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 个案呈现：作为典型样本的东村

新中国成立以后，吉林省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大体说来，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代中期，吉林省的城市化进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49～1957年是第一阶段，表现为城镇人口直线上升，城镇人口数量由1949年的222.3万人上升到1957年的383.8万人，占总人口的30.75%，8年净增161.5万人，年均增加20万人。1958～1968年是第二阶段，表现为城镇人口波浪式上升。1968年增长为619.1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到35.05%，年均增长20.21万人。其中，1958～1961年是吉林省城镇人口增长高峰期，年均增长68.9万人，原因在于“大跃进”的影响，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镇；1962～1963年因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精简国企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出现了城镇人口下降的局面；1964～1968年城镇人口再次大幅上升，年均增加15万人。1969～1971年为第三阶段，表现为城镇人口缓慢上升。其中，由于职工下放农村劳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减慢了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年均增加9.5万人。1972～1985年是第四阶段，表现为城镇人口再度迅速增长。1985年，全省城镇总人口为1421.8万人，年均增加55.3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61.87%。[47]表1-1反映了1980～1985年吉林省城镇总人口、非农业人口的变化状况。

表1-1 1980～1985年吉林省城镇总人口、非农业人口统计[48]

续表

从表1-1可以看出，1980～1983年，吉林省城镇人口和城镇人口中的非农业人口增幅较平稳。而1984年和1985年的城镇人口和城镇人口中的非农业人口增幅突然增大，尤其是1985年。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1984年国务院批准了民政部关于调整建镇标准的报告，适度放宽了建镇标准，导致1984年吉林省城镇人口大幅增长；二是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的颁布，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得以落户为“自理口粮”，在统计意义上为非农人口。[49]

在吉林省城镇人口增长的过程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通化地区，但城镇人口最多的依然是C市，如表1-2所示。

表1-2 吉林省各地区城镇人口增加比较[50]

续表

新中国成立后，C市的城市化速度加快发展是在1977年后。1977年，C市城镇人口为177万人，1981年上升到205万人，1985年上升到355万人，1993年上升到415万人，16年间净增14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1.7万人。这一时期，C市城镇人口比重提高很快，1977年为32.92%，1984年提升至57.74%，1988年升至67.85%，1993年升至67.88%。[51]C市的“自理口粮”户口就在这个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开始产生，这个群体主要居住在C市城郊的城乡接合部，近年来的城市扩张把大量的“自理口粮”户原有的城乡接合部居住地划入城市的内围。东村就是C市东面一个典型的城乡接合部。

今天的东村隶属于C市河子区英道镇，南起吉林大路，北到102国道，西起中环路，东到洋浦大街；总占地面积608.77公顷，其中有建设用地41.96公顷，耕地227公顷。东村户籍登记总户数为6233户，其中农业户数2941户。户籍登记总人口为21277人，其中，农业户籍人口4196人，“自理口粮”户籍人数为2604人，非农业户籍人口1320人，外来人口13157人。[52]东村原有17个自然屯，分为17个村民小组，现在1组、12组已经撤销。东村辖区内有民航宿舍、东郊煤气宿舍、省建委宿舍、零九炼油厂宿舍等；辖区内工厂有热电二厂、热电加油站、热电多种经营公司、零九炼油厂、东郊煤气公司、南航总部、新建生产资料大市场；辖区内学校有五十七中学、东村小学。

东村的今日辖区历史上属郭尔罗前旗蒙古王公辖境，当时只有逐水游牧的蒙古族。直至乾隆六十年（1795）第一批因京南诸县受灾逃荒的灾民前来垦荒，始建村屯。[53]东村的辖区最早是由刘前店、腰八里堡、韩家沟、陶家窝铺、邹家碗铺、东甸子屯、十里堡屯、腰十里堡等8个村屯构成。[54]新中国成立后，东村被纳入净月乡管辖。1955年12月14日，C市政府调整菜乡，将今日东村辖区内的东朝阳沟、小朝阳沟和杨家店屯划归三道乡。[55]1958年8月24日，C市政府成立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后改称净月人民公社，今东村大部分辖区归属这一公社管辖。[56]1969年5月22日，英俊、净月、东风、五七、红旗5个人民公社划归郊区政府管辖，今东村大部分辖区开始归属郊区政府[57]，改称东村大队。1983年3月，英道、净月、幸福、西新、五七、城西、奋进7个公社划归市区[58]，归属于南关区管辖，东村开始迈入城市化进程。1986年，南关区净月公社东村、苇子和杨家三个村划归英道乡[59]，正式归属于C市河子区辖区范围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解决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C市市委把宣传、学习、落实这两个文件当作农村党组织的中心工作，抓了以农业生产责任制为中心的试点工作，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大道上，使C市农村尽快富裕起来”的口号。1979年7月，C市市委根据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心抓农业这个基础，把商品粮基地建设好；抓工业调整，把轻纺工业、农用工业搞上去；抓党员教育，把党风搞好。为此，制定了《关于加强商品粮基地建设的决定》《C市1979年至1981年工业调整方案》等。同时，C市政府注重抓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发展城市多种经济成分，恢复和发展了一批个体工业和小商贩。1980年上半年，C市为全市1900户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发放了营业执照，开业的有30多个行业；此外，还为发展城区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大办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和城市公共事业，安置城市待业青年就业。[60]这两大举措解放了农业劳动力，同时也搞活了城市经济，扩大了C市劳动力市场需求。自此，C市中断的城市化进程恢复并逐步加快。随着城市粮食凭票供应时代的终结、农村集体化经济的逐步瓦解，扩张中的C市对粮食、蔬菜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为满足市民生活的需要，C市政府决定在东村建立蔬菜基地。同时，扩张中的C市对电力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市政府遂决定在东村征地建立第二热电厂。蔬菜基地和第二热电厂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村人口从中看到了进城的契机，纷纷从C市周边农村来到东村。另外，一些老家在吉林省边远地区的因为有亲戚在C市近郊，打听到这一消息亦纷纷前来。这些人有的在东村租种本地居民的承包地或村里的集体自留地；有的在第二热电厂做临时工，参与热电厂的建设。

