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方共同市场的成立
南方共同市场在成立之时，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是完全成员国，并吸收玻利维亚和智利作为合作成员国，曾一度构成世界上第三大贸易集团（前两位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和第二大共同市场（仅次于欧盟）。1991年的《亚松森条约》确定了南方共同市场的目标，1994年的《欧鲁普雷图议定书》规定了其组织结构。
一 南方共同市场的一体化基础
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在实现经济一体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越性。其4个成员国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地理上呈锥体状分布，故有时也被称为“南锥体共同市场”。巴拉圭和乌拉圭均与阿根廷和巴西接壤，地理上的连通性是实现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它为货物的进出和人员的往来提供了方便条件。巴西和阿根廷两个大国的经济重心区域相连。巴西的经济重心是以圣保罗为中心的东南部，这里集中了巴西的基础工业部门和新兴工业部门，因此圣保罗被誉为巴西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阿根廷的经济中心在巴拉那-拉普拉塔河西南一侧的沿岸地区，这里是阿根廷人口和工农业生产集中地区，也是全国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其中心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罗萨里奥，以及圣菲和科尔多瓦一带，被看作以圣保罗为动力源的巴西中-南部大工业区的延伸和扩展。阿根廷和乌拉圭在历史上有过政治意义的联合，1810～1880年作为普拉图河联合省（United Province of the River Plate）的一部分。[11]
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都是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成员国。历史上这些国家都有实现经济一体化的良好愿望，但由于地缘政治因素和历史渊源，一体化进程缓慢。1969年4月，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乌拉圭和巴拉圭5个国家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成立了拉普拉塔流域组织，其宗旨是共同利用这一水域的水利资源，促进各个成员国在运输、水力发电、地区工业、教育等方面的合作。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巴西和阿根廷都面临经济困难，双方都迫切要求加强合作，改变长期对峙的局面。1979年10月，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3国在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港签署了《伊泰普-科尔普斯协定》，不仅解决了两国在建设水电站问题上的分歧，还消除了两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相互敌对的情绪，开启了建立一体化组织的大门。[12]这一时期，巴西和阿根廷两个国家的合作虽然停留在桌面上，但是包含经济、水资源共享、边境冲突解决、核武器等内容的合作为日后两国的经济和政治合作奠定了初步基础。
地理分布使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在一体化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经济互补。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与乌拉圭4国在经济上各有优势，经济结构存在一定互补性。南方共同市场两个主要成员国巴西和阿根廷是南美洲两个最大的国家，拥有较大的消费市场。巴西位于南美洲东部，不仅国土面积居4个国家之首，而且自然资源与矿产十分丰富，锰、铁、铀等矿产储量均居世界前列。阿根廷位于南美洲最南端，气候分明，其北部属热带气候，中部为亚热带气候，南部属温带气候。南部、西部和东北部分别有巴塔戈尼亚高原、安第斯山区和巴西高原的延伸带，中部与东北部分别有潘帕斯大草原和查科平原。阿根廷也因此具有发展农牧业所需的有利自然条件，其全国土地的49.1%为牧场，10.7%为耕地，拥有高度发达的出口导向型的农业部门，是小麦、玉米以及肉类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巴拉圭经济主要依靠农牧业和林业，肉类是主要出口品，约占其出口总额的1/3，它也是世界上大豆出口大国之一。作为拉丁美洲地区两个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家之一，巴拉圭希望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乌拉圭经济以畜牧业为主，主要出口羊毛、肉类以及皮革。经过战后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巴西和阿根廷基本建立起较为完全的工业体系。其中，巴西是拉丁美洲工业体系最为完整的国家之一。巴西的钢铁工业、汽车业、纺织业以及航天航空工业和军火工业等均很发达，不仅在拉丁美洲国家居于首位，而且在全球也占据重要地位。阿根廷的原子能等工业在世界相应领域也有较高的地位。[13]
