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GPI的应用

2.4.1 国家、地区应用

2.4.1.1 国家、地区应用综述

自产生以来，GPI受到了日益广泛的关注和接纳，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研究，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在一些地区，政府以官方名义开展GPI核算，或者通过立法予以支持，并将核算结果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4]

目前，应用GPI的国家已经超过20个，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芬兰、荷兰、比利时、瑞典、智利、丹麦、意大利、奥地利、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巴西等。从应用区域看，已经遍布五大洲，早期主要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使用，后来逐渐扩展到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从应用层面看，主要有三个：一是对多个国家进行研究并比较，二是研究单个国家，三是在地区层面进行研究；从应用内容看，欧洲国家普遍使用ISEW，其他地区大多使用GPI，但如前所述，二者并无本质区别（具体见表2-5）。

表2-5 GPI应用研究成果概要

表2-5 GPI应用研究成果概要-续表

比较来看，GPI在其诞生地美国运用得最为广泛和成熟。起初主要是对全国进行测算，后来在州的层面开始流行。2009年，马里兰州政府首先决定编撰官方GPI年度报告，作为州内生产总值（GSP）的补充；2012年，佛蒙特州政府正式批准编撰GPI报告，并且率先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确定。此后，科罗拉多、俄亥俄、犹他、华盛顿、夏威夷等州都相继开展了测算工作。截至目前，应用GPI的州的数量已经有20个左右。美国不仅应用广泛，而且坚持改革创新，一直是全球GPI应用最具活力的国家。由于各州之间情况差异较大，GPI缺乏统一标准，马里兰州根据自身实际，建立了一套GPI体系，并于2012年10月和2013年6月，在该州的巴尔的摩市两次召开“州际GPI峰会”。峰会就各州GPI账户的内容设置及计算方法提出了一些标准。峰会标准虽非强制，但是有效促进了GPI的趋同。佛蒙特州和马里兰州采用了一致的指标体系和测算方法，夏威夷、马萨诸塞和俄勒冈等州，也保持与前面两州的可比性。在城市层面，也有学者对佛蒙特州及其下辖的伯灵顿市和奇滕登县的GPI进行了测算，并进行了纵向比较。

加拿大的GPI研究与应用，主要集中在省级层面，多年来开展了大量扎实工作。该国的NGO组织The Pembina Institute，于1990年代后期开展了Alberta省的GPI项目。2001年，项目负责人Anielski，发布了该省的第一份GPI报告。另一家更具国际影响力的NGO组织GPI Atlantic，则在Nova Scotia省，主持开展GPI测算工作10多年。近年来，GPI Atlantic还参与了不丹王国“国民幸福总值”的实地调查工作，并发布了独立调查研究报告。

澳大利亚研究院是该国GPI研究与应用的最早践行单位，以Hamilton为代表的团队于1997年就发布了全国1950～1996年GPI的测算结果，后来又进一步将时间段延伸到2000年。该国另一位重要研究人员Lawn，如前所述，为构建GPI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如此，Lawn为了证明Fisher理论的合理性，又在ISEW基础上，开发出“可持续净效益指数（SNBI）”（将所有项目分为“收益”与“成本”两类，两类之差即为SNBI）。2006年，Lawn和Clarke对澳大利亚Victoria州1986～2003年的GPI进行了测算，并与该国其他地区做了比较（Lawn & Clarke，2006）。

欧洲国家对ISEW的应用比较普遍，特别是西欧，几乎每个国家都有测算成果。其中，英国应用得最早，做得也比较成熟。Jackson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他坚持做数据的修改和更新工作已超过20年。1994年，Jackson发表了第一份关于英国ISEW的研究成果；1997年，他对数据进行了更新，并提供了基于互联网的互动工具，用户可以自由选择关键指标的参数；2008年，他进一步发布了全国各地方的ISEW报告，为各地明确自身的优劣势和加强合作提供了参考（Jackson et al.，2008）。英国的研究者们在应用ISEW的同时，也积极进行改进完善，甚至建立了颇具特色的“英国国内发展指标（MDP）”。这一指标体系纳入了一些新的内容，比如犯罪和家庭破裂等的成本，实际上与GPI更为相似。

