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区位、市镇空间与人群：长安地方社会区域景观

第一节 长安区域地位及市场辐射

1979年，融安安宁村发现古墓葬群，通过对墓葬形制及随葬品进行考古学分析，研究人员发现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品都与之前在桂林和江西等地出土的物件有很大的相似性，由此证实这是一处南朝时期的墓群。另外，随墓葬出土的滑石买地券平整光滑的表面上有七行文字，上书：

太岁己亥十二月四日，齐熙郡覃（潭）中县都乡下里，覃华薄命，终没归蒿里。今买宅在本郡骑店里，纵广五亩地，立一丘自葬，雇钱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四域之内，生根之物，尽属死人，即日毕了。时任之李定度，坚张固，以钱半百，分卷为明，如律令。[1]

长安所属融安县地，在汉武帝至东晋时期属桂林郡潭中县，南朝刘宋元嘉七年（430）改设齐熙郡，南齐沿袭刘宋旧制，由此更能证明墓葬的确切年代。

安宁位于融江谷地的南端，南距长安约14公里，东面临融江，西面为融江河谷的至高点——西山。据参与考古发掘的专家分析，长安一带，大抵在东晋末年，始有一批汉人溯融江而上，到达附近定居。安宁一带南朝墓的形制、随葬器物及滑石俑上的服饰特征多与南方各地同一时期的墓葬及器物相同，即说明了这一事实。[2]实际上，长安、安宁一线处于河谷地带，在地理特征上形成了一条南北通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人为避乱而利用了这条通路是完全有可能的。墓葬的主人是否为迁入该地的第一批汉人，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后源源不断地有中原人士迁入此地。此后有详细的史料记载了中原王朝军队的进驻，以及对融江流域的控制：

自静江稍西南，曰融州。其境抗扼王江、乐善、宜良、丈盈、洪源、从允、牂牁、夜郎诸蛮。大观初，置融州为黔南经略使。所管皆夷州。帅府地狭，割柳之柳城、宜之天河、桂之古县以益之。厥后罢融为郡，三县复仍其旧。至今黔南帅司官属朱记，在静江府军资库。融州城下江即牂牁江也。江之上流，与王江合。王江之间，群猺居之。又其上流，群蛮居之。猺即五陵之别也。蛮则诸葛亮所征，汉武帝所开者也。在融则外置列寨以备之。融守兼广西都监为清远军节度使。每岁圣节，蛮酋赴宴颇多，旧日帅府规模，尚可睹矣。祖宗分置将兵，广西得二将焉。边州，邕管为上，宜次之，钦次之，融又次之。……融州旧拨静江府马军二百人，都巡检兵亦不过二三百辈。祖宗时，以广右事力绵薄，而边防急切，故岁赐钱一百一十余万缗，而诸郡税赋以之，养兵积威，宜有余裕。南渡以来，岁赐已绝，又岁取广西盐钞钱四十万缗，经、总制钱数十万缗，历年滋久，故诸郡销兵以自足尔。[3]

为拒“诸蛮”“群猺”，宋朝在融江流域设州置府，其管辖范围甚至包括了今宜州、柳州和桂林的部分县乡。在军事方面，宋朝设置清远军，以节度使镇之，抗金名将岳飞就曾任清远军节度使一职。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举措，客观上使中原移民不断进入融江流域。特别是各郡县在“销兵自足”的过程中，兵将很有可能扎根原驻防地。

因为一方面是畅通南北的迁移走廊，另一方面又为立镇置军的兵家之地，所以位于融江河谷的长安一带或许在很早以前，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模式就已经形成了。明洪武年间，中央王朝设立融县四镇之一的长安镇，试图进一步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奠定了长安作为融县北部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

融，府西北，元融州直隶广西两江道，洪武二年十月以州治融水县省来属，十年五月降为县，……东北有思管镇，东南有鹅颈镇，西南有鹅头隘三巡检司，又北有长安镇巡检司，本在融江东岸，后迁西岸，又有大约镇土巡检司，又有保江镇、理远镇、西峒镇三巡检司废。[4]

