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士人的学术著述和文艺创作
抗战爆发后，一些中国士人投笔从戎奔赴抗敌前线，或应召受命为抗日军政部门贡献学识才智，或者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赈难等社会活动，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则抱持为天地生民立心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士人理想，以振兴中国学术文化为己任，在困厄颠踣的艰难环境中朝乾夕惕、戛戛独造，创造了战时中国教育、学术和文学艺术等诸领域的蓬勃气象。从微观史的视野看，1939年的中国文化成就确实是蔚为大观。
战时中国士人的构成是丰富而多元的。它既包括内迁高校里的知识精英群体，也包括游离于高校体制外的高级知识分子（如马一浮、废名）；既包括在大后方报社、出版机构、民间组织和学校服务的文人和教师，也涵盖抗日根据地、上海“孤岛”、沦陷区及海外的各类知识分子；既包括科学工作者、人文学者、作家、艺术家等专业知识群体，也涵括佛教僧人等特殊文化人士。这些有不同教育背景、知识结构的中国士人共同创造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的辉煌成就。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创造战时中国学术文化的主体是内迁高校的知识分子。
中国教育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据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38年8月底，全国108所高校中遭日寇战火波及损毁的有91所，遭严重破坏而停办的有25所，全部被破坏的有10所，直接财产损失达33604879元，各高校损失的珍贵资料不计其数。同时，全国有半数的中等学校学生无法上学，近一半的小学及幼稚园被迫停办。[27]为了保存民族文化血脉，中国知识分子大量西迁。这些知识分子随内迁的教育机构不断颠沛转徙，他们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广袤的大后方保存读书种子、续奏不辍弦歌，护持文化于不坠，昭示了中国士人为国家进学求道、发展学术文化的信心和决心。1939年初，冯友兰为西南联大校歌定稿，其词曰：“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28]由于中国抗战形势的不断变化，战时教育机构内迁一波三折，其他学校的中国士人也经历了像西南联大知识分子那样的辗转颠簸。战时中国高校尽管饱经磨难，但它们却在艰苦的逆境中逐渐壮大。1940年学校、学生数均超过战前的1936年。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增至141所，比1936年增加30.5%；在校学生数为83498人，是1936年的两倍。[29]这堪称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
抗战时期大后方教育体制的稳定并由此带动中国学术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国统区“战时当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1939年3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讲话里提出了“战时当作平时看”的主张，这其实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共识。当时学界有识之士说得很明白：“我国高等教育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30] “战时当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对于稳定战时中国教育秩序、保证教育质量和学术的繁荣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在此教育方针指导下，国统区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初中等教育，都保持了稳定有序的良好态势。其次，抗战大后方学术的成长和发展与当时知识分子力图改变中国学术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和不懈努力密不可分。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以来，随着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不断涌入和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初步形成了建立现代学术体制和接受现代学术思想的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确立了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基本布局，然而由于当时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国的学术水平仍与先进国家相差甚远。陈寅恪先生之“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道出了中国士人长期隐伏于心的学术创痛。抗日战争激起了知识分子振兴中国学术的强烈志向和热情，也锻造了他们开展高水平学术研究的意志和能力。历史学家刘节在1939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说：“余平生以学问为大前提，虽万里奔波，一身独处，亦不觉其苦。”[31]这种对学术的无比热爱和勇克时艰的坚强意志正是战时中国士人的普遍心态。最后，抗战大后方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及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推动。国民政府在教育政策指导、财政和教育资源投入、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充分支持。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认为“抗战建国正在迈进之际，学术研究需要尤大”，开始从政策、经费上扶持各大学成立研究所。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启动了科学研究，中共南方局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和第三厅在推动和领导大后方文化繁荣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2]，大后方人民为学术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值得重视的是，抗日根据地也建立起学术研究机构，依托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大学、马列学院等高校的学术机构和团体相继成立，出现了艾思奇、范文澜等著名学者。