巴西农业产品主要为咖啡、大豆、麦子、大米、玉米、甘蔗、可可、柑橘和牛肉。工业品主要包括纺织品、鞋、化工产品、水泥、木材、钢材、航行器、汽车等。阿根廷的主要出口产品包括食用油、燃料、谷物、饲料和机动车等，进口产品则主要包括机械装备、汽车、化工产品、金属产品和塑料。乌拉圭的人口和面积都比阿根廷和巴西小得多，但其服务业非常发达，种植业主要生产大米、大麦、小麦、玉米，畜牧业和渔业也比较发达。乌拉圭的工业部门主要集中在食品加工、电力、机械、运输工具、石油产品、纺织品、化学品以及饮料等部门。巴拉圭的主要工业是电力工业，主要出口电力、大豆、棉花、饲料、肉和食用油，主要进口交通工具、资本货物、烟草、石油产品和电力机械。
阿根廷和巴西由于拥有相对先进的生产条件，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可获得较大的贸易优势。巴拉圭是南方共同市场中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仍属农业国。介于阿根廷和巴西之间的乌拉圭则属于中等发展水平。尽管阿根廷和巴西在汽车等领域存在激烈竞争，但是4个成员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性的不断加强也使得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可能。阿根廷向巴西提供以小麦为主的温带农产品，巴西向阿根廷提供咖啡和香蕉等热带农产品。巴西发达的制造业有其他三国的广阔市场，阿根廷的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也在巴西找到了市场。乌拉圭与阿根廷之间的贸易联系历史悠久。乌拉圭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部门有很多阿根廷消费者，巴拉圭的电力工业也满足了阿根廷和巴西的能源需要。受法国和德国积极领导欧盟一体化的影响，巴西和阿根廷产生了建立共同市场的初衷。阿根廷想要扩大其对巴西的小麦和牛肉出口，巴西则希望扩大对阿根廷的资本货物出口。
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之间互为主要贸易伙伴。2017年，阿根廷是巴西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巴西则是阿根廷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巴西和阿根廷是巴拉圭的前两大出口目的地，是乌拉圭第二大和第四大出口目的地。此外，中国、美国、荷兰、智利也是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的主要出口对象国（见表1-1）。
表1-1 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主要出口对象国（2017年）
二 南方共同市场早期的一体化尝试
早在20世纪初，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就曾提出关于签署一个三边经济合作协定的构想。尽管有学者认为这是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基础，但南方共同市场的起源纯粹是双边的。[14]阿根廷和巴西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一直进行着一体化项目合作的努力。1941年11月25日，在巴西的力推下，巴西和阿根廷签署了《拉普拉塔河协议》，双方初步就建立关税同盟达成一致。但随后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西半球被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该协议未得到落实。20世纪50年代早期，时任巴西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和时任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Juan Perón）重新开始一体化协定的对话。1958年，时任巴西总统儒塞利诺·库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提出“泛美行动”[15]（Operación Panamericana），旨在重新规划南北美洲关系，试图建立新的“西半球团结”。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美洲开发银行于1959年成立。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深刻改变了国际形势，“泛美行动”最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1961年，时任阿根廷总统阿图罗·弗朗迪西（Arturo Frondizi）和时任巴西总统雅尼奥·夸德罗斯（Jânio Quadros）在政治磋商、经济一体化和民族的自由流动方面达成协议，为双方实现合作提供了暂时的可行性。1967年，时任巴西总统阿图尔·达科斯塔·伊·席尔瓦（Artur da Costa e Silva）提议与阿根廷建立一个部门性的关税同盟。[16]1975年，乌拉圭率先与巴西和阿根廷分别签署了《乌拉圭-巴西扩大贸易议定书》和《乌拉圭-阿根廷经济合作协议》，通过这两个协议，乌拉圭与巴西和阿根廷的贸易实现大幅增长。[17]1979年，巴拉圭与巴西和阿根廷签署三方协议，彻底解决了三国由于伊泰普水电站水利资源分配引发的矛盾。上述协议从机制上保障了乌拉圭、巴拉圭、阿根廷、巴西之间基本的政治互信和正常的经贸往来。
