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东方社会发展的历史方法
从16世纪开始东方社会逐渐成为西欧的猎获场，或倾销地，或货币掠夺地。1600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18世纪末19世纪初波斯受到英法俄等国的侵略，1840年清王朝遭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屈辱。直到19世纪，原来处于世界边缘、半边缘的拉丁语国家形成了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原来处于世界中心、半中心的中国、俄国、印度成为经济水平相对低下、生产落后的国家，成为边缘、半边缘的国家。“这些国家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商品，把本国的手工工场工人置于死地。因此，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革命，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革命。”[43]近代的东方农村公社不再占经济的主导地位，自然经济在瓦解。
针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和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的间性，马克思于1874～1882年阅读并写下了《古代社会史笔记》[44]，19世纪七八十年代写下了《历史学笔记》[45]，晚年马克思实证人类学的伟大成就最终奠定了东方社会理论，也成就了其历史方法理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最突出的特色就是用历史方法理论对俄国、印度、中国等国家进行了研究，对东方社会的命运做出了深刻的回答。马克思既希望弄清资本的历史过程，也探寻联合体的前世、今生、未来。
1.研究俄国社会的历史方法
马克思研究俄国社会的文本的精华之处在于论述俄国农村公社[46]的命运，通过对农村公社命运的研究形成对俄国社会命运的思索。然而，马克思研究东方问题与东方社会是为了弄清私有制的出现及变种，对俄国问题的回答仅是研究过程中的附带行为，或用东方社会理论对现实所做的一个解释。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俄国农民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47]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打破了马克思对以往形成普遍史观的框架，转而研究历史中的特殊发展类型。[48]对当时俄国社会的研究最终实现了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卡夫丁峡谷”转变的东方社会理论。
“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唯一的欧洲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49]同时期欧洲其他国家也存在公社形式，只是以残片的形式存在，如爱尔兰仍存在的公社。根据俄国的社会结构与地理，马克思将俄国视为东方社会的一部分，而且是亚细亚的农业公社保存最典型的一部分。然而，正如本章第一节中分析的那样，当时的俄国农村公社所保留的那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形式，实际上也已经是人类原初社会形态的遗留物、非纯粹的原始公社，更加不是原始社会形态了。在这种“农村公社”里，土地公有，不定期轮换分配给农民使用，农民的住房、菜园地及部分生产工具归个人所有，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劳动，劳动成果归个人所有，国家通过“农村公社”管理机构向农民征收赋税。[50]私有制已经在公社内部开始形成。俄国的农奴从不同意贵族有权占据庄园里的土地，“农民是属于贵族老爷所有，但土地是属于农民的”。[51]这种农村公社，“同时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同较高的文化同时存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52]这就是俄国农村公社的生产现状，一方面在自我瓦解，另一方面受到世界生产与交往的影响加速瓦解。[53]
俄国农村公社还存在一个亚细亚共同的可能致命的特征：隔绝、孤立性。“这个特征造成它的软弱性，从各方面来看对它都是不利的。”[54]这一致命的特征在农村公社瓦解的过程中，使得农村公社处于危险境地。[55]俄国的每一个公社都是集体，每一个公社之间却是松散的，甚至是竞争的，公社之间的联系过少，难以形成更大的集合体。[56]这一境遇的后果是，农民之间无法形成联合，没有联合的个体仅仅是“袋子里的马铃薯”而已，甚至这些农村公社都还没有获得“装马铃薯”的袋子，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的领导力量。不会像俄国民粹派所认为的那样，俄国的农村公社天然地就是无限地接近共产主义，西方无产者努力争取的东西在俄国是现成的，俄国的社会问题已经解决或者接近于解决。俄国的农村公社的保存已经是相当脆弱了，公社作为一个集体，已经无法阻拦制度的破坏。
马克思面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现状与破坏因素的与日俱增，没有否定作为欧洲保存下来形式最好的农村公社的潜力，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做了伟大的思考。他在考察俄国的命运时，指出俄国村社“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57]
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面临的历史环境，马克思的态度也很明确。“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代替小地块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于这种大农业。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相反，作为开端，必须把它置于正常条件之下。”[58]在这一段话中，马克思除了指出“历史环境”之外，还从“理论上”[59]很明确地指出农村公社的命运要成为俄国社会的命运，在于占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而要占有一切积极文明成果，在于把农村公社置于正常条件之下。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复信）》中，马克思更加明确地写下，“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60]