1939年中国高等教育完成第一阶段内迁。东部高校除北平的燕京、辅仁大学等教会学校中立未动，上海交通大学迁入租界外，其余高校均迁往西南、西北地区。国立西南联大、西北联大成立，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都在此阶段迁到西南。这些高校的基本办学体制和学科布局得以保存，学术研究和教学依常进行。以浙江大学为例，浙大三迁广西宜山，新建草棚，作临时教室，师生于此安心教学14个月，直到1939年2月5日遭遇敌机轰炸。如此紧张的局面，大学也就停课三天，还专门记录在案，当时教育秩序之有条不紊确实令人惊叹。[33]教师队伍十分稳定并逐渐扩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副教授以上的教师悉数随迁，而且有新的教师不断加入西南联大。1939年这一年，受聘到西南联大任教的就有冯至、贺麟和沈从文。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记载：“西南联大时期，以1939年为例，全校教师共269人。其中北大89人，清华150人，南开30人。”[34]这些教师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他们对于战时中国的学术文化创造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综合多方资料，兹将1939年西南联大文学院各学科的教师队伍列如表1-1。
表1-1 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名录
法商学院有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燕树棠、陈序经、潘光旦、费孝通等著名学者，理学院有杨武之、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叶企孙、王竹溪、张文裕、钱思亮等杰出科学家。迁至重庆沙坪坝的国立中央大学及其他内迁高校也有许多学术名家，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此时还有一些学人正在海外求学，如1939年钱学森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博士学位，卢嘉锡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杨庆堃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杨宪益继续在牛津大学研究西方文学，林耀华在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季羡林继续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印度学博士学位。他们以另一种方式为战时中国学术发展做出了贡献。
1939年，中国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是年高等教育内迁虽已基本完成，但经费紧缩，图书设备流落，士人生活动荡，物价飞涨，科研条件显然不如战前。中国科学社主办的自然科学刊物《科学》总编刘咸在《1939年科学之展望》一文中提到，“当战事发生之初，科学机关，或被轰毁，或经内迁，交通阻滞，人事繁乱，生活不安，遑论著作，以致年余以来，投稿稀少，捉襟见肘，维持不易”。[35]然而，这一年的科研工作仍然成绩斐然。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一些科研机构得以建立。是年，国民政府出于抗战的军事需要，设立了“航空研究所”和“中央机器厂”，重点开展与军工有关的技术研究，中共也在延安设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1939年7月7日成立于成都，由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科学专业的王助领衔，拥有众多研究人员；“中央机器厂”于9月在昆明开工，专注机械设备的研制和生产，首任总经理是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王守竞。延安的“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于是年5月，院长为李富春，该机构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自然科学教育与研究的先河。那年3月，吴藻溪、张申府、熊雯岚、潘菽等人在重庆发起成立“自然科学座谈会”，以中央大学为场所开展自然科学理论探讨和科学家联谊，对促进科学普及工作和科学家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科学应用成果方面，孙健初领导的玉门油矿第一口油井的成功开钻最为突出。孙健初早年毕业于山西大学采矿系，长期致力于北方地质矿产调查和原油勘探，是年3月，经周恩来批准由陕甘宁边区借来的钻机在玉门钻到储油层，玉门油田的开采对于中国抗战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39年最重大的科学发现成果是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和吴大猷的《多原子的机构及其振动光谱》。这一年，任教于西南联大算学系的华罗庚在昆明一座简陋的吊脚楼上开始他的数论研究，《堆垒素数论》直到1941年才全部完成。这部现代数学巨著“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发表40余年来其主要成果仍居世界领先地位，先后以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36]而吴大猷的《多原子的机构及其振动光谱》是对拉曼分子光谱的全面总结，是“世界第一本这方面的著作，后来成为世界各国研究生和科研人员必读的经典著作”。[37]
