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郑师渠
王培华同志在其新作《元明北京建都与粮食供应》付梓前，邀我作序。我于古代史外行，作序显然不合适。但培华持之甚坚，理由是我早年曾写过有关方面的文章。盛情难却，勉为是序。
在历史研究中，关注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它实际上也构成了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之一。在西方，孟德斯鸠被认为是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地理学派的理论先驱。他在著名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将各国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多归结为具体的地理环境制约的结果。马克思将同一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了真正科学的层面，他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地理学派的理论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曾为许多学者所津津乐道。梁启超于1902年就发表了《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他说：“英儒洛克曰，地理与历史之关系，一如肉体之于精神。有健全之肉体，然后活泼之精神生焉。有适宜之地理，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2]章太炎、刘师培更据以去说明中国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流派区域性分布的特点。例如，章太炎就戴震皖派朴学与桐城派的对立解释说：太湖之滨，其民佚丽，喜为文辞，故江淮间以文章见称的方苞、姚鼐、刘大櫆诸人，“皆产桐城”。戴震起休宁，其地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耐劳，故其求学多深邃，皖派朴学起于斯。“夫说经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涂自然也。”[3]刘师培撰有《南北经学不同论》《南北理学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论美术援地区而论》等文，复将其理论扩展到了整个中国学术史。梁启超诸人的观点是否确当，并不重要；重要在于，他们关注从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上去观察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的新视角，有助于开拓时人的思维空间，显然都具有自己的合理性。不过，梁启超诸人于此着力都不多，不仅如此，迄今学术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
对古都北京史的研究，已有包括通史性与专题在内的许多成果问世。现有的成果多取角于北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从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互动关系，这一历史理论的重要视角切入的研究，尚付阙如。北京建都800多年，当年先人所以选中此地建都，首先自然是看中了它的地理形胜。元朝蒙古贵族霸突鲁对忽必烈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4]按本书作者用今天的话语说，就是：北京位于北纬40度，即400毫米降水线，干旱半干旱交界线、农牧交错带上，具有交会南北、控驭全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但建都北京的一个主要困难，在于因气候的原因，北方粮食产最低，不能满足京师的粮食需要。为此，统治者既建都北京，复决策借粮东南，创行漕运。但是，连带的问题随之出现了：为不误漕运，运河就必须确保畅通无阻，河政因之凸显。但以北方有限的水源，转以济运，不仅形成了与民争水的局面，而且加剧了治河的难度。漕难，河亦难。海运与河运的纷争因之继起；漕运既加重了江南赋税，发展北方及西北水利，另谋京师粮食供应，以摆脱漕运重负的呼声，绵绵不绝，如此等等。这些问题，在时间上覆盖了元、明、清三代；在空间上也显然已大大超出了京师的范围，而具有了全国的意义，生动地展现了时人受自然条件制约的历史场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肯定自然条件在人类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但不赞成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所倡导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它是片面的观点，“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5]这就是说，自然条件与人类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前者对于后者的制约不是绝对的，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此种制约势必日趋减弱。人类的活动也改变着自然界，从而为自身的生存不断扩展人文的空间。此种自然条件与人类的互动过程，正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元、明、清三代围绕北京粮食供应虽存在着迁延数百年的纷争，统治者却始终固守祖制，抱残守缺，致使漕、河弊政积重难返，祸国病民，同时有力地反映出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封建皇朝，已缺乏历史的创新活力，日趋衰朽。以海运为例。海运优于河运，显而易见。但清朝嘉庆帝明令禁议海运，说：“漕运由内河行走已阅数百年，惟有谨守前人成法，将河道尽心修治，……断不可轻议更张。”[6]道光四年，洪湖高堰溃决，运道梗阻，道光帝被迫接受大学士英和等人的请求，允许试行海运。