1980年，阿根廷和巴西两国进行总统会晤，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合作阶段。这次总统会晤中的一个主要成果就是达成核协议，它为达成双边谅解建立了互信基础。两国核发展计划不再被认为是对彼此的威胁。[18]同年，还有其他有助于双方互信的协定被签署，其中就包括签署汽车工业的补充协定。同时，双方还进行了大量的磋商，如关于军用飞机和火箭的共同建设、两国选举制度的互相联系等。在外交方面，双方还签署了建立两国外长之间长期政治协商的谅解备忘录。
阿根廷（1983年）和巴西（1985年）军政府陆续垮台、重新回归民主化，两国之间的合作开始加速。阿根廷-巴西经济一体化项目（Argentine Brazil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gram，ABEIP），规定两国总统每半年进行一次会晤，具体的合作模式采取部门渐进的方式。[19]时任阿根廷总统劳尔·里卡多·阿方辛（Raúl Ricardo Alfonsín）和巴西总统若泽·萨尔内（José Sarney）均将ABEIP视为巩固各自国内民主政治的有效渠道。[20]ABEIP项目以经济合作为主，但是在此基础上暗含有政治目标，其中之一就是两国都需要巩固各自国内尚不完善的民主政治。[21]在经济方面，AEBIP的贡献是管理了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但是开放贸易的最初目标未能实现，关税并未下降。此外，该项目是国家层面的倡议，私人部门并未参与其中。1983年11月，阿方辛就任阿根廷总统后，把与巴西关系的和解作为外交政策主要目标，并强调阿根廷和巴西之间实现政治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是创造南锥体国家民主共同体的关键因素。1984年1月，两国签署了一项旨在恢复双方贸易关系的意向书，同意进行“和谐互利的、遵守国际协议和各国法律的、不断增长的贸易”，并恢复自1979年起中断活动的巴西-阿根廷合作特别委员会。
1985～1991年是南方共同市场筹备的关键阶段，其发展轴心——阿根廷和巴西的民主体制日趋巩固，双方政治互信加深，两国在核问题方面的合作协议更提升了政治互信度，这些都进一步降低了双方以武力解决冲突的可能性。乌拉圭、巴拉圭、巴西、阿根廷之间的经济联系也通过各种协定日益紧密。1985年5月，阿根廷和乌拉圭签订了《经济互补协议》，决定增加两国之间的贸易。1985年11月，阿根廷和巴西联合发表《伊瓜苏声明》，决定成立以外交部为首、两国官方和实业界代表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双边一体化混合委员会，促进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这成为南方共同市场建立的重要基础。伊瓜苏会谈是“加强阿巴关系政治意图的表现”，该声明的发表被视为阿根廷和巴西正式开始双边一体化的标志。1986年7月，阿根廷和巴西发表了《一体化纪要》和12项议定书，同时还制定了《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规划》，启动了一个建立在部门间协议基础上的一体化和经济合作的项目。两国合作的领域涉及资本货物、能源、生物技术、核能、小麦、钢铁、金融、交通运输等关键部门。1986年8月，巴西和乌拉圭签署了《扩大贸易纲要》。1987年12月，阿根廷和巴西又签署了《民主、和平和发展纪要》和20项双边合作文件。[22]在签订了一系列有关降低关税和工业补充条款后，阿根廷和巴西之间的一体化合作进入正常化阶段。《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规划》作为两国在资本货物、食品、技术合作以及钢铁、核和汽车工业等领域签署部门协议的指导，同时强调两国部门之间的贸易平衡，以减少两国企业的顾虑。1988年4月，乌拉圭正式加入了巴西和阿根廷的谈判中，三国总统在巴西利亚签署了《黎明宫纪要》，提出了建立南方共同市场的主张。1988年11月，萨尔内总统访问阿根廷，阿根廷和巴西于11月29日签署了《巴西-阿根廷一体化、合作和发展条约》，并于1989年8月23日正式生效，同时决定邀请乌拉圭加入。[23]
《巴西-阿根廷一体化、合作和发展条约》的最终目的是巩固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加快一体化进程，反映了两国领导人维护经济一体化、反对潜在阻碍的一种政治决心。同时，它也为双方进一步推动一体化进程制定了重要的指导路线。该条约确定了建立南方共同市场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最多不超过10年的时间内，通过对附加条款的磋商，逐步取消地区内商品和劳务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协调关税、贸易、科技等政策，同时进行财政、货币和资本流动等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第二阶段开始为建立共同市场而协调其他经济政策。[24]美国布什总统的“美洲倡议”[25]宣布后，阿根廷和巴西决定提前实现此前的计划。