由于国家进入战争体制，此时期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迁。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展开而形成了新的社会政治生态，国府及文化机构的西迁凸显了边疆建设的重要性，人口、产业和资源的重新布局也引发了许多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问题，这就为战时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1939年，中国社会科学家们立足于战时的现实需要，秉持真理、道义与良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取得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兹仅以经济学和社会学为例。
（一）经济学
1939年，延安成立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同时在马列学院及其马列著作编译部的基础上设立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后改为中央出版局），以解放社名义出版马列著作。是年，何锡麟、王学文翻译的《〈资本论〉提纲》，何思敬、徐冰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以及王学文翻译的《政治经济学论丛》得以出版。以王学文、王思华和何干之为代表的延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立足于边区抗战、革命和生产生活的具体实际，研究并致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一系列富有针对性的经济政策，指导了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改革、经济建设管理和大生产运动。是年，郭大力正在为自己和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校对，并着手翻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
这一年国统区的经济学研究围绕战时经济政策展开，重点关注大后方重工业的地位问题。对于是否在战时的大后方发展重工业，经济学家争论不休。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经济学家方显廷放弃自己之前首先发展轻工业的主张，转而支持发展重工业论。1939年4月他出版了《中国工业资本问题》（商务印书馆），书中指出：“资本之投放几全在轻工业；重工业微不足道，而危及国脉。抗战师兴起，捉襟见肘。今后苟不急起直追，牢守自力更生之原则以筹资，国防第一之主旨而用资，则国家前途殊堪危惧。”[38]是年5月，方显廷向国民政府呈交了两份要求在大后方着力开展国防重工业建设的提案，即《建设西南国防工业以促进国家战时生产案》和《拟在川康甘肃等省建立重工业区以资开发富源案》。这两份提案建议国民政府立足于持久抗战的战略，在西南各省设置重工业区，大力开展大后方的国防重工业建设，以推进大后方的经济发展和应对抗战军事的巨大消耗。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陈岱孙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战时大后方在时间、资金、人才和区域等方面都不允许发展重工业，除了维持关乎民生的轻工业外应该集中一切资源搞好军事，并对大后方工业实行统制。对于如何建立国营和民营的“混合经济”，经济学界也有充分的讨论，钱昌照1939年5月发表《两年半创办重工业之经过及感想》主张具有统制特征的“计划经济”。南开大学经济学家何廉则认为建立和健全农村互助合作制度是复兴农村、振兴国民经济的有效途径，其主张得到国民政府的响应，农村合作运动迅速得到广泛的推广。是年，统制经济理论代表人物罗敦伟出版了《战时国家总动员》（青年书店），着重探讨战时国家总动员的经济学问题。
是年出版的两份经济调查报告值得一提。经济学家刘大钧在战前主持开展的江苏吴兴丝绸业调查，后汇成《吴兴农村经济》一书由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编辑出版。女经济学家张肖梅对贵州经济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撰成《贵州经济》，由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出版。
（二）社会学
1939年社会学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学科队伍扩大，面向西南的大型田野调查不断展开，出现了标志性学术成果。
是年7月，国立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正式成立，吴文藻担任系主任，陶云逵、李有义、费孝通等名家在此任教。吴文藻随之在昆明建立“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不久把该工作站迁到昆明呈贡县郊的魁星阁，形成了学术史上著名的“魁阁社会学研究室”。吴文藻联合燕京大学社会学研究人员，推动西南地区的“社区研究”，如李有义在云南路南县针对民族杂居的区域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后来在此基础上写就《汉夷杂区经济》。同年，燕京大学社会学家杨堃出版了《中国家族中的祖先崇拜》《中国儿童生活之民俗学的研究》《社会发展史鸟瞰》等民俗学、社会学专著。1939年8月，清华大学在昆明呈贡成立了“国情普查研究所”，由西南联大陈达教授任所长，李景汉任调查部主任，重点对呈贡县开展人口和农业普查。这一年，国民政府要求国立大学设立边疆研究科系，同年在重庆成立了“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社会学界所开展的边疆调查对于战时国防及边疆的建设和开发起到了积极的学术保障作用。
1939年费孝通在伦敦大学学习时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即《江村经济》）英文版于英国正式出版，无疑是中国社会学界的重大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以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的功能主义为研究方法，采取中国本土的视角，通过对江村太湖东南岸以桑蚕为生的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和分析，揭示了江南乡村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和社区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马林诺斯基在该书序言中称赞它“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39]《江村经济》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著作，它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树立了新的研究范式，费孝通也因此进入世界著名社会人类学学者行列。
