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劳伦斯与“新世界”
D.H.劳伦斯被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称为“自学成才”的作家，终其一生都在为超越自己的阶级局限而抗争。1884年，劳伦斯出生于英国诺丁汉一个普通矿工家庭，年少时便崭露极强的艺术天分。在其母亲的支持和鼓励之下，劳伦斯完成了大学学业，毕业后曾在学校工作过一段时间，并在此期间开始尝试文学创作。劳伦斯最早为人所知是因为他在福德（Ford Madox Ford）创办的杂志《英语评论》（English Review）上发表的短篇小说《菊馨》（Oder of Chrysanthemums），此后长篇小说《白孔雀》（The White Peacock）、《越矩者》（The Trespasser）以及《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的出版进一步奠定了他职业作家的地位。尽管他的文学才能已经得到部分肯定，却有很大一部分同僚将其视为“不入流”的作家，正如作家约翰·沃森（John Worthen）所说，他“在二十世纪早期英国中产阶级文学界并没有一席之地”[1]。由于受过良好教育，加上对智性的炽热追求，劳伦斯不再对父辈所在的工人阶级和矿区乡村具有归属和认同感，但与此同时，他也始终不为当时文学界的精英人士所承认。正是这种局外人的经历使得他的小说内容蕴藏强烈的冲突感，小说中的人物，不管是与异性、自然还是文化他者之间，都以对立的姿态来呈现。这些冲突之下，不仅蕴藏着大家通常所认为的劳伦斯对文明、城市和工业主义的批判，还有他对个人身份的探寻。随着生活半径的扩大，劳伦斯的探索亦由英国乡间矿区扩展至美洲大陆。
劳伦斯生活的时代也是英国历史上工业革命急剧推进的时期，在城市逐步将乡村吞噬的过程中，英国也开始由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都市社会转化。劳伦斯的出生和成长之地是诺丁汉一个矿区及其周边的乡村，这里也是一个典型的新旧并存的奇特混杂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里的生活非常奇特地混杂了工业主义和莎士比亚、弥尔顿、菲尔丁和乔治·艾略特的旧式农业英格兰”[2]。雷蒙·威廉姆斯非常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将其称为“边界地区”，并由此指出，劳伦斯始终处在“一个文化的边界上，不仅要在矿山和农场之间做出选择，还要在这两者和教育与艺术的开放世界之间做出选择”[3]。由此可见，劳伦斯小说作品的全部主旨便可概括为新旧之间的冲突，这其实也是熟悉与陌生的冲突，或者更进一步说，是自我与他者的冲突。在劳伦斯的故事中，他将这些冲突表现为理性和血性之间的较量，理性是探索、智性、破碎和异化，是工业主义的产物，而血性则与原始冲动和本能相关，是人与自然直接接触的生活方式。小说《虹》便展现了这样一种对立冲突，在第一章，劳伦斯以维多利亚小说的叙事手法描绘了世代务农的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
他们明白天地是相通的，大地把阳光吸进自己的肺腑，让雨水流入自己的胸膛。田野在萧索的秋风中变得草木零落……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与所见所闻所感仅此而已。触摸着大地的脉搏和身躯，会感到它们在向犁铧敞开胸襟。刚翻过的土地新鲜而蓬松，以沉甸甸的欲望攀附着人们的双脚。……他们翻身上马，将生命紧夹于两腿之间……[4]。
劳伦斯极富诗意与表现力的语言，将自然赋予人的灵性。他对务农活动的描写充满性的隐喻，赋予其创造生命的仪式感，显示自然最原始的力量。而与此相对的是现代工业社会丑陋和空虚的荒原，一个呆板、破碎、异化的世界，一个被标记为死亡的社会。在劳伦斯看来，死亡最终会被以生命的形式重写，并给予故事充满希望的结局：“新的、洁净袒露的身体将萌发出新的生命，获得新的成长。”[5]
由于《虹》中充满大量与性相关的意象和隐喻，在1915年被英国政府禁止出版。小说被禁给劳伦斯夫妇带来一系列经济和精神上的打击。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弗里达的德国身份让他们背负上间谍的负面名声，周围邻居也时常对他们的私生活进行窥探，这些都让劳伦斯夫妇的生活处境愈发艰难。这些不愉快经历让劳伦斯对英国产生极强的抵触情绪，并萌生离开的念头，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坦言，“我很烦闷，身心都如此，若不离开（此地）我会死”[6]；“我希望两周以内就能离开：去美国……我为英格兰的写作到此为止”[7]。自此，劳伦斯将他对原始血性与自然灵性的探索由欧洲大陆转向他处，而美洲似乎是这样一个“应许之地”：“我知道美国不好，但它有未来。我认为英格兰没有未来：它只会退化和衰落。”[8]由于各种原因，劳伦斯的美洲之行一直到1922年才最终得以实现，他们从意大利出发，取道锡兰、澳大利亚，最终到达新墨西哥。这一时期的劳伦斯化身奥德赛，“追寻”（quest）也成为其众多作品不断重复的主题。