明巡检司巡检、副巡检俱从九品。洪武二年以广西地接“猺獞”，始于关隘冲要之处设巡检司以警匪盗。长安巡检司署在县北六十里大巷村，设有长安巡检一名，弓兵十二名。[5]清代长安乃属融县县署管辖。融县进驻永宁营绿营兵勇数百名。乾隆五年（1740），永宁营改名融怀营，驻扎怀远县城（今三江县丹洲镇），管辖沈口、石碑、融县、罗城、通道五汛。乾隆七年（1742），融怀营专管融县、怀远、罗城三汛，在融县设守备一员，把总一员，外委一员，马步兵一百三十名。[6]

长安是清代融县管辖的巡检司衙门所在地，在职能上，巡检司衙门历来偏重军事镇守而轻行政教化，可以推想长安巡检司在行政上管理地方社会的能力有限。相较行政地位，长安的经济地位在区域上更为突出。或许这是人们经济理性选择的结果。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加强激起商业贸易的勃兴。汉人因为生计、战乱等原因顺着水路进入，长安地区逐渐形成了以汉人为主、间有其他民族的地方社会。长安作为区域性的重要商埠立于融江之畔，也正肇始于这一时期。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人迁入，长安社会也自然出现结构复杂化和利益群体多元化的特征。

追溯“长安”名称的来由，笔者发现在当地流传的几个版本中，虽细节稍有相异，但大体上还是趋于一致。更重要的是，几个版本有一个共同点，即“长安”这一地名与商业贸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听说两百年左右，我想可能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有个叫“长安”的店，东圩那边的人过来买货，在塘码头那边。有些人讲在长安的东西便宜，久之，“长安”就成了地名。清朝前，长安街分为段：第一段：有个叫龚家寨；第二段：有个谢家寨（梁栋才家附近）。民国廿三年后才叫街。长安以前叫安全团，民国廿三年前，红头兵时，团总是覃光南，后是黄子书。民国廿三年后改为长安镇，分为十二村街。[7]

还有一说更为具体：长安镇的成立在四百多年前。迁来河西以前，圩市在河东，称东圩。那时候有一家人在河西的码头开了一家豆腐店，招牌叫“长安”。由于这家店卖的豆腐特别受欢迎，在地方上有了名声，故而人们渡河买豆腐都说是“去长安”，久而久之约定俗成，长安就因豆腐店而立名。[8]在融安县县志办编的《融安县地名集》中，长安的来由则显得更官方化：

传说约于1400年前建立东圩，后被火烧，于是逐渐迁到河西建圩，因河西最早只有一长安酒店，故名长安。先是小圩，到了公元1700年左右逐步发展为镇。[9]

综合检视上述材料，对“长安”名称的来源的传说或考据，虽然在细节上各种说法有不一致的地方，但皆是因商业而得名。这方面的一致性，与长安历来作为一个区域的商业中心是分不开的。

清以前各村寨所依赖的圩场位于白崖与望枧两寨之间的白云寺，名叫“灯盏圩”。由于四周为石山所环绕，圩场位于谷底，形似古时的油灯，故称“灯盏圩”。清康熙十九年（1680），平定三藩之乱，吴三桂部将黄明率部逃入融县老黄山一带，后黄明率部不断作乱于湘桂黔边界，康熙着湖广总督李辉祖进剿。此期间，融县境内设有长安、思管、清流、鹅颈四镇，镇有镇长，属融县管辖。[10]或许是由于区域行政中心的设置和传统市场网络力量的共同作用，圩场从灯盏圩迁移到了东圩。东圩在融江东岸，与长安镇隔江而望，是融江东岸各个村寨生产生活物资交流的集散地，以渡人为主要功能的东圩码头至今仍然保留。建设于乾隆年间的东圩码头是人渡码头，又叫“镇背码头”，因为码头位置高，与长安镇仅隔一江，有靠镇而立的姿态，故名。

清康熙以前的金鸡村和西柳村作为江边普通的村寨，可能与其他的村寨别无二样，大巷、河勒、大溪、北府等村与前者别无二致。清康熙年间，朝廷在长安设镇以来，官府对地方形成了有效的控制，外省商人移民迁入或许也正是这个时候。清乾隆年间，由于外省木商从上游的古州、三江等地往柳州放排，多在长安镇停靠，处于河边的金鸡村和西柳村才逐渐由草圩[11]而成街市、由街市而成市镇。