巴西、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GPI研究也在逐步开展。例如，Andrade和Garcia估计了巴西1970～2010年的真实进步指标（GPI），并试图将其作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替代指标。Delang和Yu在“Measuring Welfare beyond Economics：The Genuine Progress of Hong Kong and Singapore”一书中对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GPI进行了测算，并将其与GDP进行比较（Delang & Yu，2015）。

中国内地的GPI研究起步较晚，由于数据缺失较多，一些指标无法测算，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及其应用推广工作。其中，以中科院金周英研究员为首的中国GPI研究组，对中国内地的GPI进行了测算，并分别于2010年和2012年发布了两份研究报告，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的GPI测算系统。温宗国和张坤民等学者，在2011年开展了中国城市GPI研究，包括苏州、扬州、宁波和广州四个城市，成果已在国内外发表，成为中国GPI研究在国际上的一个代表。此外，中国学者还对辽宁省1978～2011年的GPI进行了测算，并将其与GDP比较，使GPI在中国省级层面也得到了具体应用（Hou，2017）。总体来看，中国内地的 GPI 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更多的投入与支持，以提高研究质量，增强应用实效。

2.4.1.2 GPI：全球真实进步对比

就目前来看，开展全球层面的GPI比较研究还很困难，因为不仅需要测算多国的数据，而且要保证相互之间具有可比性。与此同时，这类研究又非常重要，因为这不仅可以促进测算方法的一致化、科学化，从新的角度了解各国的优势与不足，还可以通过国际比较，从中发现一些普遍性的特点和规律，加深人们对经济社会本质的认识与把握。

如表2-5所示，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国际比较研究的尝试，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里以Kubiszewski 等人的研究成果为例，来展示这类研究的重要发现。

Kubiszewski等对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智利、中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波兰、瑞典、泰国、英国、美国、越南等17个国家的GPI进行了研究。这些国家的人口占全球的53%，GDP占全球的59%。从比较的7个指标来看，这些国家虽有些重要的差异，但还是能够呈现出一个总体趋势。自1950年以来，虽然各国GDP都有数倍的增长，但是发达国家由GPI衡量的经济福利，实际上在1970～1980年已经达到峰值，发展中国家普遍稍晚一些。也是在同一时期，全球生态足迹超过了生态承载力。与之相对应，几乎所有国家的生活满意度自1975年以来都没有明显改善（Kubiszewski et al.，2013）。

最后，Kubiszewski将这17个国家1950～2003年的GPI指标数值进行加总，并根据全球人均GDP数据进行调整，得出近似的全球人均GPI数据（见图2-1）。研究表明，1950～2003年，全球人均GDP增长超过3倍，但人均GPI在1978年就已停止上升。

图2-1 全球人均GDP与人均GPI对比

来源：Kubiszewski等（2013）。

2.4.1.3 GPI：国家真实进步衡量

国家层面的GPI研究颇为丰富。此处以2007年Talberth等人发布的报告《2006真实进步指标：可持续发展的工具》（Talberth et al.，2007）为例，来展示这类研究成果。这份报告是基于对GPI理论和方法的系统改进而开展的测算，在国家层面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

该报告以2000年美元价格为基准，测算了美国1950～2004年的GPI。从图2-2可以看出，实际GDP从1.78万亿美元增加到10.76万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3.39%；GPI的增长趋势则要平缓得多，从1.31万亿美元到4.42万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2.28%。

图2-2 美国1950～2004年真实GDP与GPI（以2000年美元为基准货币）

资料来源：Talberth等（2007）。

国民享受到的平均福利水平可以从图2-3看出。比较来看，实际人均GDP仍然保持较快增速，从11672美元到36596美元，年平均增长率2.14%；但是人均GPI在1978年以后却几乎没有明显提高，基本保持在15000美元左右。