在旅行的辗转逗留期间，劳伦斯陆续创作了《海与撒丁岛》（Sea and Sardinia）、《阿甘的权杖》（Aaron's Rod）、《鸟、兽与花》（Birds，Beasts and Flowers）、《袋鼠》（Kangaroo）、《墨西哥之晨》（Mornings in Mexico）、《羽蛇》（The Plumed Serpent）、《骑马出走的女人》（The Woman Who Rode Away）、《公主》（The Princess）、《圣·马尔》（St.Mawr）等游记、诗歌和小说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原始力量的代表不再是早期作品中未受教育和文明沾染的“土著英国人”（aboriginal Englishman）[9]或其他的“土著”欧洲人，而是转为异域的土著人，或者说相对于欧洲的文化他者。他深入体验不同地区的“地方精神”（spirit of place），探索当地人的血性意识，但他对应许之地的追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被失望所裹挟。在锡兰，当地人的纵情声色与崇尚感官的生活让他反感，让他甚至发出“白人无法在此地生活”的感叹[10]。澳大利亚人口虽然主要以白人移民为主，但他还是感到无法融入，在小说《袋鼠》中，他借主人公之口说出，难以融入的问题在于“无法识破这里的奥秘”[11]。在经历一番波折与辗转之后，美洲成了他最后的希望。在美洲逗留期间，劳伦斯在阿兹台克（Aztec）、玛雅（Maya）、印卡（Incas）等美洲印第安人那里找到了“暗藏的人性”（the “dark half of humanity”）[12]，这也让他内心重燃希望之火：
对我来说，新墨西哥是我这些年来对欧洲以外世界最好的体验。它确实永远地改变了我。说起来也许奇怪，是新墨西哥将我从当前的文明时代——这伟大的物质和机械发展的时代中解放……从新墨西哥壮丽的清晨中苏醒，灵魂中新的一部分突然被唤醒，旧的世界被新世界代替[13]。
他将美洲称为“新世界”（new world），这并非就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大发现而言，而是更具精神意义上的价值。对于劳伦斯来说，美洲印第安人以及他们“原始”（primitive）的生活方式及其与自然相处的模式蕴含着新生的力量，是拯救腐朽的欧洲文明的“良药”。
事实上，将原始文化视为拯救西方文明的“良药”并非劳伦斯首创，而是源于当时欧洲大陆颇为盛行的原始主义（primitivism）思想风潮，其主旨在于借返祖倾向来反思理性和工业文明。17世纪晚期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便成为西方人所推崇的认知模式。在理性主体看来，意识和认知对象是截然对立的两个体系，而人认识客体的过程和目的便是征服认识对象，并将其纳入知识体系。通过运用理性，人掌握了自然规律，从而得以驾驭和利用自然。到了19世纪，在理性的主导下，西方人发展了民主政治、自由经济、科技教育、多元文化等社会运行体系，逐步朝现代国家迈进。与此同时，人们既有的生活秩序也受到极大冲击，传统的农耕社会被工业社会取代，大量务工人员流向城市，世界性的“大都市”迅速崛起。在资本的驱动下，西方人开始向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扩张，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作为文化他者的殖民地人及其社会开始进入西方人的视野。然而，在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高唱凯歌，通往进步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沧桑巨变。巨大的变革下，各种矛盾开始滋生，并在聚积膨胀的过程中酝酿着巨大的危机，其结果便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后果促使西方人开始反思理性和工业文明，他们意识到，主客对立的认知方式虽然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展，但同时也加剧人之天性的异化，这种物质文明一旦走入歧途，便会以极大的能量反噬人类。而土著人天人合一的原始思维不仅让人们看到了人类在进化初期的意识状态，同时也使其找到了一条逆转理性异化的道路，并寄望于借鉴原始文明来给病入膏肓的工业文明注入生机。概言之，“原始主义的活动提供了与过去重新连接的渠道，同时也指明了将来的道路”[14]。在原始主义那里，人们通过寻根找到扎根的新土壤，这作为一种思想契机开启了许多现代派艺术家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反叛和创新。在绘画领域，毕加索在《亚维农的少女》中首次将非洲面具艺术引入绘画创作，消解了身体的自然属性，成为一种外在的面具似的表象。在文学领域，象征派诗歌旨在倡导人与宇宙万物的契合，这便是源自原始人的思维方式。乔伊斯的作品大量使用双关，使语言产生更多的含义，其实也是一种改变理性思维方式，在语言的层面上实现与宇宙万物重新渗透与契合[15]。T.S.艾略特甚至指出，作为艺术家就应该是“最能够同时理解文明和原始的人”[16]。原始主义在为西方人探索自我文化的发展提供思想来源的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他者的认识。