成立于清乾隆年间的宝善堂是长安地区最早被记载的商业团体。[12]《融安县志》记载，清乾隆年间，长安商业始兴，渐而商贾云集，融江上游地区的湖广、贵州及广西怀远县（今三江县）各地农产品及木材，始入长安口岸，诸商获利，捐银创建“宝善堂”。[13]从商人需要且能够建立商业团体可以推断，乾隆年间的长安商场已具有相当规模。

同时，都柳江流域也是粤省的食盐运入桂北、黔南及湖南部分地区的主要孔道。有明一代，两广食盐运销之权归于官府：

粤西食盐，非地所产，皆取给于粤东。粤东饶而粤西瘠，商不乐至，不得已，官自为市。……官造船给值及往返工费。一岁二运，遣官统之，而商分任焉。又许私带十之一，谓之商盐，与官盐搭配出售，取其余息，以饷营兵。岁可得二万缗。但盐出于东，东人往往龁西商，商益重困，而奸伪百出。虽欲禁之，不可得已。[14]

清前期，官府对盐务进行严厉控制，非官不能办。清康熙年间，怀远知县于成龙力陈开放两广盐务，改归商办之议。“粤东盐引壅滞，贻害粤西”，于官于商于民，三方不利。于官则“盐引决不能销，考成断不能完”。于商则“引目数多，无人敢予承应”。为完考成，官员一方面积极“立埠招商”，另一方面实行“户口食盐之法”。如此，考成虽完，而“民穷逾不可支”。故此，于成龙建议：一是禁革官运盐引，“官与民无沉沦于盐引之中矣”；二是禁革埠商，使“民无受挨门逐户遍索之苦”；三是支持流商进入盐引运销领域，即将盐引销售投入市场。

渠盐本几何，盐利几何？既不至涌贵数倍而民敢□而事之议之。况前商之盐贵，而后商继至，势不得不减价，以求速售。如是而随时贵贱非同官势强压，而盐可无一定之贵价，民亦得量其有无、因其缓急、任其多寡随便而多易之。而民可无不得不领之苦，民困稍甦。流商喜于疏销有利而来之必广。民一旦得食贱盐，而销之必多，则引额较前更逾有司，亦不至有考成之虑。[15]

为了确保盐商的积极性，于成龙还进一步提议打破盐运的地方壁垒，以便利盐商运盐：

尤宜为流商计，从粤东领盐，梧州交引换票，其查核已严矣，抵柳府交梧州之票，另换柳府之牌，任意于各属交易，州县不必划疆界，分彼此，以免烦损流商。[16]

从康熙二十一年粤西盐法再行改革来看，之前于成龙“盐归商办”的条陈已被采纳。在官府的支持下，广东盐商沿西江水网不断进入广西。然而雍正年间，广西食盐运销权又收归官府：

康熙二十一年，行销盐斤原系商贩水客。因商客无现银查佥殷实各商认领分运。三十二年革去水客，总归埠商办运。四十六年将总商禁革，令各州县自募土著殷商承充。雍正二年，将西省引盐改归官运官销。[17]

依上文所述，由于盐商拖欠盐税，官府逐渐收紧对盐务的管制，至雍正二年，盐务全面收归官办。然而，时至乾隆年间，广西盐务又生转折：

乾隆二十三年，户部侍郎吉庆、两广总督李侍尧以粤西商办之埠拖欠羡余银至五万八千余两，而官办之埠拖欠羡余银反至九万六千余两。夫商人行盐或有夹带行私重价病民等弊。地方官实力稽查，则商人尚有所顾忌而不敢肆行。惟至官办官销则虽恣意行私高抬价值谁复为之查察？且领引行盐本属商人之分，今分给官办，既欠帑银，复滋弊窦。莫若仍归商办，使颁引行盐纳课皆有专责更为妥协。部议亦如之。上可其奏。于是改归商办，自二十四年始。[18]

