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体制群体:“自理口粮”户籍身份的结构化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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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城乡接合部的功能定位分析

从历史和发展的视角来看,作为社会形态上跨体制的产物,城乡接合部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至少发挥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一是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一种“正常”的生产生活空间。城乡接合部集结着大量的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大多是为追求更好的生活来到城市谋生。但因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的缺乏,他们要么以临时工的身份在城市从事低端的、无多大技术含量的体力活,要么在城乡接合部租种本地居民的菜地谋生。他们收入不高,无力承担也不愿承担市区高额的房租;临时工的身份也使他们无法获得工厂、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他们只能选择城乡接合部廉价的租房。而城乡接合部的本地居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丧失耕地,在缺乏专业技术与其他谋生技能难以实现城市就业的情况下,将多余房间或原有农村宅基地上的老房子进行扩建和改造,出租给外来人口,自己“转变为收取租金的房东,仰赖房租而活”。虽然这种出租房非常简陋,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但相较于“宿舍劳动体制”下的集体宿舍,显然给城乡接合部的外来人口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宿舍劳动体制”是潘毅等对南中国工业区中普遍存在着利用宿舍安置外来劳动者的现象的形象概括,这是一种“工作-生活”一体化的另类社会空间形态。[87]与宿舍劳动体制下“宿舍劳工”相比,城乡接合部为进城农民提供的是一种“正常”的生产生活空间,在这简陋的空间里,他们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能在劳累之余享受家庭的温馨,实现了流动人口的“家居化”。

二是缓解了城市化速度过快与城市基础设施不足的矛盾。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比,就意味着有1500万左右的人从农村流入城市,同时将伴随着城市住房、道路、管网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和钢铁、水泥的大量消耗。[88]但是中国的城市化特征表现出明显的“快速化”特征,这种快速城市化“为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提供了强大的机遇和动力,同时也给节约资源、改善城镇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89],特别是在城市的基础设施方面。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明显落后。由于低廉的房租及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外来农民工大都选择在城乡接合部作为临时栖居之所,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城市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压力。同时,由于当前户籍制度的作用,外来农民工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城乡接合部恰恰弥补了城市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缺陷,缓解了快速城市化和基础设施不足的矛盾。“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所拥有资源将最终决定他们以怎样的方式生活和工作在城市的哪些地点。”[90]外来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原因就在于希望通过自己的一技之长或体力获取比农作更高的收入,他们希望以最低的生活成本获取更高的回报,城乡接合部这一特殊地域空间恰好满足了进城农民工的这一需求。

三是为本地居民顺利市民化提供了预演场所。就城市化的实质而言,城市化不仅仅是将郊区的农民纳入城市管辖范畴,也不仅仅是户籍的“非农化”,即实现表面的“人口城市化”,而是包含内在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城市化,这就涉及农民市民化问题。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是指“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91]。农民市民化不仅仅是农民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居住场所的转换,更是“农民社会文化属性与角色内涵的转型和城乡关系的重构过程”[92]。因此,对城乡接合部的本地居民而言,他们的土地被征占,耕地丧失,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居住由平房变为楼房,[93]在经济收入来源上主要依靠房租和打零工。虽然他们在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上实现了城市化,但离实际意义上的市民化相去甚远。首先表现在经济生活层面,虽然他们实现了职业身份的“非农化”,但在消费层面并未学会理性化消费习惯,很多本地居民拿到征地补偿款后很快挥霍一空,重新沦为一无所有状态。其次表现在社会交往层面,城乡接合部的本地居民找不到满意的方式与城市市民群体相处,同时他们也瞧不起外来农民工,轻蔑地称之为“外来户”,因此他们仅仅在原有的社会交往圈来往,依然保留原有 “熟人社会”的生活逻辑,从而出现一种自愿性隔离局面。[94]自愿性隔离“并非一种真正的隔离……它的首要目的是,阻止外来人的进入——而内部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进入”[95]。 最后表现在身份认知层面。对市民身份的认知是衡量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指标,没有对身份的认同,社会角色意识就会缺位,也就没有与社会角色相适应的行为。对城乡接合部的本地居民而言,身份认知是他们能否积极融入城市的关键,“我是谁”“我的位置在哪里”,这是本地居民进城后必须回答的问题。这意味着他们在城乡不同的社会情境中要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城乡接合部特殊的社会样态为他们的市民化提供了预演场所,房租收入可使其有足够的时间和经济实力去学习城市生活技能;接近城市的天然地域优势,使其可在较短时间内开辟新的社会交往圈,并重新进行自我身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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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引自顾朝林等:《中国城市化:格局、过程、机理》,科学出版社,2008,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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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转引自顾朝林等:《中国城市化:格局、过程、机理》,科学出版社,2008,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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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顾朝林等:《中国城市化:格局·过程·机理》,科学出版社,2008,第56~64页。

[19]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主编《中国城市状况报告(2010/2011)》,外文出版社,2011,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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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信出版社,2011,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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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文军:《农民市民化》,《开放时代》2009年第8期。

[92]文军:《农民市民化》,《开放时代》2009年第8期。

[93]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城乡接合部的大部分本地居民并不在村内居住,而是利用土地征用补偿款在市区购买商品房。

[94]刘杰:《从隔离走向融合:失地农民社群隔离现象的剖析及破解》,《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95]鲍曼:《共同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136~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