何为“正常条件”，即“要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能够代替小地块劳动这个私人占有的根源”。[61]要实现“正常条件”，则又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在经济上有改造“正常条件”的需要，在物质上有实现“正常条件”的条件。[62]这两样东西实际上说的又是农民“获得正常数量的耕地”和取得资本主义的“设备、肥料、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资料”。[63]通过这一分析，可以发现，马克思所谓的“正常条件”与实现“正常条件”必须具备的“两样东西”是同一个条件的两个方面。但是，“农村公社”几乎陷入了绝境，处于危险的境地。[64]单个的公社、农民无法获得实现“正常条件”必须具备的两样东西，俄国旧社会又无法提供“正常条件”。“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65]只有形成这样的前提，俄国才有可能吸取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一切积极成果，才有可能改造并发展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这些前提在马克思看来是不可能具备的。[66]
以上是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与变革手段的一个基本论述。在这个基本论述中，涉及俄国社会的两个问题：一是俄国的内部国情，二是俄国的外部世情。对于第一个问题，解决的方式是通过革命，改变俄国的现存政治制度。我们通常认为马克思笔下的俄国革命是社会革命，是推翻一个旧的社会形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形态，这其实是后人受到了十月革命实践与理论的影响。[67]在马克思看来，俄国的革命是推翻沙皇的专制制度[68]，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提供“正常条件”，这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前提，而不是本身。推翻沙皇专制制度[69]才有可能保存与发展农村公社，农村公社的存在才有可能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说的革命只是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一个中介，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当然，后来我们看到的十月革命，超出了马克思的设想。同时，俄国公社所有制在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受到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吞噬，在十月革命前夕，公社所有制实际上已经瓦解，只是以残片形式存在。这也与马克思所希望的结果不一致。
第二个问题其实是第一问题的前提，也是关键。因为，第一个问题仍是“理念上”“理论上”的。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建立在第二个问题的解决之上，即由于俄国社会的世界历史性，俄国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问题。理论上的问题，还得回到现实。俄国的农村公社正处于瓦解与“不能继续维持下去”[70]的状况，它本身已经没有力量将自身促成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要想使俄国农村公社发展下去，更多的不是去改革农村公社这种形式，而是依赖于它的“外部条件”“外在推力”。这种“外部条件”“外在推力”在于：“与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71]无论革命成功与否，离开了外部条件，革命都是无意义的。“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72]在这一段话里，马克思的意思也是基于俄国革命的外部推力，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俄国的革命也是空虚的。俄国公社公有制的保存依靠外部条件与外部推力，在这一环境下，俄国的革命才能够成为改变俄国命运的事件，才能够使“跨越卡夫丁峡谷”成为现实。任何民族的社会进程，都要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出发。[73]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实意义也就是以农村公社为起点，“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为最终实现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提供可能。实现一种与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的西欧“历史必然性”运动[74]不同的把一种公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公有制形式的俄国“历史必然性”运动。
2.印度社会的历史方法
莫卧儿王朝后期，印度逐渐受到欧洲列强的控制，最早在印度建立据点的是葡萄牙，但他们的殖民地位于莫卧儿帝国版图之外。此后荷兰人积极介入其中，并打败了葡萄牙人。奥朗则布[75]在帝国极盛时期忽视了欧洲殖民者的危险，他的子孙们在被迫面对欧洲人时已经由于帝国衰落而软弱无力。[76]到了18世纪，在印度追求利益的欧洲强国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经过一番斗争[77]，英国人取得了优势，把法国在印度的势力削弱到只剩下5个小殖民点。