至乾隆年间，廷臣、疆臣均发现官办盐务反致更为严重的盐税亏空，且又无法监督夹带私盐之弊端，于是奏请将粤西盐务该归商办。清康乾时期，虽在盐务办理权的归属方面，朝廷有所反复，但从总体上看，“盐归商办”的政策还是主流。由此而引发的两广商民的持续流动、融江河面百舸争流的图景不难想象。

至清道光以前，长安有盐埠，有押当三四所，有银号，有钱店，有梧州帮。清道光年间，长安坐商有100余家，主要行业有食盐、杂货、布匹、陶瓷、中西药、纸张文具、屠宰、饮食、粮油、客栈及经纪业等。[19]出入口大宗之商品：出口以杉木、桐油、茶油、柳安片糖、谷米、全料纸、东纸为大宗；入口以生盐、苏杭物产、洋杂、洋纱为大宗。关于具体商贾最早的记载是清咸丰五年（1855），福建人赖学跃来长安开设木材行福万隆号，广东商人开设的有顺昌隆、万兴祥、和兴昌、广兴昌等土产杂货店。[20]

清同治九年，广东南海大木商罗廷芳来到长安开广生祥号，各行业的商号，如和兴昌、长安酒店等大户也相继开业，长安商业开始进入兴盛时期。[21]至咸丰离乱，长安商业遭到重创。清同光间，商场恢复。长安布庄专以黄片糖易洪江布匹。油有红生油，产额与茶桐油等。杉木则河面常满，仅通航路一线。长安有苏杭店四家，倍之于县城。实业畅而商业旺。[22]

民国初年，在“发展实业，振兴商务”口号的推动下，商业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民国2年（1913），长安大商号有40家，中小型商号有600余家，主要行业达41个。民国7年（1918）至民国25年（1936），长安商业经历了极盛时期。[23]抗日战争之初，作为后方的融县，包括长安在内涌入了大量沦陷区的民众，市场需求激增，刺激了长安工商业的发展，成就了长安的战时繁荣。1944年11月至1945年4月，长安沦陷，各商号基本停业。民国34年（1945），日军投降后，不少商户就此关门，但又有新的商户开张营业。

水运交通的便利是造就长安商埠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宋人周去非对融江在水网体系中的重要性早有认识：

融江实自猺峒来。汉武帝平南越，发零陵，下漓水，盖沂湘而上，沿支渠而下，入融江而南也。融州之水，牂牁江是也。其源自西南夷中来，武帝发夜郎，下牂牁，即出此也。[24]

从融县所处的地理位置上看，古代贵州与融州紧邻，由桂州入云贵高原，以走融州为便，汉代在岭南用兵频繁，融江是运输军饷的要道。融江由北至南穿县境而过。融江又被称为潭江[25]，发源自贵州独山，流经榕江、从江两县，至三江老堡合浔、榕二江，经长安古镇东面，下融水镇，至柳城县凤山镇与龙江汇合后南下柳州，再出梧州可达广州，因此，融江是近代贵州、湖广、广西、广东等地商业贸易的黄金水道。

图1-1 长安区位示意图

资料来源：何良俊手绘，张君贝制图。

广西的桐油为出口贸易的大宗货物，以龙胜、榴江、融县、平乐、恭城、田东、三江等县为重要产地，各县桐油运赴梧州出口的运价相差颇巨，融县至梧州水程480公里，每担运费约国币1元5角3分，永福至梧州460公里，比前者短20公里，而每公担运费国币2元1角6分。[26]由此可见民国时期水路运输之于广西商业体系建构的重要性。

近人陈晖用一幅简图描述融江在区域水网中的地位：

西江（桂江、柳江、红水河、郁江、贺江、绥江）——柳江（龙江、融江、洛清江、运江）——融江（溶江、浔江、寺门江）。[27]

由于各个历史时期江河水位因自然条件或人为因素影响而可能产生较大的变化，故笔者希望引用民国时期的数据来呈现以长安为中心的水网状况，目的是要说明长安商埠地位的确立客观因素。

首先是长安上游和下游水域状况的对比：

柳江，柳州至长安：242（塘汛里），最宽处160公尺，小水时130公尺。最窄处大水时宽40公尺，小水时宽25公尺。河水深度，一般情形，大水时14公尺，小水时4公尺。最浅处，大水时1.9公尺，小水时0.6公尺。