“他者”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深厚的哲学渊源，西方人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讨论可以追溯至柏拉图。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外在于主体的一切人和事物，不管以什么形式存在，都可以被称为他者。他者不仅是认知对象，也是自我认知的依据，正是在他者的参照之下，主体得以对自我进行定义、建构和完善。因此，他者与自我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从笛卡儿到康德，大多数哲学家都赋予理性主体绝对主动权，但从19世纪后期开始，他者的作用逐渐凸显，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dialectics of master and slave），到胡塞尔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再到萨特的存在主义他者观，人们越发深刻地认识到他者对主体的限制和制约。恩格斯曾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说明存在中的主体本质上是一种在关系中的互动，而福柯、德里达、拉康等一系列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的理论则进一步明晰他者对主体的限制作用，拉康甚至推翻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提出“我在我不在之处思维，故我在我不思之处存在”。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主体逐渐被消解，他者开始走向历史的前台。
他者化思潮让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受压迫者开始受到关注，而他者的概念也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帝国与其属地，以及西方殖民者（通常被戏谑地称为Raj）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萨义德（Edward Said）认为，西方人建立了一整套弱化东方文化的话语机制，将东方塑造成落后、独裁、暴虐、淫乱的代名词，并由此突出西方的文明、进步、民主和理性。萨义德由此指出，这种话语机制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其背后是西方对东方的物化、支配和控制。弗兰兹·法农（Franz Fanon）采用主奴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对西方霸权以及非洲人的弱势心理和从属情结进行有力鞭挞，并揭露了西方殖民进程中对被殖民者文化上的压迫和心理上的迫害。斯皮瓦克（G.C.Spivak）沿袭德里达的路径，发现西方现代文化认同中所潜藏的“认知暴力”，揭示了它的实施过程和运转机制，借此探索反抗的途径。自斯皮瓦克伊始，人们对殖民主体与他者关系的认知不再仅仅局限于冲突和对立的框架，而是逐渐浮现出某种介于“是”与“不是”之间的中间地带，正如霍米·巴巴（Homi Bahbah）所指出的那样，“文化的意义和象征并没有原始的统一或固定性”，所以文化几乎都是处在混杂的过程中[17]。在绝对的二元对立向“混杂”与“差异”的转向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处于边界状态的双向运动的产生。
如果说劳伦斯早期作品是对乡村与城市边界的描述，那么他在旅行中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则是对这种边界的拓展。雷蒙·威廉姆斯就指出，19世纪帝国的扩张使得以前限于一国内的地域职能划分扩展到了世界范围，宗主国的大都市（metropolis）是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而偏远的殖民地地区开始行使乡村的职能，成为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输出地[18]。劳伦斯以“新世界”（new world）为故事背景的小说作品中，新型的边界体验成了主要叙事线索，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正面冲突是他在这一阶段探讨的主题。受原始主义的影响，劳伦斯始终认为原始文化（在他的作品中主要以美洲印第安人为代表）是西方文明的重要补充，或者说是解决西方社会问题的终极答案。正如他在一封写自墨西哥的信件中所说，“空间中一只手是不够的，他需要来自异端的另一只手来击掌或搭成一座桥。一只暗色的手和一只白色的手”[19]。而他所要做的，就是去认识和探索处于黑暗深处的人性的另一种状态。