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和历史学的成绩斐然。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但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的巨大变迁，也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精神世界的表达，激发了中国士人对民族历史和人生社会的深入思考，因此必然在价值观和意义体系上产生了具有原创性的成果。1939年人文学科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可谓异彩纷呈，特别是历史学的成就十分突出。
是年，在历史学方面，重要的成果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周谷城的《中国通史》、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和侯外庐的《社会史导论》，这些著述或网罗宏富、体大思精，或高屋建瓴、言简意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战时中国史学的最高成就。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阐释中国社会矛盾和革命对象、任务、动力及性质，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对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以“历史完形论”为理论框架，吸收了传统纪事本末体的优点，依照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次序来叙述历史进程，在史学方法上别是一家。钱穆的《国史大纲》则怀着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而从中国历史演进中揭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增强和提升了战时中国士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是一部迥异时流的通史著作，其产生的深远影响远超史学本身。完稿于1939年的吕思勉《中国通史》体例独特，它分门别类地叙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对文物典章制度的阐释尤为深入。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创始之作，征引资料较富，编排清楚，统摄了中国史学的源流、义例、发展及分期，涉及中国史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这一年，金毓黻的《宋辽金史》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侯外庐的《社会史导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史，深入揭示了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因，是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的代表性成果。另外，雷海宗的史学论文《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以独特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历史，为不久后产生的“战国策派”奠定了史学理论基础。是年，柳亚子的《南明史纲初稿》和傅抱石的《文天祥年述》、杨德恩编撰的《文天祥年谱》相继发表，此实乃援史明志、借古喻今的著述，体现了战时中国史学的精神风骨。
哲学方面以新儒学的成就最大。是年5月，冯友兰的《新理学》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是《贞元六书》的第一本，奠定了冯氏新理学体系的哲学基础。它一方面继承了程朱理学的本体论思想，确立了为往圣继绝学的新儒家道统；另一方面希冀在“当世之巨变”中从“理世界”的儒家本体论跃进到道德世界的儒家价值论，从而为民族抗战和国家重建提供精神原动力。1939年9月，熊十力在复性书院开讲礼上发表的《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中提出了“体用不二”的哲学本体论和中西互参互证的知识论，阐发了儒学如何在特殊时代里回应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如何应国家民族危难之变等重大问题，这些真知灼见既是熊十力早年由佛转儒、摄体归用的哲学总结，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抗战时期有强烈历史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的新儒家所怀抱的积极用世精神。是年，方东美开始研究《周易》，撰写《易之逻辑问题》，唐君毅则在受聘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同时撰写《人生之体验》。刘文典有《庄子补正》问世，虞愚的《印度逻辑》出版，佛学家王恩洋的讲稿《老子学案》在上海佛学书局印行流通。值得重视的是，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新的发展。这一年，艾思奇的哲学活动十分活跃，他在马列学院讲课之余，出版了《哲学选辑》，毛泽东对之进行了批注。是年，陈伯达写出《墨子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并与毛泽东讨论中国哲学问题。