融江，长安至老堡：138（塘汛里），最宽处150公尺，小水时100公尺。最窄处大水时宽39公尺，小水时宽20公尺。河水深度，一般情形，大水时12公尺，小水时3公尺。最浅处，大水时1.1公尺，小水时0.5公尺。

其次是柳州到长安船只的通航情况：

有电船联合营业公司电船三艘，载货量136吨，载客191人。船名：广利、广丰、广昇，均属航业联营社。有民船共349艘，载货量从1吨到30吨不等。其中1吨至10吨的船有250多艘，30吨的船只有两艘。而长安到古宜和富禄船只有5吨以下的，长安到古宜有547艘，到富禄有150艘。

柳州至长安航程242里，大水期间，最大吨位56吨，下航时速40里，上航时速18里，不可夜航。小水期间，不通航电船。所谓大水期，通常是指五月中旬至九月底，小水期是指十月初至五月初。小水期间，柳江通航的电船因重载而吃水深，不能通过浅滩，只能改为拖带民船形式。过险滩时，电船需完全停止机车，用缆索卷绞以过，过一滩常需数小时，有时一搁浅即需数日。

最后是长安上游和下游的水运条件对比：

柳州至长安：最大载重量，大水时18吨，小水时10吨，每日航行里数，大水时下航120里，上航30里，小水时下航75里，上航30里。

长安至老堡（138里）：大水时15吨，小水时8吨，每日航行里数，大水时下航120里，上航30里，小水时下航70里，上航25里。

老堡至丙妹（160里）：大水时3吨，小水时1吨，每日航行里数，大水时下航120里，上航30里，小水时下航70里，上航25里。[28]

通过以上三组数据的比较可以看出，以长安为中心，越往上游，河面越窄，河水越浅；而越往下游，河道水情则恰好相反，因此，从柳州往上游运货拉客的大船到了长安，水运条件即限制了其向上游航行；[29]游弋于融江上游的小船固然可以继续往下游河宽水深的地方航行，但这又涉及运输成本的问题。可以说，融江流域的船运实际上在长安水域分界。世代跑船的吴琼很乐意对“船运分界”进行说明。

船主们习惯把柳州以上柳江、融江的河道称为“上河”，而把黔江、西江河道甚至一直到广州都称为“下河”。上河、下河航运的船主在货运方面保持“各自为政”的格局。上河的船主多是贵州、三江、融县人，他们比较熟悉融江及其上游的河道；而下河的船主多来自桂平、梧州一带，对融江河道知之甚少，却对黔江、西江河道了如指掌。从经济利益计算，小船与大船同走一条线，成本太高，缺乏优势，如住在长安上面寨河边街的船民李桂芝家的船只走从长安到榕江一线，基本不到柳州及其下游水域。因为他们的船小，载货量只有18吨，不能与在柳江上航行的大船竞争，故不划算。李桂芝打了一个比方，别人的一条大船从柳州跑一次梧州装满货可收入100元，自己的小船走同样长的航线只获利50元，划不来，因此，十几二十几吨的小船基本上在长安上水运输。

图1-2 夕照中的融江大码头（何良俊 拍摄）

除了水路交通占尽优势外，民国时期的长安还是较早修通公路的市镇，甚至作为县城的融乐镇还“偏安一隅”的时候，柳（州）长（安）公路上已开通了柳州至长安的长途汽车。柳州为广西北部公路的枢纽，西北有柳六路经大塘、六寨入贵州省境直达贵阳，北部有柳长路与融江平行直达长安镇，东部有柳荔路直达荔浦。[30]柳长公路于民国15年9月开始测量，12月兴工，民国17年10月完成通车，全路驿程300里，合172公里。柳州到长安的客运交通相当之方便。早上7点从柳州鱼峰山下的柳州汽车站发车，8点半到太平停20分钟，11点可达长安。客车当天中午11点半从长安返回，下午两点半到达太平（属柳江县）亦停20分钟，4点半可到达柳州。[31]

