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大众”概念问题的展开
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用语不断地充斥着我们的眼球，与之相关的“大众消费”“大众文化生产”等新概念不断涌现。而近代以降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大众”这一概念在经历了“启蒙现代性”的蜕变和以“阶级”为内核的话语整合，最终演变成了当下文化视野下的以“消费”为特质的“大众”。这个表征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指示器”的概念，在经过了近100年的建构和重构之后，其概念所指已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我们还使用“大众”这一称呼，然而当下以“消费”为语义内涵的“大众”与近代以来以“阶级”为分类标准的“大众”截然不同。造成“大众”语义演变的动力主要源于不同的言说语境，比如在“革命”话语时代，“大众”会被言说成革命的主体力量，而“生产”和“消费”语境中“大众”则被看成消费的主体，等等。
当然，“大众”言说的多样或“面目全非”也非仅仅因于中国本身的话语实践，也与我们在对西方相关概念的移译与使用中的不加分辨有关。
就西方而言，比如在以“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中心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大众”一词一般是用“Popular”和“the Masses”分别来表示。但是在中国语境中理解与翻译这两个词时，则往往仅使用“大众”来表示，由此便造成了理论上与理解上的含混。就西方“大众”话语谱系而言，首先要追溯到英国以马修·阿诺德和F.R.利维斯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以“the Masses”为言说核心将大众视为没有文化辨识力的“庸众”[1]；而以雷蒙·威廉斯为代表的左派文化理论家则以“生活方式”的文化视角建构起“Popular”大众观[2]：“大众”是文化的接受者，但同时也有抵抗性，他们承认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但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而是有所思考以及携有某种程度的抵抗。也就是“抵制行为被权力所包容，并且没有构成威胁”[3]。
进一步说，在西方，“the Masses”概念一般是从文化上进行归类的，指的是低级的文化群体，进而成为批判的对象；这种言说旨在作为高级文化的一种防御型话语，因而往往会有意识地取消阶级的划分标准，“利维斯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都是如此。而“Popular”，一般可以译成“民众”“通俗”等，它有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有时又成为一个正面的概念。[4]这个概念中尽管在初期也包含有阶级（民众）的意识（因为源自左翼话语），但是1960年代之后随着“无阶级意识”的普行，“Popular”这一概念更多地偏于“通俗”的含义[5]，因此也属于一种文化上的界定。
可见，西方的“大众”既是被不断建构的一种文化观念，同时也对应着现实中的特定人群。继而形成了带有西方特色的文化意义上的“大众”理论。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的“大众”言说谱系的确立，却有着自己的路径。从较早的起源上看，一般需要从“臣民”的现代性转换说起，并经历大致几个不同的阶段。
首先是“臣民”向“国民”的变化。中国历史发展到晚清，封建统治摇摇欲坠，西方启蒙思想的催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内在要求所形成的“合力”，使得“君—臣”模式的“臣民”逐渐转化为具有“民主”内涵的现代“民”。一批早年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从日本这个“中介地”引进了具有启蒙色彩的“国民”概念，与传统的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臣民”[6]相比，现代的“国民”则是“权利”和“义务”兼有。同时，在“国民”话语言说过程中，逐渐形成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国民”言说，以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国民”言述。他们都以“民”为“国”之“民”，所不同的是“革命派”“国民”言说的根本前提，是把“民”建基于以“三民”“共和”为核心的“国”之上，而不是“维新派”在保持晚清帝国政权前提下的“国民”言说。显然，“革命派”的“国民”言说代表了时代的前进方向，以至“维新派”的领军人物梁启超后来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也逐渐向“革命”的“国民”话语靠拢。
