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中村”的拆迁命运与维权逻辑
(一)“城中村”的拆迁问题
2010年10月下旬,A市B区L庄村的村民们都已开始买煤,做过冬的准备。在兴隆胡同里,52岁的吴师傅正在整理新买的煤球。看到我在打听村里的事情,他很热心地向我介绍L庄的现状和自己的情况,还领我参观了他家的房子。如果说田野调查需要一个幸运的突破(lucky break),那吴师傅就是真正领我“进入”L庄的人。
吴师傅是土生土长的L庄人,祖祖辈辈在此居住,原以种地为生。每当我问起他村里的过去,他总是兴致勃勃地给我描绘昔日的美景和儿时的趣事,还骄傲地告诉我其祖父曾为慈禧太后划过船。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A城区的迅速扩张,村里的土地不断被征用,村落也逐渐被城市建筑所包围,成为一个“城中村”。不仅如画美景和田间趣事永成回忆,失去土地的吴师傅也没有了生活来源。在B区政府的安排下,吴师傅开始以打扫村内卫生为业,后来又改为维持村中治安。然而,他觉得每月1400元左右的收入难以满足生活的需要,开始思考其他挣钱的方法。城市的扩张侵蚀了村落的土地,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流动人口。由于L庄临近打工者聚集的B区科技园区,很多村民将家中闲置的房屋出租以赚取收入,而且随着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村民们纷纷在自家的房屋上加盖楼层,用来出租。吴师傅也不例外。他拿出多年的积蓄,还向亲友借了些钱,在自己原有的平房上加盖了3层楼,出租给附近的外来打工者。自从2008年4层小楼完工后,吴师傅家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每月固定收入可达1万元以上。吴师傅从此以出租房屋为主业,生活颇为悠闲,每天以遛狗、放鸽子为消遣。
然而,吴师傅这样的生活并没能维持很久。2011年,A市政府决定对50个“城中村”进行重点整治,L庄名列其中。其实在此之前,拆迁的说法已在村里流传很久。但吴师傅宁愿相信那只是传言,而且表示即便政府真的实施拆迁,自己也不会搬。他曾口气坚定地对我说:“我在村子里生活了这么多年,舍不得离开。祖辈都是从前清时候跟着皇帝一块过来的,祖上留下来的家怎么能给丢了呢?说什么我都不会搬家的。”[2]即便是2011年7月政府正式下达了拆迁文件后,吴师傅依旧态度坚决。但2011年10月我们再交谈时,吴师傅的立场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他说:“拆迁带来的损失太大了……不给我足够的钱和房,我是绝对不会搬走的。”[3]2012年1月,在获得了高出之前期望值的补偿后,吴师傅带着政府安置房屋的承诺和补偿款的存折,离开了世代居住的L庄。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是什么让吴师傅坚决不肯搬迁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他想要的真的只是经济补偿么?
L庄的大多数村民都有和吴师傅相似的经历。在当代中国新闻媒体对村落拆迁的报道以及许多人的谈论中,拆迁户常被描述成不劳而获、贪得无厌的“刁民”形象,甚至为了私利可以背信弃义、六亲不认。但在全面了解了L庄拆迁过程之后,笔者不禁思考:起初村民为什么不愿意搬迁?后来其立场为何发生转变,以“足够”的物质补偿作为搬迁的条件?这期间,村民为维护和争取利益,先后采取了哪些博弈方式?我们该如何理解他们的诉求和那些看似“不择手段”的行为?面对村民的抵制和要求,政府运用了什么策略和措施贯彻拆迁的决策?而村委会、开发商、拆迁公司等机构又分别在拆迁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本文通过对L庄拆迁过程的长期深入调查,考察分析各利益方的多元互动和折冲,尝试为上述问题提供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