次年海运大获成功，一百六十余万石漕米安然抵津，节省银十多万两，米十多万石。“是役也，国便、民便、商便，河便，漕便，于古未有”。[7]组织者希望能推而广之，使海运垂为定制，但道光帝看到清口创灌塘法，河运得以苟且，竟下令停止海运。有识之土无不扼腕叹息。海行虽优不行，端在河运黑幕层上，久成官吏上下其手、侵帑受贿的渊薮。所以，毫不奇怪，内外众多既得利益者要竭力阻挠。作为此次海运组织者的贺长龄诸人不平地写道：“非海难人而人难海，非漕难人而人难漕。本是推之，万物可知之。不难于去百载之积患，则难于去人心之积利。反是正之，百举可举也。”[8]这是怎样的愤懑之词！京师粮食的供应问题，不是孤立的事项，这里所谓“难于去人心之积利”，是在指斥清朝统治之腐朽。此后除道光二十八年（1848）被迫又行一次海运外，终道光一朝海运被禁阻。有清一代，漕河积弊，积重难返，进一步加剧了清朝统治的危机。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东来，中国被迫开放，社会结构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同时，咸丰以后，又苦于黄河决口，运道堵塞和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祸不单行，因之只好被迫减少漕运数额，并改征实为折银。时东北经济有所发展，也已能就近部分解决京师粮食的供应。故漕运一直处于苟延残喘的境地。光绪二十七年（1901），漕运最终被废止。北京的粮食供应终归于市场运作。但此时离清皇朝寿终正寝，已是馀日无多了。足见自定都北京始，封建统治者实际上都未能真解决北京的粮食供应这一大问题。
培华同志有很好的学术基础，善于思考问题，重视科学研究，已发表了不少学术成果。1996年她申报北京市“九五”规划青年项目的课题“元明北京粮食供应与生态环境变化”，和教育部“九五”规划青年项目的课题“元明北方农田水利与生态环境变化”，都因取角新颖获得立项。两个课题都明确提出了北京粮食供应的问题。其后，她进一步开拓思路，在整合两个课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元明北京建都与粮食供应——略论元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2003年她完成了总计25余万字学位论文的写作，并顺利通过了答辩，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在获北京市社科规划办资助出版的这本书，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作进一步修改与补充后完成的。
本书有三大特色。其一，选题富有创意。作者将北京建都与粮食供应的问题相联系，从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互动的视角切入，具体考察元明时期人们的认识与实践。全书除绪论、结语外，共三章：“关于京师地理条件的观念及变化”；“关于北方农业生产与京师粮食仰食东南的矛盾及意识”；“关于漕运、海运与地理条件的关系及认识”。全书的建构展示了开阔的视野和尖锐的问题意识，应当说，选题是富有创意的。其二，富有现实的意义。简单强调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固然不妥，但是，历史研究与一切学术研究一样，直接或间接，总是具有现实的意义，否则，便不可能发展。历史研究中选题的现实意义，源于作者对历史与现实内在联系的深刻思考。在现实评价中，它为人们所关注是很自然的。当年我有机会参加北京市社科规划办历史组“九五”规划项目的评审，培华的“元明北京粮食供应与生态环境变化”的选题所以能脱颖而出，顺利获得立项，优势就在于它取角新颖，现实性的意义明显。本书在结语部分，专设有“前人实践与认识对现实政治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一节，围绕北京粮食供应问题，进一步提出了三条现实性的建议：第一，“要保证粮食安全，既要依靠国家的调控，也要靠市场流通体制的改革”；第二，“变西北地区粮食生产的劣势为生态建设的优势”；第三，“为保证粮食或其他物资的有效供应，要建设开放的交通运输系统”。作者从学术研究的层面，引申出并强调了国家粮食安全与西北生态建设的概念，其现实性的意义愈加显著。其三，资料丰富。全书参考文献达300余种，资料翔实，足见作者用力之勤。
培华同志是从事史学史研究的，但本课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史学史的范围，这反映了作者可贵的学术勇气与开拓精神。本书的出版，无疑将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北京史的研究，对于元明清史研究也是一种很好的启示。
如前所述，北京的粮食供应问题一直延续到了有清一代，它所引起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实际上更具有典型性。就北京建都及其粮食供应的问题所涵盖的时空而言，元明清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也许是时间的原因，本书断限在元、明两朝，于清朝虽有涉及，但语焉不详。这是个遗憾。希望作者有机会能作进一步的拓展。
培华同志正年轻，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相信在此基础上，定能更上一层楼。
2004年12月5日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4页。
[2] 《饮冰室文集》第11册，中华书局，1989，第106页。
[3] 《清儒》，《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33页。
[4] 《元史》一一九卷《木华黎传附霸突鲁传》。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51页。
[6]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三十七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第8352页。
[7] 《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第406页。
[8] 贺长龄等：《江苏海运全案·序》道光六年（1826）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