1990年6月，时任巴西外交部长弗朗西斯科（Francisco）和阿根廷外交部长卡瓦略（Carballo）就两国建立共同市场进行讨论。同年7月，巴西和阿根廷两国总统签署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条约》（Buenos Aires Act），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两国希望在1994年底建立共同市场，并在2000年实现制度层面的一体化。《布宜诺斯艾利斯条约》是对1986年制订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规划》（PICE）的巩固与发展。1990年12月30日，阿根廷和巴西签署了《部分领域经济互补协定》，确定了减免关税的具体计划和平衡贸易的事项。同时，乌拉圭和巴拉圭两国正式宣布加入正在磋商之中的阿根廷和巴西共同市场，四国总统于1991年3月26日在巴拉圭首都签署了《亚松森条约》，该条约于1991年11月29日生效，目标是在1994年12月31日建成南方共同市场，这标志着南方共同市场从双边市场走向多边市场。4国逐步减免关税，修正和补充各国的有关立法，协调外贸、农业、工业、货币等方面的政策，统一制定对第三国或其他国家集团的关税和贸易政策。
三 南方共同市场成立及过渡期
20世纪80年代后期，阿根廷和巴西均经历了一段通货膨胀率高企和经济政策频繁变动的时期，经济不稳定使两国之间的一体化进程受到威胁。直到1991年，新上任的阿根廷总统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Carlos Saúl Menem）和巴西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Fernando Collor de Mello）重新积极推进两国之间的一体化进程。这一次，两国之间的一体化更加重视“市场友善（market-friendly）”。1991年3月26日，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四国总统签署了《亚松森条约》[26]，明确了1994年12月31日建立南方共同市场的目标，并规定1991年11月29日（条约生效日）起至1994年12月31日（正式生效日）为过渡期。《亚松森条约》的主要目标是“社会公平下的经济发展”。该条约为南方共同市场的最终建立规定了三个阶段：1991～1994年建成自由贸易区，1995年建成关税同盟，最终目标是建立共同市场并实行共同对外关税。
南方共同市场在过渡期的主要任务包括：建立个别部门政策合作及宏观经济协调的机制，确保国内公平竞争；在敏感部门如汽车行业达成协议；设定一个争端解决机制的目标时间；等等。成员国被要求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制度机构，职责包括决策程序制定和承担各自的责任。在过渡期内，南方共同市场在共同政策、规则和制度上的成果并不多。但是考虑到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以及相互独立的关系，南方共同市场在区域内的关税减让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突破。[27]1992年6月，签署《亚松森条约》的4国领导人在阿根廷的拉斯莱尼亚斯（Las Leñas）进行了会晤，再次确定了在1994年底之前实现完全自由贸易和建立共同对外关税两大目标。此次峰会，仅在贸易领域达成协定，而社会、规则以及制度建设等更高级层面的议题并不是此次峰会的主要内容。
《亚森松条约》内容非常简单，仅包括24个条款和5个附件，主要规定了实现条约所追求的目标和原则的基本方法。该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降低关税、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建立共同对外关税、优化生产部门的使用和实现规模经济、建立解决贸易争端制度机构。[28]条约还为南方共同市场制定了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二是南方共同市场将体现作为南锥体国家发展的一个联合体的政治重要性。[29]《亚松森条约》还包括5个附件，附件一中列出了地区内贸易的关税降低计划，要求每六个月实现一定数量的降低关税目标直到自由贸易区完全建立。其中，阿根廷和巴西于1994年12月31日之前建成自由贸易区，乌拉圭与巴拉圭于1995年底建成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之间除了在自由贸易区建成时间不同外，还有一系列例外清单，这主要针对乌拉圭和巴拉圭两国的敏感货物，获得了更为宽限的时间。其他4个附件则集中在原产地规则、争端解决机制、保障条款、共同市场组织等次工作组织建立。