图2-3 美国1950～2004年真实人均GDP与人均GPI（以2000年美元为基准货币）

资料来源：Talberth等（2007）。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人均GDP和人均GPI的变化细节，Talberth还考察了二者每年的增长率（见图2-4）。结果显示：在1980年之前，实际人均GDP与人均GPI基本保持相同的发展趋势，并且通常是正值，高峰时达到4%；但是自1980年开始，人均GPI的增速经常为负值，在1991年甚至低至-1.64%；同时，人均GPI在1978年首次超过15000美元，此后就基本没有增长。更加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从1980年前后开始，人均GPI中的加项项目（如个人消费支出、家务劳动等）带来的边际收益，已经被减项项目（如收入不公平、自然资源损耗等）导致的边际成本抵消了。

图2-4 美国1950～2004年人均GDP与人均GPI的年增长率（三年滚动平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Talberth等（2007）。

2.4.1.4 GPI：地区真实进步衡量

1.地区整体对比

地区层面的GPI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2000年以后，且现在已逐渐成为主要研究领域。本报告选择Lawn和Clarke对澳大利亚的Victoria省的研究为代表进行阐述（Lawn & Clarke，2006），因为该研究系统性较强，而且通过与该国其他地区的比较，可发掘出更多有效信息。

在其研究中，Lawn和Clarke将消费支出（包括私人与公共，CON）一项分为三种：一是无调整CON（1），假定所有消费支出都对经济福利做正贡献；二是半调整CON（2），在CON（1）的基础上，将部分支出按比例扣除，如烟草全扣、酒类减半、政府最终消费减1/4等；三是全调整CON（3），以CON（2）为基础，再扣除其他一些支出项目中的相应比例，如所有食物支出、宾馆和餐馆消费的1/4、通勤费的一半等。根据三种CON计算出来的GPI，分别记为GPI（1）、GPI（2）、GPI（3）。而Lawn和Clarke认为，GPI（3）最能准确反映经济福利水平，因此本报告在此主要讨论GPI（3）的计算。

Victoria省人均GPI与人均GSP（省/州生产总值）的指数值在1986～1993年相差不大。但是，1993年以后，前者的增速明显慢于后者。特别是1999年以后，二者的差距有不断扩大趋势。说明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经济福利的相应提高，人均GSP产生的收益，被越来越高的社会和环境成本抵消。从GPI分指标来看，主要影响因素包括：CON（3）所占比例较大，且1997年后快速增长；1992～1997年，分配指数上升较快；1990～1994年和1996～2003年两个阶段失业成本快速增加；环境破坏成本大幅上升等。

在研究Victoria省GPI的同时，Lawn和Clarke也研究了澳大利亚其他地区的GPI，并将它们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Victoria省的人均GPI（3）水平明显高于该国其他地区，且在1986～2003年，差距有不断扩大之势，特别是在2000～2003年，差距扩大更加明显。在1986～1994年，Victoria省的人均GPI（3）增速要慢于该国其他地区，但是1994年之后形势出现了逆转。这种形势在2000年之后，变得更加明显，Victoria省的人均GPI（3）增速超出该国其他地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在大多数时间里，Victoria省和该国其他地区的人均GPI（3）变化轨迹基本相似，仅1993年和1998年出现短暂的相反情况。这可以有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影响到澳大利亚整体的许多因素包括政府政策，对Victoria省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二是作为澳大利亚经济第二大省，Victoria的发展对整个澳大利亚有重要影响。

2.城乡对比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日本就面临着较大的城乡差距。然而，即使农村人口的工资和收入水平低于城市居民，一些人仍选择留在农村。这种现象表明了研究日本城乡差距的必要性。本小节以2015年Hayashi对日本GPI的研究为例，来展示城乡对比的研究成果（Hayashi，2015）。

