文化之深化“中华民族”和“黄河”的符号认同有密切关系。这部作品1940年7月在桂林演出的时候，遭到了国民党中央系宪兵的阻扰，表明它在文化政治场域中体现了延安抗战文化政治的主体性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