从1995年1月1日起，南方共同市场确立了共同对外关税，建立了关税同盟。由于各国的贸易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在共同关税的确定上，巴西和阿根廷均做出了让步。于是，南方共同市场决定通过过渡期逐渐达成一体化。过渡期内的一体化措施主要涉及关税内容，同时在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具体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逐步降低关税，自1991年11月29日起，4个成员国在相互贸易中先降低47%的关税，到1991年12月31日再降7%，到1994年底降为零，并且取消非关税壁垒和其他贸易限制；二是允许各国建立例外清单，并规定每年减少项目数的20%，逐步取消，巴西和阿根廷在1994年底、乌拉圭和巴拉圭在1995年底全部取消例外清单；三是确立对外共同关税，目标为6%～20%，并且协调成员国在地区和国际论坛上的立场；四是协调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部门政策，强调技术进步有限，以保证缔约国的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五是缔约国承诺协调和补充有关法规，加强一体化进程。在过渡期内，缔约国采取“一般性产地制度”、“解决争端制度”和“保证条款制度”，由四国外交部长加以协调。四国在整顿和调整国内经济、促进地区贸易、克服分歧和障碍、推动一体化计划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经过过渡期内几年的共同努力，成员国逐步达成了建立共同市场的基础。1994年12月17日，在巴西欧鲁普雷图（Ouro Preto）召开的南方共同市场第6次共同市场理事会通过了《欧鲁普雷图议定书》[30]。该议定书作为《亚松森条约》的补充，标志着南方共同市场过渡期的结束。《欧鲁普雷图议定书》确定1995年1月1日建立关税同盟（当时计划完全意义上的关税同盟要到2006年实现），将对88%的货物实行共同关税。考虑到成员国不同的生产结构，在共同关税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例外。首先是资本货物、计算机和电信部门。由于生产的不平衡，阿根廷和巴西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阿根廷认为保持其资本货物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是加速阿根廷工业现代化的一个有效手段，因此1980年之后阿根廷的贸易策略是消除进口关税和保护国内工业。由于阿根廷不生产计算机产品，因此它在资本货物和计算机产品上实行零关税。但是，巴西作为南方共同市场内部唯一的计算机生产商和最大的资本货物生产国，并不愿意在这些领域实行零关税，而且实行零关税的成本也非常高。根据《欧鲁普雷图议定书》，南方共同市场内资本货物在2001年将实行14%的平均关税，2006年将对计算机和电信产品实行16%的关税。其次是关税一体化。内部共同市场调整体系在1999年1月对阿根廷和巴西到期，一年后对乌拉圭和巴拉圭到期。此外，成员国内部的汽车和糖业部门也签订了特别协议，阿根廷和巴西到2000年采取共同关税政策，乌拉圭和巴拉圭则推迟到2001年。[31]
过渡期也是南方共同市场的“黄金发展”期，贸易额迅速增加、外国直接投资飞速增长、巴西和阿根廷均实现了经济稳定。1986年，南方共同市场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量的比重不到9%，1994年提高到19%，1995年增加到20.5%。[32]尤其是对于巴西来说，1991～1994年其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11%，而对其他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达到37%。[33]在过渡期内，4国还签署了关于直接投资的两项条约，目的是保证成员国在区域内投资的国民待遇。
四 初步评估
从南方共同市场成立的初衷来看，阿根廷将自己定位成剩余农产品的出口国，巴西则视自己为制成品的出口国，乌拉圭因具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而定位为南方共同市场的服务业中心，巴拉圭则定位成能源的供给方。4个初始成员国基于各自比较优势，建立起来坚实的合作基础。[34]南方共同市场成立之初，得益于各成员国的大量投入，内部贸易及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进展较为迅速，但非经济领域的合作进展较慢。南方共同市场发展的终极目标，即货物、服务、劳工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较少涉及。因此，尽管贸易和经济领域获得了收益，南方共同市场在制度建设方面较为落后。
（一）经济收益大
南方共同市场的成立促进了成员国之间贸易量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见表1-2）。1990～1995年，阿根廷经济增速从1982～1989年的-0.7%提高至5.2%，1991年和1992年甚至实现了连续两年两位数的增长。在此期间，各国的出口增速也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巴拉圭成为1990～1995年出口增速最高的国家。南方共同市场正式启动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随之持续上升，由1990年的41亿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114亿美元，增长1.78倍，而向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长了28.66%。1995年南方共同市场内部贸易额达150亿美元，占拉丁美洲区域内贸易总额的41%，对外贸易总额达1500多亿美元，约占拉丁美洲外贸总额的1/3。1996年4国之间的贸易总额达160亿美元，显示出强劲的活力与巨大潜力。