文学史和文艺学方面的成果也可圈可点。是年，钱锺书开始《谈艺录》的写作，肇启了运用西方新学来诠释中国古典诗学的比较文学路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著有岑仲勉的《读全唐文札记》《读全唐诗札记》，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抄存》，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以及郭绍虞的《近代文编》。9月，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由生活书店出版，该书厘清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抗战时期中国文艺思潮的演变脉络，是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现代文艺运动轨迹的论著。在鲁迅研究领域，有巴人的《鲁迅与高尔基》、端木蕻良的《论鲁迅》等论文。陈望道的《拉丁化中国文字运动纲领草案》也于本年修订完稿。这一年，中国艺术史学会在重庆成立，会长为滕固，会员有宗白华、马叔平、胡小石、陈之佛、刘节、金静庵、傅抱石、朱希祖等20人。
除了教育和学术研究，战时中国的文学艺术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但在国统区，而且在抗日根据地、上海“孤岛”和海外华人社会，文艺方面硕果累累。正如论者所言，战争的发生“不仅仅意味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转折，而且意味着一般人个人生活的动荡不定，以及由于这些变化引发的一个时代中人们的情感和思维的诸多变迁”。[40]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艺家不同的是，战时的中国作家和艺术家大多经历了漂泊转徙的生活，他们或从大都市的繁华世界走向广袤的旷野乡村，或从祖国故乡走向遥远的海外异域，流亡的旅程一方面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原乡意识；另一方面也让他们在别样的地理空间和风土人情中感受和体验着人生，正是这种充满张力的作家生活状态促进了战时中国文艺的发展和深化。艾曼纽·卢瓦耶指出，“流亡者经受着无穷无尽的‘坦塔罗斯之苦’，他们远离自己的亲人，却总能道听途说到他们的消息。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状态滋长了他们的乡愁，也加深了他们对故乡的渴望”，因此，阿卜代尔·马莱克·萨亚德把流亡的意义解读为一种“双重缺席”：对于驱逐他们和容纳他们的两个社会的缺席。[41]同时，延安抗日根据地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以及崭新的文化环境进一步推动了文艺的繁荣发展，海外风起云涌的反法西斯浪潮和华人社会的抗战动员也激励着侨居异域的中国作家为祖国发声。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交相复合既激发了文艺家们鲜明的民族意识，也促使他们进一步关注人类的命运，从而形成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艺鲜明的“为人类”性质。[42]另外，五四新文艺及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美学经验，也为战时中国文艺创造提供了艺术上的借鉴。
1939年中国文艺的主要成果包括：（1）大型交响乐《黄河大合唱》诞生；（2）林语堂长篇英文小说《京华烟云》出版；（3）于伶戏剧《夜上海》在“孤岛”公演；（4）艾青的诗集《北方》和《他死在第二次》出版；（5）由卜万苍导演、欧阳予倩编剧的电影《木兰从军》和蔡楚生编剧并导演的《孤岛天堂》上映；（6）张恨水长篇寓言小说《八十一梦》开始连载。鉴于本书将对《黄河大合唱》、《京华烟云》和《夜上海》三部作品的思想、艺术及所蕴含的士人精神进行个案分析，兹不赘述。《黄河大合唱》在延安抗战文化政治的推动下，运用西方音乐和中国民间文艺相结合的方式，以富有象征性的符号表达了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决心，影响极为深远。《京华烟云》以道家文化为导引，通过跌宕起伏的家族故事和人物命运向西方英语世界宣传中国抗日，具有独特的战时跨文化传播意义。《夜上海》在唤起“孤岛”民众的抗日意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艾青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两首长篇叙事诗《他死在第二次》和《吹号者》都写于1939年。是年，他从衡山移居桂林，担任《广西日报》“南方”副刊主编，中国抗战士兵的勇敢和视死如归使他那种忧郁悲怆的诗情升华成为一种庄严、崇高的境界：一个再次奔赴前线战死的士兵，以及一个吹号者和浸濡着血迹的铜号的形象，以震撼心灵的力量激励着中华民族奋勇向前。这两首不朽的抗战诗作奠定了艾青在20世纪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年上映的中国电影《木兰从军》和《孤岛天堂》引起很大的轰动。古装片《木兰从军》借古喻今，通过重新演绎木兰从军的故事来反映民众的抗战决心，创造了连映85天的票房纪录。《孤岛天堂》描写一群爱国青年在“孤岛”群众的掩护下锄奸抗日，这部电影在香港、重庆、南洋各地放映，受到观众热烈欢迎，每当剧中人说出“中国是不会亡的！”观众在激动中往往会起立鼓掌。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八十一梦》借鉴晚清谴责小说的笔法，鞭挞大后方政治的腐败黑暗，或嬉笑怒骂，或含蓄蕴藉，被誉为张恨水小说的“巅峰之作”。另外还有一些作品也值得一提，抗日题材的小说有阿垅的《南京》、周文的《救亡者》和骆宾基的《边陲线上》，散文有沈从文的《昆明冬景》和李广田的《雀蓑集》，戏剧有西南联大剧团的《祖国》和阿英的《碧血花》，翻译作品有尼采的《快乐的知识》（徐梵澄译）、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搏斗》（李健吾译），等等。
抗战即将结束之际，曾任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谢幼伟在《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一文中写道：“这七年来的中国哲学，比起中国任何一时期来讲，都不算是退步。相反的，作者可以很自信地说，中国哲学是进步了。这七年的抗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新生。”[43]他讨论的是哲学方面的成就，其实就上述对1939年中国士人创述的微观考察而言，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及文艺创作方面何尝不是如此呢？战争不但没有阻隔学术和创作，反而激起了中国士人为抗日救亡而探求真理、学以致用和追寻人生真谛的强烈愿望，这大概也正是“士志于道”的真义吧。
[1]《戴望舒作品集》，现代出版社，2018，第169页。
