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献综述
本书的核心任务是解释俄罗斯参与或支持后苏联空间地区一体化的政策变化。要找到这些变化的原因，首先必须梳理清楚这近30年间俄罗斯的政策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但现有的研究限于篇幅等问题多带有动态跟踪和碎片化的特点，只研究了部分时段俄罗斯的政策及特点，解释了某个节点政策变化的原因，分析了后苏联空间发展地区一体化的现状和前景，但缺乏具备充分解释力和比较全面的论述。
一 从内容角度看既有研究
从研究内容上看，日尔诺夫（О.А.Жирнов）较为系统地综述了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的政策，认为俄罗斯不应该采取分化独联体的做法，其领导人应该认识并试图解决俄罗斯与后苏联空间内各国关系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21]柯西科娃（Л.С.Косикова）的报告全面分析了1992～2007年俄罗斯有关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她以俄罗斯的不同态度为出发点将全部发展时期分为近邻国家、后苏联空间和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区域三个阶段加以研究。她观察到“2000～2007年，官方对独联体对俄作用的评价不止一次地发生实质变化”，2005年初俄罗斯领导人对独联体发展前景的悲观论调来自“颜色革命”。尽管“承认独联体作为地区一体化机制的弱有效性”，但颜色革命也刺激莫斯科努力“将所有独联体国家团结到一个由俄罗斯领导的强有力的政治、防御和经济联盟中”。在结论中，柯西科娃认为欧亚地区一体化战略不可能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战略。[22]这一结论实际上是很多学者的共识，因此，一些研究只涉及单一的问题领域。
一般而言，“国家对地区一体化的兴趣在于它能改善参加国的地缘经济形势，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国家经济的竞争能力”，[23]这也是俄罗斯参与地区一体化的重要原因。但与其他地区不同，后苏联空间的经济地区化过程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并对俄罗斯的战略选择造成影响。瓦尔多姆斯基比较全面地总结出6个方面的特点：地区化的参加者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它们过去是一个统一国家的组成部分；地区合作在广袤的欧亚空间进行，这个区域人口较少，且缺乏发达的基础设施；该空间在西面与最成功的一体化组织——欧盟直接相邻，在东面则与世界上最有活力并且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接壤；参加国没有在国家间水平上发展相互关系的历史经验；所有国家的建立和功能实践都带有明显的政治成分；这些国家难以推动更高水平的经济一体化。在分析了以上特点后，瓦尔多姆斯基总结道：决定后苏联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俄罗斯在该空间的经济优势。[24]尽管俄罗斯的经济水平不高，但瓦尔多姆斯基还是注意到其中存在的结构问题。
在解释普京2011年提出的“欧亚联盟”方案时，冯绍雷认为“对于长期受到欧亚主义熏陶的俄罗斯政治思想界来说，在政治、经济以及外部条件成熟的背景下，迟早会出现这样一种对欧亚地区一体化过程的明确诉求”。[25]李新在分析了“欧亚联盟”方案的背景、可能性和相关制约因素后，认为“在肯定俄罗斯在该地区起着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俄罗斯不再是苏联地区国家发展合作的唯一战略伙伴，俄罗斯并不支配足够的资源也没有达到将这些国家主要的对外经济利益‘拴在自己身边’所必须的经济诱惑力。”[26]可见，俄罗斯在一体化进程中作用重要，但效用有限。
在安全领域，卢金（А.В.Лукин）在1993年的文章中提出，俄罗斯应寻求与“近邻”国家实现一个复杂的利益平衡，类似美国的“睦邻”体系——大国与其小邻国之间一种极为明确的、相互承担义务的形式——有助于实现这一利益平衡。[27]这一观点表明卢金注意到后苏联空间的结构问题，但他并未将其归结为俄罗斯政策转变的原因，而只是作为可供选择的政策方向。中国的两位学者在2011年发表的文章都注意到后苏联空间的结构问题。王彦从主权国家和区域性组织两个视角分析了独联体地区安全结构的独特性，在主权国家视角中，独联体地区形成了以俄罗斯为核心的“伞”状安全结构，而以区域性组织为分析单元，则呈现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三足鼎立”的结构模式。[28]同样是安全问题，刘军则以俄罗斯为主体，认为“帝国观念是贯穿沙俄到今日俄罗斯的一根主线”，从沙俄帝国到苏联再到今日俄罗斯的共同特点都是通过空间扩张来维持并保障国家的运转，通过控制空间来确保国家安全，不同之处在于，今日的俄罗斯是通过维护后帝国传统的、有特殊利益的地理区域——后苏联空间，并拓展多边的、区域性安全组织来保障自身安全的。[29]因此，历史积累出的帝国观念是解释俄罗斯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强调历史惯性的两位俄罗斯学者认为，“为了适应变化着的历史环境，并能在21世纪拥有竞争力，俄罗斯应该参加某一战略集团或创建自己的集团，这是由20世纪的历史现实所决定的。当时他曾参加过协约国同盟、反希特勒同盟以及华沙条约集团”。[30]所以，结构和观念对于分析俄罗斯的政策变化尤为重要。
二 从范围和层次角度看既有研究