首先，对于劳伦斯来说，他者处于神秘的未知世界，他们“并不与当下自我联合，而是在黑暗中与其并存”[20]。故他者只能被认识、被承认，却无法被了解，因而也是无法被“翻译”的。因此，与他者正面交汇的过程不是将未知转化为已知，或者说把他者纳入主体的认知体系，而是始终将他者视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并对其存在进行密切感知。然而，若涉及对他者的再现和书写，则必然要借助于认知和翻译，因而也就必然会被“翻译”。这种现象也正是斯皮瓦克所认为的“再现”与“他者性”的悖论。在斯皮瓦克看来，在现实的体验中，他者性与作为主体镜像与自我同在，并有其自身的核心价值，但这种价值只有在同一话语场域中才能可知，因为作为存在的他者是“不可译的”。而作为文学作品主角的他者是一种再现，其本质是一种建构、掌握和控制。这两者的差异，对于霍米·巴巴来说，便是“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与“文化差异”（cultural difference）的差别。在巴巴看来，“文化多样性”是“一种认识论的知识对象”，它缺乏意识形态的力量；而“文化差异”则是“将文化作为知识性的、权威化的、能够纳入文化身份体系来建构的阐释过程”[21]。劳伦斯作品中的主人公，便是从体验“文化多样性”的目的出发，却最终与“文化差异”遭遇。
其次，劳伦斯作为白人，对他者的书写很大程度上遵循西方游记小说的传统，是对异域风情和文化的记录，并将其呈现给对异域文化充满浓厚趣味的西方读者。只是劳伦斯又以一个作家的敏锐性，注意到此过程中他者对白人自我身份构建的重要作用，以及来自他者的对认知暴力的反抗。在他的“新世界”系列小说里，随处可见来自印第安人对白人的嘲弄，也有白人在与他者互动过程中对自我的反思，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潜在的去殖民化征兆，（白人）优越性盔甲最开始的裂缝，也是殖民对象对殖民者真实感受的最初的提示”[22]。
正是因为这些隐含的悖论性现象，劳伦斯的“新世界”小说充满不确定性。《公主》《骑马出走的女人》《羽蛇》和《圣·马尔》都围绕种族、性别和阶级冲突展开，却没有一部对此表达坚定的立场，也并未就冲突的解决给出确定的结果和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劳伦斯与其他同时代以旅行为写作题材的作家有很大不同。比如，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如吉普林（Rudyard Kipling）作品中那样具有完整而统一的主体性的主人公。常常可以看到的是，其笔下主人公的内在自我时不时被异质文化或者自我怀疑冲击，从而丧失连续性和统一性。劳伦斯也不像康拉德（Joseph Conrad）那样，将原始人及其文明划入黑暗的中心，它的神秘从未被认知，也没有任何人性可言，而非洲黑人的命运则由此完全尘封在未知和白人对食人生番的恐惧中。福斯特（E.M.Forster）的作品对劳伦斯产生过一定影响。劳伦斯曾经跟福斯特有过交往，也曾拜读过他以在印度的亲身经历为素材而写就的小说《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在此之后，劳伦斯也创作了以他在墨西哥的经历为背景的小说《羽蛇》。福斯特的《印度之行》超越了吉普林等小说家固有的传统叙事视角，并没有将文化他者作为巩固帝国意识的工具，而是让笔下的主人公主动参与到印度民族命运的讨论中，但他显然并没有超越白人殖民者视角，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是否能够达成相互理解和融合的问题，福斯特明显持否定态度。而劳伦斯并不满足止步于边界的状态，在小说《羽蛇》中，他最终突破了西方人的傲慢，大胆将西方文明与阿兹台克人的文化相融合，从而加深两种文明之间对话交流的程度。这样的融合，不仅拓展了墨西哥人的文化身份边界，同时也在改变着殖民者的身份认知。可以说，劳伦斯的作品中并没有体现其他作家那样坚定的民族身份感和民族意识，文化他者也并非仅仅是在主体自我身份认知过程中充当镜像的工具，他的作品充满了面对他者时的自我怀疑与矛盾情感（ambivalence）。
“矛盾情感”作为一个心理分析术语，指人对某人、物或行为同时产生的排斥和吸引的心理状态。霍米·巴巴将这一概念引入后殖民理论，用以描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相互吸引又相互拒斥的复杂状态。巴巴的解读填补了萨义德理论的空白，他较有创建性地指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并非只是对立，并且殖民者在这场对抗中也并不具备绝对的权威与优势。在巴巴看来，殖民者在与被殖民者接触的过程中，由于受到自己无法理解的异域文化的冲击，殖民者主体的疆界会变得不稳定，从而产生身份认同的疑虑，而这就是矛盾情绪的由来。如果说萨义德的表述将被殖民者置于全然弱势的地位，那么在巴巴所谓的矛盾状态中，被殖民者不再只是被动的受害者，而是具有反抗和抵制能力的主体，与殖民主体存在协商和交流的可能。萨义德与巴巴相比，与其说是理论上的欠缺，不如说是观察角度不同。萨义德在后期的作品如《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已经注意到来自被殖民者的反抗，他将其称为“驶入的航程”，但他的切入点始终是既已成形的历史状态，而霍米·巴巴的角度则更多倾向于主体与他者正在接触过程中的即时问题，这恰恰是两者接触的临界状态，具有混杂与模糊的特点，对此他写道，“文化对抗与政治对抗就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一种二元接触”[23]。