马克思对印度社会的研究正值印度处于英国控制时期。马克思关于印度社会的研究文本主要集中于《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印度史编年稿》和《人类学笔记》[78]等。
在印度传统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公社形式。莫卧儿时期的公社大多仍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之上，土地分配给家庭，家庭是土地的使用者。“在某些这样的村社中，全村的土地是共同耕种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每个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的土地。”[79]只有荒地才作为公共牧场。公社实行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建立在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以及固定分工之上”。[80]同俄国公社一样，各个公社之间是孤立的、分散的、互不联系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81]。与俄国所不同的是，“在这种村社内部存在着奴隶制和种姓制”。[82]公社同时必须向国家缴纳赋税，“为了获得纳税的钱，必须卖掉它们的一部分产品”。[83]
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提到，“历史却表明，共同财产（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凯尔特人等等那里的共同财产）是原始形式，这种形式还以公社财产形式长期起着显著的作用”。[84]共同财产即是共同生产，公社成员的生产与财产形成一致。这些充满“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85]这种专制在莫卧儿王朝时期，甚至整个印度的王朝时期都没有达到像中国古代那样的中央集权制，印度在表面（在大多数时期这种表面也不存在）的整体之下代表专制的王公。每一王朝时期，印度作为一个没有统一的南亚次大陆每天都发生宗教、战争、变动、入侵。受外敌的入侵是印度历史的一部分。“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86]历史不停地变动没有改变印度这样一个久居农村公社与古代社会残余的社会状态，反而一切进入印度的事件都被本身的时代力量所化解了。
在马克思看来，印度内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内战、革命、征服、饥荒都只是触及印度社会的表面，英国的到来才真正改变了印度传统社会的整个结构。[87]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88]不列颠人给印度带来了什么灾难？导致的后果又是什么？
什么灾难？“不列颠人在印度的全部统治是肮脏的，直到今天还是如此。”[89]除此之外，英国的工业文明毁灭了印度的文明。在马克思看来，工业革命后拥有大机器生产方式的不列颠在文明程度上高于其他文明。这种以大机器为代表的高级文明与其他文明方式不一样，其他的文明形式更多的是精神文化的表现，工业文明则是内容上的和物质文明的表现。从而，这种文明对其他文明来说是不可抗拒的。“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90]这种分析显示出马克思已经形成的历史矛盾规律，及与这种矛盾规律平行的生产与交往、分工与联合的功能关系。只不过马克思将这种规律在分析印度时进行了颠倒，形成了一种由外至内的社会变革思想。这反而印证了两对功能关系的世界历史意义。
什么后果？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对印度与英国之间的殖民关系这样写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91]这种双重使命是否适应所有殖民地暂不讨论。[92]叶险明就认为马克思的“双重使命”思想仅适用于19世纪60年代以前的英印关系，不适用于英国与其他殖民地国家的关系，更不适用于殖民国与被殖民国之间的关系。[93]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马克思那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这当然是德国人的文明观。但是，制度（交往形式层次）与社会结构是有优劣之分的。印度“骄傲的文化”敌不过机器的制度，这是一种明显的现代化观。现代化始于破坏，“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94]马克思希望所有国家都能够达到西方的物质文明，而且如果能同一时刻达到则是更好的。精神与文化（观念上的文化及产品）又总是结伴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中，从而当印度西化后，其精神与文化西化是必然的。
当然，马克思对于英国的双重使命的意义还没有认真地反思过，这种双重使命不是英国赋予自己的，是历史的结果，这种结果凸显的是历史的“无意的狡计”。马克思这个时候关于历史变化的“无意思想”他自己可能还不是太清楚。一种有意的行为产生了无意的后果，这种“无意”比“有意”更具有变革作用。当然，首先是对“他者”的作用，其次才是对有意者的反作用。
对印度社会史的研究也同时可以析出印度村社与俄国农村公社发展的同样需求，这种需求在于外部的历史环境，这种外部环境对于印度与俄国来说是不同的。外部环境在以破坏的形式延缓一个国家的发展，又以另一种方式加速了这个国家的变迁。马克思也指出，印度的发展首先必须依赖于外部，当外部对印度的发展起到了“引子”作用[95]之后，“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96]
结果是什么呢？“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97]如果英国原有的社会存在没有被摧毁、英国的无产阶级没有解放英国，或者印度人没有生成足够的力量反对并摆脱殖民者的统治，“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98]印度人是无法获得的。
在印度的当代，可以看到那种传统的习俗、文化、观念还保留着历史的尾巴[99]，意义已经不大。整个印度从殖民时代走出之后，走上了西方的发展模式。