民国时期，“融县商场向无业务，苗山一带实物交换之风现仍存在。合邑除长安镇街商务较为繁盛外，余均不过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如易噬嗑所云云而已”。[32]融县县治融乐镇的商业贸易比不上长安镇。长安商业繁荣之所以能在融县各镇异军突起，主要原因是交通方面，地处融水上游的长安镇一带，其性质亦与背江同，是平原兼高原带，东至平北、浮石，南至石廓口均属平坦原野。唯西北部渐上渐高，其高度与中区之背江苗山相等，也多宜于造林，但于交通上妨碍。而相对向来作为县治所在的融水镇，西北面接大苗山，无平地可言，虽宜于造林，但不便垦辟田土，交通路面崎岖，是平原兼山地带。除了交通方面的优势外，长安更以接近山货产地而吸引广东商人驻足。长安处于黔南、三江等地的下游，而后者正是出产杉木、茶桐、药材、香菇等山货的地区。这些山货都在长安集中运往下游的广东等地，甚至出口港澳地区。此种“孔道式”商业地理形势，使货源运输限于唯一的渠道，在货源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也使长安商人持续不断地往上游地区开设行口或分号，并竭力扩展社会关系，以争抢货源（参见附录1），因而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地理也起到了形塑商人关系网络的作用。当然，以区域的视野来考察，长安地区“发散式”的经济地理形态也同样存在。从长安镇出发，沿浪溪江逆流而上40多公里而至板榄镇。门楼村门楼屯，距板榄镇8公里。结合地势和距板榄镇的距离，门楼的地理位置处于地方上的中心，其周边麻江、左洞、东岭、泗安四个寨子（简称“四寨”）均以门楼为中心与板榄镇产生经济联系。

从民国元年到民国22年，广西对外贸易，除了民国11年、民国14年外，大致呈增进的姿态，主要是因为出口增速不及进口。但是，这并不代表广西入超的确数，因为“（广西）省年中民船运输土货出口甚多，此种输出货量，关册并无登记，而年中进口货物，有转运云南、贵州销售者，此种复出口货量，关册亦无登记”[33]。云南、贵州跟广州的货物交易，由广西过境竟然会影响广西的贸易统计，可见其量之巨。由梧州逆流而上至贵州，长安是过柳州以后的一个天然良港。长安的江面（具体而言，各类船只、木排主要停靠于大洲尾至鸭仔滩一段水域），视野开阔，水流平缓，没有旋流，适宜泊船和停靠木排，以致“（清同光间）长安镇杉木，河面常满，仅通航路一线”[34]。

图1-3 现在融江码头上仍时有竹排或木排停靠（何良俊 拍摄）

对于长安商业的兴盛，通过不同背景的报道人，我们能够找到不同的答案。曾在大商号广隆兴做过秤手的张志初[35]解释：融乐镇比较接近大苗山地区，外来商人不愿意“只身犯险”，而长安镇周边村落，多为汉人聚居，各地往来的商客可以放心经商营生。船民黄桂友的解释：融水和长安作为商埠，扮演不同的角色。融水主要是地方上货物的输出和输入的商埠，而长安则是贵州和广西货物的中转站。这主要是因为长安是河道变化的一个转折点，由长安往上水走，滩多水险，只适宜走小船，而长安下水则能走较大的船，所以成就了长安这个中转站的商贸角色。文体局的干部黄秀鹤则认为，长安之所以比融水更适合于商业，除了交通方面的原因外，还有就是长安地区设镇较早。黄秀鹤解释说，长安设镇后，一方面宁靖地方，使区域社会不发生重大的战事；另一方面，长安建镇后，街道得到整理，集市得到拓宽，河沿也建起了码头。这些措施无不利于商业的萌芽。

以水路运输为主的时代，人员与货物的流动多依水而行。地理环境上占据优势位置，掌控融江水道咽喉，是长安成为桂北、黔南区域重要商埠的重要自然条件。长安上游，滩多水浅，适行小船，放小排；而长安下游则滩少水深，宜行大船，放“广排”。[36]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长安在区域市场网络中建立了自己货运中转站的地位。也正是由于地处交通要道，中央王朝开发地方时才设兵置镇于长安，控制地方力量的加强，加之长期以来官府推行“盐归商办”的政策，鼓励客商办盐，都从客观上推动了长安地方社会的人群流动和地方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