表1-2 1982～1995年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速和出口增速
南方共同市场成立初期，出口增长最显著的是初级能源产品，[35]其次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业半成品，工业制成品出口的相对比例较低。南方共同市场内部工业品出口比例自1992～1996年一直保持增长，但向南方共同市场内部成员国出口的工业品则略有降低。因此，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动态效应尚不显著，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的出口结构在成立之后的4年里变化不大。尽管在经济总量和出口整体表现方面呈现较大的活力，但是地区外出口的小幅增长既不能从数量，也不能从质量上代表其已经提高了进入世界经济舞台的地位。南方共同市场1992～1996年的贸易结构虽然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但也体现出各成员国希望利用一体化的经济规模和生产专门化的优势，通过地区市场提高其在世界经济舞台的竞争力。1997年，南方共同市场内部出口占整个出口总额的1/4，内部进口则超过进口总额的1/15[36]，南方共同市场的启动和运转推动了拉丁美洲一体化运动的发展。[37]1997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巴西和阿根廷两国时，对南方共同市场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维护政治稳定方面重要性予以肯定。[38]
在南方共同市场成立初期，巴西和阿根廷均面临国际收支平衡危机，两国均采取了单边政策。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南方共同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主要原因在于两国均逐渐从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中恢复过来，贸易得到了扩张，支持了南方共同市场的发展。得益于贸易的增长，各国无论在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各阶层，对南方共同市场的认可程度都在提升。根据世界银行的经济一体化指数，表1-3对比了南方共同市场与世界的一体化指数。该指数由经济增速和贸易增速两部分构成。1991～1995年，南方共同市场的一体化指数是1980～1990年的10倍，高于同时期全球水平。
表1-3 南方共同市场的一体化指数
（二）存在的分歧和不足
由上而下的垂直谈判是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之间的谈判特点，即大多数谈判集中在政府层面，参与谈判的代表都是不同级别的政府官员，这就不可避免地给谈判打上了精英阶级利益的烙印。例如，《亚松森条约》确定了几个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之间进行谈判的机构：一是至少一年一次的总统会议；二是由各国经济部长和外交部长组成的共同市场会议；三是由各国经济部长或外交部长或其他领域（如对外贸易部、工业部、经济合作部、中央银行）的负责人组成的次共同市场组织。根据1991年的《巴西利亚条约》，在南方共同市场内部出现争端时，主张以合作方式解决，个别国家的异议应该被提交到共同市场组织的国家部分，如果最后被接受，共同市场组织将代表他们行动。
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之间经济结构的不对称和谈判问题的多样性，导致南方共同市场内部以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的谈判十分复杂，并且体现出谈判的多层次性。例如，在成员国利益发生冲突时，总统之间为解决冲突而召开的会谈就是“危机会谈”。此外，还有在司法、教育和环境等部门进行的谈判。在20世纪90年代，地区内主要的谈判每年超过260次。此外，还有有关国家部门之间为协调贸易与地区内合作而进行的谈判，以及与欧盟、安第斯共同体、玻利维亚、智利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39]