那么，印度是否也能像马克思分析的俄国社会的发展情况那样，有机会进行“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呢？[100]对于这一个问题，有的学者将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照搬到了印度。关于一这点，笔者认为似乎是与在马克思时代有人将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确定的一般发展道路泛化一样，会给马克思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马克思过多的侮辱。不经过“卡夫丁峡谷”“只是俄国的殊荣”[101]，马克思明确把印度排除在外，俄国具有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的“普照之光”是到达不了印度的。[102]因为，印度已经成为“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跨越卡夫丁峡谷”[103]的前提“公社”“公有制”已经遭到基本破坏。俄国的殊荣对于同时期的中国来说也是无法获得的。
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无论是俄国、印度还是中国，无论是多么落后的国家，一旦卷入世界历史的洪流中，就会对资产阶级社会产生重大的反作用。“在每一次商业危机之后，不列颠棉纺织厂主们都更加感到同东印度的贸易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东印度大陆实际上成了他们最好的市场。随着棉纺织业越来越成为大不列颠整个社会结构的命脉，东印度也越来越成为不列颠棉纺织业的命脉了。”[104]
3.中国社会的历史方法
“中华民族刚刚进步到文明边沿，就形成了一个祖先，一个权力，一个核心。”[105]因为随着原始社会的瓦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群体性社会组织并没有逐渐消亡，反而衍生出高度集权化的宗法制国家。“集权必然产生专制主义。”[106]这种王权与神权相统一的高度集权的一元化社会形态，使统治集团以国有化的名义实行土地的“王有制”[107]，即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社会高度集权化的专制主义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结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生产与交往达到并保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巅峰，同时也成为停滞状态。亚当·斯密也认为，“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和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中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几无区别”。[108]“中国却无疑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中最典型的例子。”[109]
农村公社的解体根本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占据生产的主导地位，然而亚细亚形态的农村公社由于自给自足地生产与再生产着一切，在客观上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顽强的抵制作用。[110]尽管中国不同于印度，到19世纪，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存在公社了，但是农业公社思想与专制主义结合起来的影响力仍然完整地保留着。“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传统中国社会中有许多不利于资本主义的生长但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因素。单纯而一致的民族文化概念、表意及单音节的语言（外国人很难学会）而形成的统一性、德治而非法治、中产阶级发展的缺失，以及一直以来对商业利益和商业动机的抑制——一旦时机来临，所有这些都成了更倾向社会主义的特征。”[111]由于这一切，中国农村公社式生产与交往、分工与联合的功能关系无法根本解体。“可以推测，甚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种基本要素的解体，如公社的解体，在专制制度和整个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条件下，在保存家庭手工业和小规模农业相结合的情况下，生产方式仍然继续维持下来。”[112]
然而，“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113]对于古代古典的、日耳曼的社会形式来说，战争是其扩大的前提；而对于亚细亚的社会形式来说，战争是保留现状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中国的社会发展与历史机遇出现在它与外界紧张的交往中。
马克思对古代中国社会研究的文本主要集中于19世纪50～60年代他在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维也纳的《新闻报》[114]上发表的评论性文章，这些评论性文章并不是马克思随性而写的，而是专门放弃了他正在研究的经济学来写作。其他的关于中国社会研究的文本则散见于从19世纪40～80年代的各种著作和书信中，有关“中国”研究出现频率较多的集中于《资本论》和《国际述评》（一）、（二）、（三）中。