这一群体来到C市的途径和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因为投亲靠友，有些是为了孩子求学，更多的是为了改善生活现状。但这一群体来到C市的一个共因就是受城市生活的吸引，目的就是改善农村穷困的生活现状，改变原有的农民身份。

这些人来到东村时颇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烈，要么是当时实施土地承包的时候放弃了自己的土地承包权，要么就是在离开原有的村庄时主动放弃了原有承包地，原有承包地即被收回。他们来到东村从事的职业主要有四个：一是参与当时的电厂建设，进入电厂做临时工；二是在东村租房或摆小摊做小买卖；三是在东村租房居住但平时在市区收破烂等；四是租种坐地户的土地做菜农。笔者在访谈中发现，无论从事哪种职业，他们普遍认为这些工作比在大农村种大地要轻松得多，收入也要高很多。但是他们面临一个共同的身份缺失问题。来到东村后，他们没有自己的承包地，原籍的承包地要么放弃要么被收回，他们已经不再拥有实际上的“农民”身份。更严重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离开原籍时已将原有的户口带走，但与此同时，由于政策等各方面的原因，他们亦无法在东村落户，变成所谓的“黑户”。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群体的身份诉求进程随之展开。

笔者通过访谈发现，在这一群体的身份诉求进程中存在三个关键性时点。第一个是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的颁布；第二个是1997年全国进行的土地承包大调整，且实行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但C市政府当时出台文件，规定市郊14个村的土地承包关系冻结，不予调整；第三个是2002年东村实行“动账不动地”式的土地调整。由于土地征用，2002年东村村委会决定收回全部出租的村集体自留地，与此同时，东村的坐地户亦收回出租的自家承包地。

这三个关键试点将东村“自理口粮”户籍群体的身份诉求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诉求目标和诉求途径各不相同。

第一个阶段始于1984年《通知》的颁布。此阶段这一群体的诉求目标是结束自己没有身份的尴尬处境，诉求途径是找关系花钱落户口。《通知》虽然明确规定外出务工的农民可获得“自理口粮”户口身份，但由于当时的政策环境以及当地政府的刁难，不找关系不花钱基本不可能获得“自理口粮”户口身份。当时的“自理口粮”户口簿为绿色，上面标明的户口类型是“非农”，同时在旁边盖有一个红色的圆形小章，里面刻着“自理口粮”四个字。

第二个阶段始于1997年的土地承包30年不变政策的出台。在获得绿色“自理口粮”户口簿的最初几年，这一群体对这一身份颇为满意。虽然他们不能像其他非农户口身份的市民一样凭票享有粮食供应，也不能像拥有农村户口的农民一样利用自己的承包地栽种粮食，但由于他们当时在东村从事的工作远远要比原来干农活轻松且收入高于种地的收入，而且还可以凭绿色户口簿在供销社购买粮食。但随着粮食供销制度的终结，他们的优势逐渐消失。同时，在19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他们逐渐失去了竞争力，生活越来越困窘。1997年开始实施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政策让他们产生了摆脱这种“自理口粮”户口身份的愿望，希望重新获得农村户口，获得农民身份。但C市政府当时出台文件，规定市郊14个村的土地承包关系冻结，不予调整。“自理口粮”户籍群体的身份走向固化。

第三阶段始于2002年。由于C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东村很快被划入城区的范围，大量的土地被征用。东村的土地价值由此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村集体亦通过征地买地积累了巨额集体资产。东村的坐地户由于拥有大量的承包地和坐地户身份，每年从村集体收益中都可以获得一定的分红。与此同时，由于村集体机动地和村民承包地的收回，大量承包土地以菜农为业的“自理口粮”户籍群体的生活却无以为继。这一时期他们身份诉求的目标是获得与坐地户一样的待遇，诉求途径是上访。

现阶段，C市政府根据“自理口粮”户籍群体的现状，对市内的“自理口粮”户籍群体采取分类管理的办法：对已取得土地承包资格的“自理口粮”户按照农业人口进行管理；获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自理口粮”户应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未获得土地承包资格和未获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自理口粮”户由公安机关办理农转非户籍，纳入城市人口管理，享受城市居民待遇。然而，通过实地调研笔者发现，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这些“自理口粮”户现在普遍生活困难，经济紧张。因受到户口的限制，他们不享受农村和城镇居民的任何优惠政策，不能办理低保，还不享受农村的土地政策。有些“自理口粮”户虽然在东村生活了30多年，但村委会和本地居民仍然把他们视为外来户，拒绝与他们一起分享村集体收益。为争取自身的合法权利，从2002年开始，这一群体开始了持续的上访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