南方共同市场通过区域贸易合作，成功实现了成员国之间市场规模的扩大，这就对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某些部门或产业能够扩大规模，进行横向或纵向的专业化生产，节约平均单位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同时，建立共同市场的目标使成员国放弃部分贸易壁垒，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轻贸易保护主义。成员国内部的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设法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营管理的效率。区域贸易合作总是存在一定的排他性或歧视性。在自由贸易区内，要享受优惠关税，必须遵守区域内的原产地规则。因此，从长远视角来看，原产地规则对区域内投资流向影响较大。为充分享受原产地优惠待遇，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会减少对非成员国的投资而加强对区域内成员国的投资，而区域外非成员国为了绕开区域贸易壁垒，也会增加对区域内成员国的投资。[40]但是，南方共同市场在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以及防范外部冲击等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非对称性也成为日后不断引起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例如，在阿根廷-巴西经济一体化项目推出之后，阿根廷和巴西之间的贸易额在短时期内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无论是在贸易额的绝对值还是增长率方面，两国之间均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见表1-4）。阿根廷认为其在与巴西的经济联合中吃了亏，这种抱怨在1988年时愈演愈烈。1988年7月，前阿根廷工业和对外贸易部长罗伯托·拉瓦尼亚（Roberto Lavagna）就抱怨阿根廷-巴西经济一体化项目只有一个受益者，就是巴西。[41]
表1-4 1980～1990年阿根廷和巴西的双边贸易
南方共同市场成立初期只关注经济议题，原因在于其成立时恰逢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在拉丁美洲的绝对控制时期，时任巴西和阿根廷的总统在签订《亚松森条约》时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另外，外部冲击袭来之时，南方共同市场及其成员国不得不采取防御措施，经济层面无疑是首当其冲。但由于一体化尚局限在经济领域，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有待深化和扩展。
（三）制度建设落后
南方共同市场的成立以欧盟为借鉴对象。但在实际中，两个地区的一体化过程存在巨大差异。制度选择和政治实践使南方共同市场在区域内部和全球层面的冲击下显得十分脆弱。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在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地位不同，再加上差异极其明显的政治制度以及公民社会组织的不同，南方共同市场的一体化实践与欧盟一体化的实践存在巨大差异。在巴西和阿根廷一体化进程初期，由于受长期以来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思想的影响，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部门都不愿意直接面对自由竞争。因此，南方共同市场在成立初期，保护主义思想依旧存在。
欧盟一体化与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欧盟各国间关系受到了冷战的影响，而南方共同市场完全形成和发展于冷战之后；第二，欧盟一体化初期，全球关税水平相对较高、国家间贸易量相对较小，而南方共同市场则面临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和更加自由化的全球贸易；第三，南方共同市场农业政策的重要程度远不及当初欧盟一体化的起步阶段；第四，虽然欧盟一体化初期，整个欧洲处在二战后的恢复期，但不可否认，其仍是世界的中心，而南方共同市场各国一直处在世界的边缘；第五，欧盟一体化前期各国发展较为平稳，而南方共同市场成立时，巴西和阿根廷两个主要国家才刚刚从长期恶性通货膨胀中解脱，经济尚不稳定。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的模式也存在较大差异（见表1-5）。
表1-5 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模式比较
表1-5 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模式比较-续表
南方共同市场的一体化的各个方面被割裂开来，具有明显的发展中地区和国家一体化的特点。从外部环境来看，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处在世界经济的外围，对中心国家具有依附性。因此，在国际关系中，此种地位无疑对各个国家的政策选择和执行以及国家之间的一体化产生影响。从内部环境来看，南方共同市场缺乏超主权层面的制度。成立之初，各国为了获得更大的灵活度，在让渡主权方面进行了回避，这使得一体化在推进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加大，而各个成员国在采取单边行动时受到的约束和阻力被缩小。各国在全球中的地位以及地区大国思维是南方共同市场难以在超主权制度性规定上更进一步的主要原因。首先，由于各个成员国都是世界经济中的外围国家，它们害怕因主权让渡而变成外围的外围；其次，巴西从一开始就拒绝让渡主权，从而保持其在一体化过程中的灵活性。[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