古代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强国在18世纪中后期逐渐走向下滑的深渊。为什么具有世界大国地位[115]的中国极速地衰落下去了。马克思对曾为东方社会最具代表力量的中国衰落的原因虽没有专门分析，仍在不经意间用生产与交往、分工与联合两对功能关系对中国社会衰落的原因进行了简略的概括。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116]这一句话，既说明了中国过去的强大，也说明了中国在世界历史形成中必然衰落的前提，这一前提就是生产缺乏交往。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各国间的隔绝性大于交往，各国的生产在于本国的资源与人口。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中，资源与人口得到了重新优化组合，缺乏资源与人口的国家可以从世界市场、世界贸易、对外掠夺中获得所需。缺乏资源与人口的国家居然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了快速的经济与军事机器的发展，没有参与世界历史形成步伐的中国保持自然的发展速度，这种发展像“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17]，中国与世界后发强国一接触便“解体”了。
在生产与交往功能关系的影响下，分工与联合的功能关系也发挥着促成中国衰落的力量。鸦片贸易与消费、外国工业品的输入、赔款、金银外流、外国竞争等，“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118]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了这样一些破坏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因素。这主要在于，中国的分工与世界分工的隔绝。西欧各国发展生产需要大量货币[119]，世界分工形成要求商品自由流通，这些需要使世界成为一个共同体。中国却成为这个共同体中的一个例外。[120]“到1800年，广州与邻近的佛山加起来，有150万居民，其数量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城市人口的总和。”[121]这一时期，中国的生产和出口在世界经济中仍然具有领先地位，海面上的逐渐封锁却促进了陆路贸易，中国的瓷器与丝绸在世界上仍然没有对手，以瓷器与丝绸为主的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具有高产出与低成本的竞争力，这些方面还造成世界尤其是欧洲的白银不断注入中国，中国具有“作为世界白银生产的终极‘秘窖’的地位与作用”。[122]这些情况表明，即使中国在下滑的过程中也依然对世界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在世界分工中，通过贸易顺差留住的白银[123]，正是西欧发展急需的东西。西欧列强为了使中国的白银外流，就不得不采取一切方法。
衰落中的中国是否已经不再具有它的世界历史意义了呢？马克思认为，衰落中的中国反而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了。马克思通过生产、交往、分工、联合等范畴剖解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指出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124]历史一直都是以狡计的状态存在，历史自身就是辩证法。
在外力作用下，在英国枪炮下，“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125]外界对古老中国产生了生产方式变革的推动作用。同时，迫使中国与外界进行交往，这种交往不再是中国封建盛世时的主动交往，而是一种被动交往。无论交往的主动性还是被迫性都存在短板[126]，但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一个曾经的伟大民族在被迫交往中显然存在着难以补齐的短板。
在最初的中国与外国殖民者的关系中，马克思认为外国殖民者（英国、法国）在中国取得的地位与外国殖民者所希望获得的经济效果不等。如马克思提出，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市场进入缓慢，是因为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127]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或工业的生产方式不同之处在于所生产的产品少了外部分工、流通、销售这些渠道，即自我生产、自我消费或比生产社会化在某些方面更节约成本。这就大大抵消了原来大机器生产效率提高后产品价格上的优势。同时，自我生产并不像生产社会化那样集中工作，而是利用农业生产之间的空余时间进行。也就是空闲时间进行生产，这种生产是一种“意外”的财富，而不是按劳动价值来定位的财富。这种生产在表面上看来，并不适应当今社会高效率的生产要求，却不经意间节约了资源。例如，当前一种产品的生产成本是较低的，但流通费用却占了该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重要位置。流通所消耗的资源对于当前能源紧张的世界来说，则是再宝贵不过了。也就是说，中国古老的农业及家庭工业是一种相互的生态生产方式。同时，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观念的问题，“至于中国市场，所有的报告书都一致指出，那里的人们大都愿卖不愿买，金银都被收藏起来”。[128]当然，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在它已经扎根的地方，它就会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129]。
与英法在中国的贸易受阻相反，1857年马克思在《俄国的对华贸易》中指出由于俄国与清王朝毗邻，在地理上只用通过内地陆路交往与贸易就可以毫不费力获得英法美梦想的与华贸易地位。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指出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尤其是大国之间的交往。这也说明了交往后果的不确定性与无意识的后果。