Hayashi研究中的乡村地区包括农业区、林业或渔业普遍存在的地区。区分乡村和城市地区本应在社区层面上进行，但测算GPI所需的数据和信息只能在县或市层面获得，最终选择在市层面划分农村和城市。其对人均GPI和GDP的估计结果如图2-5所示。

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处于所谓“泡沫经济”时期，城市GDP迅速增长，而农村地区的GDP增长相对缓慢，城乡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另一方面，城乡地区的GPI增长相比于GDP增长都慢得多，表明泡沫经济通过较高的资产价格促进了城乡的GDP增长，却没有对农村和城市福利做出贡献。2000年以后，农村和城市的GPI开始出现下降趋势，2005年后又恢复增长。总体来看，自2000年以来，城市的GPI一直在波动，而农村GPI的变动趋势比较平和。

图2-5 日本城乡人均GDP和GPI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Hayashi（2015）。

图2-6为城乡人均GDP、人均GPI绝对差距。可以看出，相比城乡人均GDP绝对差距，城乡人均GPI绝对差距较小，但自2000年以来，城乡人均GDP绝对差距保持稳定，甚至稍有改善，城乡人均GPI绝对差距却呈现扩大的趋势。

图2-6 城乡人均GDP、人均GPI绝对差距

资料来源：Hayashi（2015）。

就GPI的正向指标而言，除家庭消费支出以外，家务劳动的价值在农村和城市地区的正向指标中占据了最大的份额，并且城市的该指标大于农村地区。这是因为城市地区的工资水平较高，也意味着家庭工作的时间成本较高。农村在医疗和教育服务方面的公共支出和政府基础设施的收益比城市要高。这是因为公共支出和政府基础设施在全国范围内作为普遍服务进行分配，而人均价值在人口较少的农村地区占有一定优势。

3.省际对比

本小节以2014年李燕和李应博对中国2002～2012年31个省（区、市）GPI的研究为例，来展示省际对比的研究成果（李燕和李应博，2014）。

从2002～2012年中国各省份的GPI变化情况中可以发现，GPI均呈快速增长趋势，且增长方式为指数型增长。结合中国经济在2002～2012年以10%以上速度增长的实际情况，可以说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数量都有较大提高。

在国内外文献中，一般将人均GDP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此文章也选用其表示经济发展数量。而真实进步指标（GPI）以加权人均消费能力为计算基础，并包含了各项服务等隐性福利和环境污染等隐性效用损失，可直观反映个人能感受的效用水平，因此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指引下，可将其作为测度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该文章将二者结合起来，分别以2002年和2012年的数据对中国31个省（区、市）进行聚类分析，考察了哪些省份和地区的经济实现了“质量与数量”的高速协同发展。

从GPI测算结果来看，在2002年，上海处于第一梯队，在GPI和人均GDP上都处于全国第一的位置，其次是北京，处于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是浙江、广东和天津，但它们却是不同的发展模式。天津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发展的质量相对较低，与浙江和广东呈现截然相反的发展态势。第四梯队是江苏、福建和西藏，西藏的GPI排名全国第五，但人均GDP水平处于全国后位，而江苏、福建则更注重经济发展速度。

在2012年，北京基本接近于上海的水平，与上海一同位居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是天津，相对于2002年，天津较高的GPI依然依赖经济高速增长。第三梯队是江苏、浙江和广东，相对来说广东的发展质量更高，而江苏的发展速度更快。

总体来看，2002～2012年，各省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均有提高，但2012年的区域间差异明显比2002年更大。

4.城市对比

本小节以2016年李婧等人对1995～2012年中国“三大经济模式”下广州、深圳、温州、苏州、无锡、常州6个典型城市GPI的评估结果为例，来展示城市对比的研究成果（李婧等，2016）。