从空间范围看，虽然“后苏联空间”最能涵盖本研究涉及的地域，[31]但现有研究以独联体为对象的较多。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后，随着实践中更多地使用“欧亚”一词构成组织名称（如欧亚经济共同体、欧亚联盟、大欧亚伙伴关系等），一些研究也开始使用“欧亚一体化”的短语来表示后苏联空间的一体化进程。[32]这一变化反映了实践发展对研究议程的影响。
针对独联体各个方面的研究相当丰富，有关独联体是“联”还是“独”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独联体成立一年多后发生由“独”向“联”的转变时，学者们大多从各国的需求出发解释形势转变的原因。[33]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或截取某个单一时间段，学者们对俄罗斯的独联体政策及其变化原因进行了评估。[34]姜毅将1994年前后俄罗斯态度转变的原因归结为5个方面，包括俄罗斯调整全面倒向西方的政策、对北约和其他势力介入的反应、现实经济利益的要求、国内政治力量格局的变化、保障周边安全和自身稳定的需要等。[35]叶自成和刘东方认为，一方面由于境外俄罗斯人问题、边界划分、经济联系和各国局势的影响，俄罗斯无法放弃独联体各国，另一方面由于国力的掣肘、西方的不悦和独联体的独立意识的存在，使俄罗斯无法恢复帝国。他们的结论是——无论是“放弃论”还是“帝国论”都注定不能成为长期主导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基本原则，必然会被更加务实的外交原则取代，[36]而这种务实的外交原则被称为俄罗斯的新“门罗主义”。[37]赵龙庚提到了俄罗斯政策转变的3点原因：俄罗斯地位的变化、发展双边关系的需要和国内斗争的影响。[38]沃罗比约夫（В.П.Воробьев）在2009年的著作中谈道，“未来的独联体，按照大多数分析者的观点，俄罗斯将很有可能被认可为后苏联空间的领导者”，他进一步指出，“俄罗斯成为独联体一体化的核心取决于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成功、在国际舞台上权威的提高以及团结独联体国家相互合作稳定发展的能力”。[39]柳丰华讨论了俄格冲突和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独联体政策的影响，认为“未来独联体仍将是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40]
事实上，“俄罗斯可以借助独联体减轻因苏联解体造成的破坏，却很难以之为基础实现更紧密的国家联合”，[41]也即是说，独联体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可供俄罗斯推动地区一体化的工具，独联体发展的滞后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它所带有的苏联色彩。独联体也并不能完全涵盖俄罗斯对待后苏联空间发展地区一体化的意愿，所以后苏联空间内存在的其他次地区机制也是本研究的关注对象。既有研究已经在此方面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探索。例如，王彦将俄白联盟放在后苏联空间地区化的大背景下研究，认为俄罗斯力图使俄白联盟成为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的核心；[42]张弘关注了古阿姆集团对独联体发展走向的影响。[43]潘广云认为，“独联体内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地区集团”，“形成了多水平、多发展速度、多层次的一体化局面”。[44]针对空间内次地区组织林立的情况，巴尼科夫（В.С.Паньков）认为“后苏联空间的地区化与独联体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改革密切相关”，[45]而其他组织则不具有关键性影响。
此外，研究单一问题领域的次地区一体化的文章并不少见，[46]但比较系统的专著为柳丰华的《俄罗斯与中亚——独联体次地区一体化研究》。作者集中于中亚地区，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全面讨论了后苏联空间的次地区一体化问题，将俄罗斯政策演变的原因归结为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对俄罗斯的地缘战略挤压、俄罗斯总体外交政策的调整、中亚地区安全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等，同时，作者从多边和双边等不同外交方式和层次进行分析，并注意同欧盟和北约的经济与军事一体化进行比较。[47]特罗费莫夫（Dmitry Trofimov）将俄罗斯在中亚的主要利益归结为5个方面，包括地区稳定、共同经济空间的维持、与主要国家交往的中亚通道不受阻碍、军事存在确保俄的地区和世界大国地位以及国际上对俄在该区域主导地位的认可等。[48]这些显然是促使俄罗斯转变其中亚战略的重要因素。[49]俄罗斯外交学院的著作认为，决定俄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因素有俄罗斯的经济和对外政策、欧亚国家的经济和对外政策、独联体内的国际关系系统等，而外部因素如世界和地区大国、跨国公司等对这一关系的影响在增强。[50]而俄罗斯经济学院的学者们则认为，“后苏联空间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俄罗斯与世界主导力量中心——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的增强”。[51]整体上看，美国和欧盟被学者们认为是最重要的外部因素，而其他的具有重要影响的相关国家则包括中国、土耳其、伊朗、日本等，[52]也有学者提出从南向北蔓延的伊斯兰势力的威胁也是影响独联体深化合作的重要政治形势。[5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既有研究虽然注意到后苏联空间的结构，也强调后苏联空间地区一体化的进展在相当大程度上与俄罗斯有关，但俄罗斯政策与战略的变化与后苏联空间的结构存在怎样的关联性是以往研究中比较缺乏论述的部分，关于俄罗斯政策变化的原因散见于分析不同阶段局势变化的文章中，大多数都是亮出观点，缺乏比较系统的阐释，也没有提供一个全面理解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政策的方法。本研究期望在这些问题上能够有所推进。