当然，英法等国在生产上没有获得打破清王朝自然经济的世界历史的意义，却在另一个方面获得了。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对中国革命[130]的世界意义论述中，“中国革命也将对英国并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影响”。[131]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32]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导致中国国内对外国工业品需求市场的减少，中国茶叶向英国出口价提高，而正好这一时期西欧发生歉收导致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列强之间分赃不均，“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场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不难解答的”。[133]马克思指出首先将在英国引发经济危机，再触发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34]在马克思看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了整个世界，世界却并没有放弃落后国家的历史作用。通过落后国家革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造成影响这一交往手段使得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尽管畸形但仍然是一种世界历史进程。
但是，在西方列强把“秩序”送到中国时，中国具有“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135]的功能。太平天国革命在马克思看来，引起的作用不是在暴力上而是在金钱上，即重新造成了欧洲、美洲的白银在中国的回流。“从印度贸易的这些变化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来看，不能期待白银很快就会停止向亚洲流动。”[136]这种回流所产生的作用，“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的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137]马克思并没有觉得中国这样一个尘封了几个世纪的国度对世界没有任何影响力，反而认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的未来预示了世界的未来。在未来的100年中，中国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尽管是以疲惫之躯。
现在的问题是，1853年的欧洲与中国“两极相联”[138]并没有导致欧洲革命要取决于中国革命，而欧洲革命之后对中国又将是什么影响呢，是否像马克思对俄国革命与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所指出的那样，俄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形成互补，并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马克思没有说过。[139]不过，在资本主义“坚船利炮”的攻击下，马克思曾肯定了中国社会向一种民主的社会道路演进的趋势。马克思在1850年的《国际述评》（一）中写道[140]：
这条共和道路也仍可以是两种方向的：资产阶级社会或前共产主义社会。恩格斯后来也总结道，“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141]后来，中国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因为俄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送来了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142]
4.东方社会发展的命运
如果说，没有“血与火”的经历，没有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快速的世界互动，东方社会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封闭的环境中是能够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欧资产阶级社会的道路的，然而这一切都是假设。对历史规律与历史方法在逻辑上认知之后容易突破种种假设。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研究的样本不是纯粹的古代社会（人类社会最初形式），是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杂交体；研究的对象大致为俄国、印度和中国等[143]，也包括这几个国家的周边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形式与政治形式已经不是纯粹的形式，是交织着各种形式的社会状态。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状态中，马克思运用了生产与交往、分工与联合的功能关系，并且用生产、交往、分工、联合等范畴剖解了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的世界历史方位。对三个国家的研究，马克思最后的落脚点是这些国家如何走的道路问题，即动力问题。直到被外部的资本主义力量摧毁之前，东方制度的各种特点使它抵制解体和经济演进。[144]从而，如何走的道路问题也是如何摧毁旧制度的问题。
不过，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印度、中国都有可能走向非共产主义道路，完成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145]“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这里插一句）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正如一般说来动必然战胜不动，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贪财欲必然战胜享受欲，公然无节制的、圆滑的、开明的利己主义必然战胜地方的、世故的、呆头呆脑的、懒散的、幻想的、迷信的利己主义，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146]俄国、印度、中国都可能走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首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影响，或本身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往已经逐渐占据了社会结构改变的制高点。