到了五四前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苏联“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宣传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种以“工人”“农民”为主的“民众”日后成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从而奠定了以左翼话语整合大众概念的基调。从这个意义上说，“工农民众”话语可以视为“工农大众”话语生成的过渡性言说，这两种话语言说都以“工农”为话语主体，且以“阶级”为群体分类的标准。不同的是，从“国民”到“工农民众”话语的流变，以“工农”作为话语主体经历了缓慢的演绎过程，大致是城市青年→工人→农民，“民众”队伍呈现渐次增大的趋势。
从1928年到全面抗战爆发，“工农民众”为“工农大众”所取代。此时的“大众”概念主要自日本“旅行”而来，并深深地打上了“左翼”的“阶级”烙印。换句话说，20世纪有中国特色的以“阶级”为中心的“大众”话语至此正式生成。这当中，“工农大众”话语又有“化大众”与“大众化”的区分，即“大众”话语从“化大众”向“大众化”流动，相应地，言说者也从知识分子转移到以革命领袖为主。这一时期的“大众”话语言说指向是把知识分子“化”到“工农”之中。
自全面抗战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工农兵”成为话语主体。由于言说语境从“民主革命”转向“民族救亡”，“兵”成为独立的概念进入大众话语。“工农兵”话语遂成为此后直至1970年代末一体化的“大众”话语主线。
需要说明的是，1970年代末的“大众”话语虽然延续了“工农兵”言说，但是由于言说语境由“革命”到了“建设”，话语主体发生转变，“工农兵”大众用语在很大程度上被“人民群众”所取代，最明显的是“兵”再次从“大众”话语中游离出来，“人民群众”成为话语主体。“人民”成为高度政治化的话语符号，与“民主”相对应，成为区分敌我的“标尺”。
到了1990年代初期，“大众”概念基本上没有了此前“阶级”的含义，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带有消费性的文化概念。而这个概念与西方知识谱系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话语颇为类似，即都把“大众”视为缺乏辨识力的被动受众。不过在1990年代中后期“大众”言说又一次出现话语转向，即不再把“大众”完全视为“文化工业”的消极接受者，而是具有革命能力的大众，他们对文化专制具有革命消解的作用。当然，1990年代中期以后“大众”言说也并非只有一种声音存在，这其实也是各个时期“大众”话语言说的普遍现象，即大致以某种言说为主，而兼及其他“支流”话语。就1990年代中期及以后的“大众”话语来说，其声音有批判、有肯定同时也有理性的反思，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引入，“大众”言说带有更为“中性”的色彩。
梳理完中西谱系中的“大众”理论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首先，中西“大众”都是将所言说的群体放在一个大约共指的范围内，体现出一种含义上的不断变化与延宕的特征；其次，中国和西方“大众”理论的差异，主要源于两个不同的话语言说系统。在西方，“大众”话语从一开始便是基于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而言，而这个危机则是由19世纪以来工业主义所导致的。然而近代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封建专制国家，尚未步入现代性的正规，因此有一个改造传统等级制的客观历史需求。显然一个是出于应对现代性已产生的危机，一个是基于走向现代性的诉求，这也决定了自近代到1980年代中国“大众”话语的变化会与现代性动员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
由以上针对中西大众言说的引述，本书试图从以下两方面入手进行思考：一方面中西大众话语实践本身存在着差异；另一方面中西在大众概念措用上也存在含混与错位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就有必要重新回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之中，梳理与厘定中国大众话语实践的整个进程，以便确切地认知在中国特定语境中大众概念形塑的特点与含义，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中国的“大众”言说体系。
如果从更为“本体”意义上说，本书所研究的“本体”就是“大众”概念/概念史，而“话语”则更体现为一种研究视角或方法。之所以把“概念”“概念史”作为本体研究，是基于一种理论的目的或意义，因为历史沉淀于特定的概念之中，而概念本身有自己的历史（概念史），而在“概念史”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政治史”、“社会史”和“经验史”[7]。这是“概念史”研究的根本目的，也是本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近代以来“大众”这个词主要出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90年代以后两个时期。其他时期更多使用的是类同的概念，如“国民”“民众”“庶民”“平民”“群众”等。虽然其含义有别，但所指的对象则基本相同，故此，为了有一个可以大致统一的表述，我们把这些类同性的术语均归入“大众”[8]概念的“语义场”（semantic field）[9]中。这个“语义场”是就最大的概念范畴而言的，而在整个20世纪“大众”话语言说过程中，其又不断衍生出不同的“子场”，这些“子场”内部也会包含更小的“子场”。我们可以用一个图形直观地说明他们之间的包含关系。
