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批判与传承：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打倒孔家店”这样的反传统文化立场而著称，察其缘由可知，当时喊出这样的反传统口号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道咸以降，中国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节节败退，认识了西方的厉害，意识到非得向西方学习不可。同光时期，洋务运动日盛，中国传统学问被贴上旧学标签，西学则被奉为新学，一新一旧，价值判断自在其中。庚子国乱之后，朝野上下皆以科举制度为中国落后之元凶，为配合清末新政发展新学，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优先，四书五经不再是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失去了政治保障，作为意识形态的儒教开始走向崩塌。1911年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制，1912～1913年中华民国颁布《壬子癸丑学制》，进一步废除在教育领域历行两千年之久的尊孔读经。1915年《新青年》创办之初，正遇上袁世凯鼓吹复辟帝制，袁极力制造“尊崇孔圣”舆论，下达尊孔通令，为复辟帝制做思想和文化准备，这样尊孔和专制被紧紧捆绑在一起。在这种形势下，新文化运动各位主将高呼“打倒孔家店”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实际是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捍卫共和制。陈独秀说：“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应于民主国宪法，不生问题。只是袁皇帝干涉宪法之恶果，天坛草案，遂于第十九条，附以尊孔之文，敷衍民贼，致遗今日无谓之纷争。”[4]这表明当时对孔子的批判完全针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李大钊也曾说：“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5]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对孔教的攻击集中在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把三纲等同于单方面服从的愚忠愚孝，认为这是维护专制制度的原则，违背现代文明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所以必须打倒。然而细察之，这却是对先秦儒家三纲本义的曲解。在先秦儒家学说中，三纲的本义绝非不平等，而是双向的、平等的道德要求[6]。关于君臣，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则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关于父子，《孝经·谏诤章》里也说得很明白：“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梁启超曾言：“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从‘仁者人也’，演绎出来。既做人便要尽人道，在人里头做了君，便要尽君道，做了臣便要尽臣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全然是相互关系，如此才是‘相人偶’。所以孔子所说，是平等的人格主义。”[7]换句话说，“五四”先贤们所批判的三纲，并非先秦儒家三纲的本义，而是被后来的专制者扭曲利用的、工具化的三纲，打倒这样扭曲的三纲很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彰显孔孟之真精神。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五四运动的主张与孔孟的真精神本无二致。众所周知，五四精神是科学、民主、进步、爱国。科学的对立面是迷信，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因此孔子并不是迷信的。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孟子在回答梁惠王“臣弑其君，可乎”的问题时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还直言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可见孟子是仇恨专制、亲近民主的。至于进步，《礼记·大学》中，有“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见儒家也是赞成进步的。爱国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济世安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人生理想。“位卑未敢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儒家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
“五四”先贤们坐言起行，旨在改造中国社会、救亡图存，这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经世致用”之实学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是“仁”。子曰：力行近乎仁。躬身践履和经世致用是儒家的核心价值。明清之际，针对明末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空谈心性的腐朽学风，面对明亡清兴、“天崩地裂”的残酷现实，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崇实黜虚，提出了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实学主张。虽然到清朝乾嘉年间因文字狱的压力，实学思潮逐渐演变为以“训诂考据”为主的朴学，但到了道咸年间，随着国内外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兴起，以微言大义阐述“经世致用”、求新求变以挽救时局的思想。从同光年间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掀起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到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变法维新运动，再到清末新政和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以及民初新文化和五四运动，这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都是这一“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延续和不断强化。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对于传统既有批判，又有传承。批判的是被专制统治者利用的扭曲的三纲和孔教的假躯壳，传承的是经世致用、精忠报国等孔孟的真精神。五四运动对于传统的批判，是中华文化在面对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之时拿出关云长刮骨疗毒的魄力展开的一次自我批判和拯救。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实现破壳而出的更生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堪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然，如同凤凰涅槃那样，这一浴火重生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和磨炼。
五四运动以后，经学时代结束，孔子和儒学逐渐从正统的神圣宝座上跌落，墨家、法家、道家、农家、纵横家等诸子学复兴，开始进入一个以诸子学迎西学和马学的历史时期。胡适提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哲学学派的恢复。这些学派在中国古代一度与儒家学派同时盛行”。[8]陈独秀也十分重视非儒学派的价值：“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的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力食，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9]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五四精神本身也已成为一个传统，且已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而，时至今日，“五四”先贤们关于古今中西的文化大讨论仍未休止。可喜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出救亡的危机和贫弱的困境，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今天的国人能够以更加从容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的传统和过去了。或者可以说，如今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少了一份激愤和指责，多了一份温情和感恩，因为正是蕴藏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和理念激励和指导着国人不断奋进，才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回顾五四运动上下两百年历史，首先可以看到的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在危难之际毅然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责任和担当，这一爱国精神在五四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另外还可以看到，自五四运动以来百年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逐渐生根发芽、枝繁叶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靠的就是敢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突破条条框框，不以理限事，而是实事求是。“实事”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来理解，一是当名词用，指“实际对象和客观情况”；二是当动词用，指“实行和实践”。实事求是是一个融合了中西马学的原则，它一方面直接继承了明清实学三百年的基本精神，还可以上溯到儒学传统中“力行近乎仁”的实行精神，一方面也融合了西方现代文明中的实证理性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面临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对于传统文化，五四运动时期主要是否定和批判，而新时代的任务主要是传承和弘扬其优秀要素，推动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二者既对立又统一，表面上对立，实质上统一，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总体目标。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批判具有合理性。今天时过境迁，中国社会发展目标已经从站起来、富起来变成强起来，不仅是物质文明和经济力量的强，更是精神文明和文化力量的强，这只有通过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吸收养料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