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与土地的传统生产方式的博弈中，前者具有不可动摇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这种可能并不存在必然性。俄国、印度、中国这些国家受到国内生产与交往的功能冲突，及国外生产与交往的功能异化的入侵。这些国家在世界分工中处于劣势。这种劣势的突出问题在于，这些国家无法把握自己的历史命运。外部推力、外部环境也不是一个“拿来主义”，要引入、消化那些外部推力、外部环境需要本国的一定发展与独立性，也包括社会的平衡与平稳。“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147]这就道出了外部推力、外部环境并不必然导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正常转变。
在更多的时候，外部推力、外部环境往往导致一个国家趋于崩溃。产品不等于商品，这是马克思的思想，产品要成商品不仅要出售成功，还要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在全球有所发展。就算像中国的清王朝，在被坚船利炮打开了口岸后，英国输入最多的还是鸦片，不是一般的商品。也就是说，商品的出售与商品生产的扩大在于全球的统一，即经济制度的统一。强制性的商品输入也是不能长久的，当耗光了一个落后国家的金钱之后，就再也不能向这个地方输入商品了。
从而，落后国家转变社会形式不是要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如何走、怎么走下去才是问题。马克思看到了这些国家具有革命（推翻现存统治制度的革命）的因素与潜力的同时，还指出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现存性质阻碍着社会形式变革的因素。这就是这些国家的历史方法所在。
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旧政权与旧政府是与农民生活的孤立性相互适应的。[148]社会形式变革就是要改变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枷锁式交往。这一方面取决于人们的觉悟，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如何利用外部环境。这就要求东方社会向西方社会进行学习。学习的过程则是痛苦的。恩格斯通过分析波斯和中国对英国的战争指出：“欧洲式的服装和阅兵操练本身还不是一种护符。”[149]也就是说，在学习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只模仿文明的形式，不进行根本的制度变革，也是无法对抗西方对东方的侵略的。必须有一个变革，一个不是自我欺骗的变革才能够导致社会真正的变革。
制度的变革，一般来说有两种途径，一是暴力，二是和平。[150]和平的方式在当时的俄国、印度、中国都是行不通的，这也成为一种共识。马克思将俄国、印度、中国的暴力革命视为这些国家最终摆脱历史的残酷性的主要途径。
对于俄国来说，要进行改变，首先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在这方面，马克思认为俄国的革命要比中国、印度的革命容易得多。对于中国、印度来说，要进行改变，必须将外国殖民者所带来的制度、社会结构模式、生产方式进行本土化。“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151]然而，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印度，进行暴力革命都受到外国资本关系的干涉，三个国家都是人口大国，人口多可以为欧洲劳动力池塘“储水”。如打开中国市场，同样威胁到那些工业国家的工人就业情况，这一情况又同样会导致欧洲国家出现革命的势头。因而，外国资本必将干涉这些国家的革命，希望将这些国家限定在最小、最无力反抗资本的角色中。
马克思并没有忽视在资本主义上升过程中的弱小国家的作用，“应当看到，中国问题不仅是一个国际问题，而且牵涉到一个极端重要的宪法（英国宪法——引者注）问题”。[152]但是，无论怎样对俄国、印度、中国存在的积极因素进行肯定，马克思都认为，要在这些国家发生革命并取得成功，没有外来推力与外部环境的启动是不可能的。这就形成了外部推力、外部环境的辩证法。外部推力、外部环境造成这些国家走向崩溃，革命又取决于这些外部推力、外部环境。历史的进步与历史的灾难相伴随。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53]革命也是交往的历史的最佳手段。马克思希冀俄国、印度、中国都能实现一场革命，一场革命的意义不在于推翻了旧的制度，而是在当时的世界历史意义。俄国、印度、中国的革命如果能够改变旧制度对于解放这些国家的工人与农民来说是一件益事，在马克思看来，革命成功与否却不在于此，它的根本意义在于能够引发西欧资产阶级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与其相互补充，在资产阶级兴盛的国家中率先实现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后终归能够实现俄国、印度、中国的解放。[154]无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世界性的，或者说全球性的生产与交往、分工与联合已经无法改变，并日益发挥其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功能。
由于历史环境不同，马克思运用历史方法理论对东方社会的剖析形成了一条与西方社会道路不同的发展理论。这条道路最后生长在马克思认识到在他有生之年西欧的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能被推翻，具有“掘墓”性质的无产阶级革命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成功之历史方法中。就其逻辑意义来说，马克思对俄国、印度、中国社会在当时历史环境中所产生的生产与交往、分工与联合的功能关系的分析仍对当前落后国家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人的建设大有裨益。东方社会的历史方法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