用超越二元论的思维来看待文化与政治的对抗说明，巴巴已经触及处于边界状态的文化间性，由此巴巴也提出自己的过渡空间模式，即“第三空间”，探讨相互接触的两种文化商榷和对话的可能性。而20世80 年代以后也出现了对边界商榷现象的研究，这些研究更加深入地讨论了边界对主体性的影响。“接触域”（contact zone）是由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提出的重要理论概念，在她看来，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就是一种接触域现象。不过，她更在意的是其中隐含的权力话语结构，在《帝国的注视》（The Imperial Eyes）一书中，她将“接触域”定义为“殖民遭遇空间，一个地理和历史分割开来的不同民族遭遇相逢、交往互动的空间，常常涉及强制、极端不平等和难分难解的冲突等因素”[24]。普拉特本意是要将文化间性上升到后殖民文化批判的高度，并借由对 18 世纪以来西方世界游记文本的分析，反思知识权力对边缘和异质文化的构建、排挤和打压。在她看来，旅行写作就是对异域文化的殖民阅读，有助于“生产其他世界”。然而，她也注意到接触域的对话本质，看到了跨文化接触过程中互动和瞬时特征，“这样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旅行者与‘旅行对象’之间不再处于分离或隔离状态。而是在极端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形成共存互动、如环相扣的理解和实践”[25]。普拉特的研究打开了一个缺口，让人们注意到殖民者主体与被殖民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和对话模式，而嘉贝丽·施瓦布（Gabriele Schwab）更加深入地分析了主体性的边界问题。她借用 D.W.韦尼柯特与安东·埃伦兹维格的理论，提出主体嬗变遵循的是过渡空间中持续不断的差异化、反差异化和再差异化的过程。也就是说，过渡空间的边界问题主要导致对主体边界的重构，而身份总是暂时的幻象，任何干预事件都会使之发生改变。因此，主体性也是一种延异的滑动现象，存在持续的动态变化。
可以看出，身份和文化都不再具备本质主义意义上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也不存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所专注的某种终极意义。不管是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都在跨文化接触过程中，通过对异质文化或是拒绝或是内化的过程，主体的边界变得模糊。因此，主体性嬗变并不是一种单边活动，也不是只有被殖民者才面临主体边界被侵袭和改写的局面，殖民者本身在与异域他者及其文化接触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消解、拓展或超越自我边界，并重构新的自我。诚然，在这一双向流动的过程中，主体对于来自外部的僭越会有拒斥的反应，并启动防御机制，由此引发激烈的对抗。但同时也存在更加柔和的模式，它将异质文化内化，使之与自身融合。在此过程中，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甚至施暴者与被施暴者之间存在一个对话和互动的空间，并由此建立一种多元的文化认同机制。
科技的发展使今天的我们能够随意跨越地理的疆界，与世界各地的人交流往来。跨文化接触似乎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常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断面临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冲击，可以说，现代人的主体性时时刻刻处于一种边界状态。而劳伦斯的旅行书写生动而完整地再现了这种处于边界的矛盾状态。在他的文本中，既可以看到主体与他者的激烈对抗，也可以看到两者对话的可能性。对劳伦斯墨西哥小说中各种文化、政治、历史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揭示与他者性遭遇过程中的主体性变化。最终，借助小说揭示的个人和集体文化身份改变的轨迹，生活在多元文化并存世界的我们可以知道，如何在与异质文化竞争过程中言说自我、界定自我，并重构自我的文化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