三 从方法角度看既有研究
麦克法兰（S.Neil Macfarlane）以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对独联体的政策为例，论述霸权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关系，但仅仅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并未全面展开论述。[54]梅特·斯卡克（Mette Skak）借用帕特南的双层博弈模型分析了1985～2003年的俄罗斯对外政策，他将叶利钦执政时期的俄罗斯对外政策划分为1992～1993年、1993～1997年、1998～1999年三个阶段，并把截至2003年的普京总统任期以“9·11”事件为界划分成两个阶段，强调不同时期的俄罗斯领导人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面临的内外双重压力。[55]索伦（Christian Thorun）讨论了如何理解俄罗斯对西方外交政策的变化问题，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社会建构主义者以及国内层次变量的引入都不能完全解释俄罗斯外交政策变化的原因，他把外部约束（external constraints）和集体观念（collective ideas）作为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外部强制迫使俄罗斯采取相对合作的态度，观念的不同导致俄罗斯对自我身份、国际地位和主要利益的界定发生变化，并继而引起其对西方的外交政策发生变化，由此他把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划分为4个阶段，1992～1993/94年为自由主义时期，1993/94～2000年为地缘政治现实主义时期，2000～2004年为务实的地缘经济现实主义时期，2004～2007年为文化地缘战略现实主义时期。[56]尽管上述作者的分析并不直接涉及本研究的核心议题，但其对俄罗斯对外政策变化原因的解释以及案例节点的选择为本研究提供了参考。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流派，但本研究并不打算按照三大理论划分展开论述，但不同理论学说能够对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提供怎样的解释是笔者在研究初期思考过的重要问题。宋伟在其博士论文中回答了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将在何种情况下支持某个地区一体化进程的问题，[57]他选择西欧、北美和东亚一体化作为案例，讨论美国对上述地区发展一体化采取的战略，不仅考虑到实力差距的变化对美国战略的影响，更进一步提出制度利益对美国决策变化的作用。本研究将有一部分内容讨论俄罗斯对待次地区一体化的政策，作为地区主导国的俄罗斯对次地区一体化的态度，在结构上类似于宋伟所选择的案例，不过对俄罗斯的研究将提供新的解释和视角。郑润宇在讨论了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安全模式的基础上，将俄哈安全模式同北美大陆上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安全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俄哈之间建立某种类似“美加模式”的安全关系是可能的。[58]尽管其比较并不充分，但笔者注意到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地位与美国在美洲特别是北美的地位具有相似之处，这种结构上的相似不仅有利于进行比较研究，也能丰富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曾预言说，未来，大约到2020年，俄罗斯将会把主要精力投放在重建俄罗斯联邦和重振本国在这一区域的声威上。[59]目前看来，弗里德曼的预言似乎将成为现实。苏联解体后的近30年间，俄罗斯的主要目标都是追求国家的强大，谋求恢复以往国际地位。俄罗斯从脱离后苏联空间到支持地区一体化的转变以及支持某种方式或水平的地区一体化，其背后的真正目的都是俄罗斯国家的重新强大。在失去了争夺世界霸权的能力后，俄罗斯必须首先处理好自己所在地区的问题，才能实现国家复兴和强大的目标。二战后，德国通过与法国等国家开展有效的地区一体化，恢复了本国在地区和国际上的实力地位；冷战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东盟的自贸区建设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而美国的崛起过程与其稳定和平的地区环境密不可分，特别是冷战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发展更加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末美国经济的发展。因此，俄罗斯与后苏联空间的地区一体化，不仅是俄罗斯谋求自身复兴的途径之一，也是观察并判断俄罗斯及该地区未来发展走势的重要依据。以往的研究在此问题上处于比较零散和薄弱的状态，本书希望通过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对有关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