图2-7是1995～2012年中国6个典型城市的人均GPI和人均GDP对比图。可以看出，1995～2012年，6个城市的人均GDP总体呈指数型增长，可见6个城市的经济增长都相当迅猛；而人均GPI自1995年后基本不再上升，直至2005年左右才开始增长，且GPI与GDP的差距越来越大。究其原因，以2012年6个城市为例，经济损耗以调整分配不公为主，社会损耗以犯罪成本、交通堵塞成本为主，环境损耗则以污染治理成本、不可再生资源损耗为主（见表2-6）。

同时，横向比较6市的人均GPI与增速（见图2-7）可知，广州、深圳、无锡、常州的人均GPI一直非常相近，发展趋势大致相同；苏州人均GPI早期较高，经历2004年的大幅下降后与上述4个城市保持相似的发展趋势；这5个城市的GPI在后期实现增长后，处于相似的快速发展水平。温州GPI早期增长迅速，1996～2000年的增速均在10%以上，直接导致温州GPI虽起点较低，但经历早期的迅猛发展后于2000～2004年接近其他城市的发展水平；然而后期增速减缓，与其他城市拉开差距，尤为突出的是2009年以后，温州的GPI增速都低于10%。

图2-7 1995～2012年各城市人均GPI和人均GDP

资料来源：李婧等（2016）。
注：各图横轴为年份，纵轴单位为万美元。

表2-6 2012年主要因素占各类损耗比重

2.4.1.5 总结

综上所述，在全球、国家和城市三个层面的GPI研究成果中，有两个重要特点需要关注。

第一，GPI增长普遍存在一个阈值，当GDP达到一定水平之后，GPI的阈值就会出现。20世纪80年代，Max-Neef 等人在研究中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每个社会似乎都有一个时期，此时经济增长能够带来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但是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有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临界点将导致人们生活质量的下降（Max-Neef，2005）。”由此，他们提出了“阈值假说”，即当宏观经济体系经过一段时间的扩张之后，边际成本就会超过边际收益，出现“不经济增长”（uneconomic growth）的情况。在此之后，人们享受到的福利水平，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20世纪90年代初，Max-Neef发现很多国家和地区的ISEW，都呈现出倒U形的趋势：初期持续上升，在到达某一个点时，便开始下降。这个现象有力地支持了“阈值假说”。上述GPI在全球、国家和城市三个层面的研究成果也普遍存在类似现象，即支持“阈值假说”。生态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的无节制持续增长，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阈值假说”显然为他们的这个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事实证据。

但是，仍有学者对GPI的倒U形曲线提出了质疑。比如，Neumayer认为：ISEW和GPI之所以出现倒U形曲线，关键原因在于不可再生资源消耗成本的计算方法。很多国家在测算GPI这一指标时，都有一个前提假设：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量是逐年递增的，比如美国设定的递增幅度是每年3%。Neumayer通过研究认为，如果假设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量保持稳定，那么ISEW和GPI就不会出现“阈值”（Neumayer，2000）。

对于此类质疑，Lawn（2003）曾做过简单回应，认为基于Fisher的相关理论，GPI的指标设置与测算有充分的理论依据，ISEW和GPI至少在数据上支持了“阈值假说”，希望有更多人接受这一事实。但是，他没有给出有力的证据和理由。由此，关于“阈值”的争议，也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针对质疑者提出的问题，支持者需要进一步证明，ISEW和GPI的相关测算方法是科学合理的，或者证明“阈值”事实存在，与测算方法无关。

第二，GPI与GDP的变化轨迹并不完全相同，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未必增加居民福利，经济下降也未必减少福利。这就促使我们重新考虑一些问题：政府是否应该将GDP的增长作为主要目标？如何才能使经济增长带来更高水平的经济福利？