[2]艾青：《迎一九三九》，《艾青全集》第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第13页。
[3]徐訏：《新年希望》，《待绿集》，台湾正中书局，1977，第38页。
[4]傅斯年：《抗战两年之回顾》，《傅斯年全集》第5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第226页。
[5]刘节：《刘节日记（1939—1977）》上册，大象出版社，2009，第160页。
[6]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19页。
[7]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北京出版社，1997，第339页。
[8]刘节：《刘节日记（1939—1977）》上册，大象出版社，2009，第196页。
[9]转引自汪效驷、李飞《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一项战时交通社会史的考察（1937—1945）》，《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10]王晓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文字介绍》，《西安日报》2015年7月13日，第7版。
[11]《读蒋委员长在国民党五中全会的开会词》，《新华日报》1939年1月26日，第1版。
[12]《中共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1939年4月26日），《群众》1939年第1期，人民出版社1955年影印。
[13]《对于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的希望》，《新华日报》1939年1月26日，第1版。
[14]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15页。
[15]张从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旗帜》，《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11版。
[16]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17]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18]侯外庐：《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理论与现实》1939年第1期。
[19]宋云彬：《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的本国史教学问题》，《国民公论》第 1 卷第 7 号。
[20]秋瑾：《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萧平编《辛亥革命烈士诗文选》，中华书局，1962，第135页。
[21]韩叔衡：《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出路》，《大时代》1938年第3号。
[22]详见〔美〕欧文·豪《知识分子的定义和作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5年第9期。
[23]梁漱溟：《记一九三九年敌后之行 》，《我与中国民主同盟》，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第30页。
[24]赖永海：《宋元时期佛儒交融思想探微》，《中华佛学学报》1992年第2期。
[25]雨岩：《佛教报恩与抗战》，《华南觉音》第2期，1938年10月1日。
[26]夏玉清：《试论抗战时期“南侨机工”的人数与构成》，《东南亚纵横》2015年第6期。
[27]杨宏雨：《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一瞥》，详见涂文学、邓正兵主编《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6，第180页。
[28]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348页。
[29]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第530页。
[30]谢克欧：《科学与国防》，桂林国防出版社，1941，第43页。
[31]《刘节日记（1939—1977）》上册，大象出版社，2009，第196页。
[32]周勇、周昌文：《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工作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4期。
[33]《弦歌不辍 精神不死——陈平原谈抗战烽火里的中国大学》，《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7月17日，第9版。
[34]王学珍等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203页。
[35]何静：《战争烽火中的中国科学社》，《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年第6期。
[36]《以华人数学家命名的数学成果》，《人民网科技》2010年6月11日。
[37] 芶清泉：《我国的原子与分子物理学大师——吴大猷》，《原子与分子物理学报》1987年第2期。
[38]李金铮：《“土货化”经济学：方显廷及其中国经济研究》，《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
[39] 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第15页。
[40]范智红：《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第1页。
[41]〔法〕艾曼纽·卢瓦耶：《流亡的巴黎——二战时栖居纽约的法国知识分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3页。
[42]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第851页。
[43]谢幼伟：《抗战七年来之哲学》，载贺麟《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5，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