当然，由于近代以来“大众”概念流变的缓慢性、使用上的随意性和随机性等，加上不同“语义场”的存在，使得概念词的流变会呈现出总体清晰，局部混乱模糊的状态。比如“大众”这个词语的使用自古就有，到了近代也频繁出现在各种书写之中，但根据我们的判断，其正式登场的时间则应该在1928年前后，但作为其子概念则在近代以来又有其他的一些表述，以此形成一种演变的趋势。概念演变的首要标志是“物质外壳”变化，即负载概念的形式——用语的变换。比如从“国民”到“民众”的更替，代表概念的词语出现了变化，概念的含义当然也就有所不同。然而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在许多情况下，概念及其含义的变化又都是交叉进行的，这是指近代以来“大众”概念的演变虽然从大的段落来看，会有一条清晰的线索，但是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地展现给我们。它们往往是交叉使用的，比如在同一时期也会出现时而大众、时而民众、时而群众等的情况，这当然是由概念流变的复杂性决定的，同时也因为“一个概念可能由一个以上的词语或术语来表示”[10]。
如果从概念的流变来说，我们也可以把概念与其含义的交叉变化视为概念的“延异”[11]运动，也就是延迟和差异，它是“事物的真正存在方式”[12]。比如在1920年代从“国民”到“民众”转变，其中还有个过渡概念“平民”，而且整个1920年代虽然以“民众”概念为主，但是五四运动初期的“民众”还不具备“阶级”意涵，后期才引入“阶级”的语义。另外，尽管“大众”在不同时期的子概念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但作为概念指示器的用语却保持相对稳定。像“大众”用语较为集中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使用同一个词——大众，但显然其概念内涵不断地从“工农”大众向“工农兵”大众发生流变。
既然如此，在考察“大众”概念的流变之时，不仅仅需要考察概念用语的变换，更重要的是在已经变化的历史语境中窥探概念内涵的细微差异。比如1949年以后“大众”仍然包含着“工农兵”群体，但是“兵”的比例越来越少，相比之下“工农”的比重越来越大了。这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从“革命”到“建设”的目标转移不无关系。可以说，“大众”的言说与历史时期的特殊语境息息相关，离开了这个语境，“大众”概念的内涵便无从谈起。
事实上，近代以来“大众”概念转换背后的“支配力量”集中体现在话语权的变换上。但问题是谁有“能力”掌控这些话语权呢？民国初期操控着话语权的大多是留日归来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把在日本吸收的源自西方的现代话语，与中国传统的“臣民”进行整合，从而制造出了具有现代启蒙气息的“民”“新民”“庶民”“民众”等现代性“大众”。到了20世纪30年代名副其实的“大众”正式登场，这不仅体现在“大众”用语的广泛使用，而且表现在表征着革命主力军的“工农”阶级也被整合到“大众”之中。然而，此时仍然掌握着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喋喋不休地言说着“大众”，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自身被“大众化”而丢失启蒙者的身份。[13]此后，随着“工农大众”这一话语的构建成型，知识分子也逐渐作为言说对象被“规训”到“大众”的阵营之中，尽管他们始终没能够真正融入这个群体。
当然，“大众”话语的流变也不仅仅是话语权的转移问题，同时也是与整个历史的潜在冲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带有历史发展必然性的“潜在冲动”，在言说者背后形成的时代话语“规定”了“大众”话语的言说方式。换句话说，不仅仅是诸如知识分子、革命领袖在言说“大众”，而且也是“更大尺度中一种话语运作‘外部’决定的结果”[14]。这正如福柯所说“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15]在福柯看来，一切由言说者在“发动和操持的言说和写作中，其实都是某种外部看不见的话语塑形方式在制约着作者”[16]。显然，20世纪“大众”话语的生成与流变既是充当时代代言人的言说主体言说的结果，同时也是更大的时代话语（比如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革命”“救亡”等时代话语），在言说那些“言说者”的结果。
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本书在研究中国近代以来“大众”话语的生成与流变时，必然涉及言说主体、言说对象的变化，以及话语权的转移，进而更深入地透析时代的“大话语”给予言说者的话语“指令”。在展开论述之前，我们还需梳理一下国内学术界关于本论题的已有成果，以期在已有成果的“短处”开始我们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