2.4.2 基于GPI核算的政策评估

GPI不仅可以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在一段时间内的真实福利，也能推算某项政策执行前后真实福利的变化。随着GPI测算框架日益完善，GPI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政策分析领域，为政府政策评估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基于GPI核算的政策评估方法即按照GPI核算的不同项目对政策实施前后各项指标的变化进行分别统计，再进行加总。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通过GPI核算体系，对本市的雨水管理计划（Stormwater Management Plan，以下简称SMP计划）以及气候行动计划（Climate Action Plan）的价值进行了初步分析。报告显示，SMP计划带来的净经济价值接近2000万美元，社会投资回报率超过8%。

2.4.2.1 巴尔的摩市雨水管理计划的实施背景

在城市化过程中，自然景观中的植被和原有水文循环会遭到破坏，自然滞蓄能力锐减，如果不进行管理，就会导致雨水资源流失、径流污染增加及内涝频发等问题。在巴尔的摩市，随雨水流入附近切萨皮克湾的各类污染物，占到了切萨皮克湾每年污染物来源的10%～20%，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为了遏制城市径流污染的进一步恶化，满足马里兰州环保部2013年国家排污许可（National Pollution Discharge Elimination Permit）的要求，巴尔的摩市有针对性地启动了SMP计划。

SMP计划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最佳流域管理措施（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BMPs）”，直接或间接地对城市中超过4240英亩的不透水路面的降雨径流进行了处理。为了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这些措施产生的效益是否超过成本，并进一步考察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政策的净效益，巴尔的摩市采用了真实进步指标作为分析框架，对执行SMP计划带来的真实进步水平进行了考察。核算方式以GPI 2.0的通用方法为准。

2.4.2.2 巴尔的摩市雨水管理计划的经济价值

根据报告，SMP对巴尔的摩市的GPI的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

（1）家庭消费增加。SMP对雨水管理基础设施和流域恢复项目的建设投资会为巴尔的摩市居民创造新的工作和收入，并最终增加居民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据测算，这部分价值为1530894美元（以2013年美元价格计算，下同）。

（2）预防性支出减少。通过对雨水管理设施的建设，SMP也会减少项目实施前巴尔的摩市居民解决径流污染的预防性支出。这部分价值为25559美元。

（3）志愿服务提供的（无偿）劳动增加。SMP项目将居民提供的志愿服务作为劳动力计入GPI。这一部分价值为62354美元。

（4）家庭资本提供的服务增加。在GPI的核算体系中，家庭资本投资包括对房屋结构或景观美化所做的所有改进。家庭资本投资会体现为更高的房屋市场价值和房主对其住房的满意程度。SMP项目中的部分BMP措施会增加家庭资本投资，这一部分价值为356117美元。

（5）水基础设施的年服务价值增加。因为SMP而新建的水基础设施会增加基础设施的年服务价值。据测算，这一部分价值为1553560美元。

（6）生态系统年服务价值增加。SMP项目实施各项针对措施后，城市生态系统的价值，例如公园、森林、湿地的年服务价值都会随之提升。这些价值可以用SMP带来的公园、森林、湿地等面积的改变乘以其单位面积年服务价值来核算。据统计，在溪流和湿地方面，SMP会带来每年6190426美元的价值；在公园和露天场所方面，会带来2400998美元的价值；在市区植树造林方面，会带来1630675美元的价值。

（7）水污染损失降低。每年巴尔的摩市GPI都会因为水污染成本而降低。SWP降低了巴尔的摩市每年对水污染治理的投资，因此提升了城市的GPI。据统计，这部分价值为3454032美元。

（8）不充分就业的损失降低。SMP项目通过为巴尔的摩市市民提供工作和就业，降低了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带来的成本。据统计，这部分价值为2501338美元。

以上各项价值累计达19705955美元。按照“GPI最大化（GPI-Max scenario）”的核算方法，SMP带来的价值提升会进一步扩大，最终将超过一亿美元。

在此基础上，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考察SMP项目的净收益，将基础设施按照20年的预期使用寿命计算，SMP项目的净收益超过2200万美元，投资的社会收益率为8.17%。如果按照GPI最大化的方法计算，则投资的收益率可达39.59%。GPI为政策实施的真实回报也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