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背景：尊其说而不用其人

叶绍翁说：“嘉泰之间，为公之类者已幡然而起。至嘉定间，偶出于一时之游从，或未尝为公之所知者，其迹相望于朝。”[4]叶氏这段话经常被论者用以证明朱子学、朱子门人在朝廷已经得势，实际上叶氏所谓“其迹相望于朝”并不泛指出仕，而是特指“朝士”或者“在内差遣”，即在临安担任职务。在史弥远专权期间，朱熹门人群体内部出现了分化：有的拒绝出仕（陈淳），有的虽然出仕但遭到冷遇，还有的则与史弥远专权深度结合。本节主要对后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一 仕途困难重重的朱熹门人

嘉定五年（1212）、六年（1213），史弥远政权提拔了一些朱子学人士，其中不乏朱熹高足。理宗绍定四年（1231），吴潜上书史弥远，言及这段往事：

窃见嘉定五、六年间，丞相收用老成，如汪逵、黄度、刘爚、蔡幼学、陈武、杨简、袁燮、柴中行、赵方、储用、陈刚、廖德明、钱文子、杨方、杨楫诸君子，布满中外，一时气象，人以为小庆历、元祐，此更化之盛际也。[5]

吴潜在这里列出的名单中，刘爚、廖德明（字子晦）、杨方（字子直）、杨楫（字通老）四人为朱熹弟子，蔡幼学、陈武、钱文子属永嘉学派，杨简、袁燮为陆九渊心学派，黄度则没有明显的学派属性。柴中行虽然不是党人，却因在庆元党禁中不屑隐瞒自己的道学立场而为人敬重。吴潜在下文指出，这些人有的不久便去世了，更多的则是不得“大用”，无声无息地结束了其政治生涯。在四名朱熹弟子之中，刘爚早在嘉定九年（1216）就去世了，廖德明、杨方、杨楫三人则继续为官。而黄榦对此三人的仕途颇多讥评，他说：“多见朋友杨子直、杨通老、廖子晦皆以既老且病，仕不知止，至其身后，无不狼狈，今又岂宜复蹈其覆辙哉？此干所以决于退闲，非敢为是矫饰之言也。”[6]在另一封信中，他又重复了对三人的批评：“每思杨子直、杨通老、廖子晦皆以老不知止，三人后事无不狼狈，此可为深戒也。”[7]黄榦在这两封信中之所以提到这三人，本意是剖白自己不愿老病难堪久仕的心迹，但难掩其中的揶揄口气。以下分别对廖德明、杨方、杨楫、黄榦、李燔、张洽、李方子七位朱熹门人在史弥远专权期间的仕途处境做一简单的回顾。

先看杨楫。黄榦在给制置使李梦闻的信中，直批杨楫利欲熏心、求进不已，最终贻害地方：“龙舒为郡，财最匮乏，杨通老为之，最得善为郡之名，然坏此郡者，通老也。……通老适当军兴之后，人家交易颇多，以是投印契，日收千余缗，乃不为长久之虑，恃其多资，欲以自见，而献其羡余于朝廷。”[8]“献其羡余于朝廷”自然是要取媚上官，谋求升迁，在朝廷看来，能够多献羡余者恰恰是“能吏”“精明强干之吏”。

再看杨方，汀州长汀县人，官至直宝文阁、广西提举，以78岁高龄巡视当时人人畏惧的烟瘴之地象州，竟得病身亡。[9]

三是廖德明，本传见《宋史》卷四三七，但对其生平记载略为粗率，因此无从得知黄榦所谓“后事无不狼狈”的具体情况如何，只知他曾于嘉定四年至六年（1211～1213）间知广州。[10]而陈淳在嘉定三年（1210）如此评价廖德明：“向来出先生之门，立脚得住，不为时论所变，而显达于时者，自廖漕之外，更有何人？士子中有何人立朝，行当要津者，还有其人否？如廖漕辈，老学有守，最罕其匹，却置之闲散。”[11]《宋史》本传没有提到廖德明曾经当过漕官，不过廖德明是乾道五年（1169）进士，距嘉定三年（1210）已经41年，即使推算他是18岁登第，也已年届60，而且被“置之闲散”，黄榦所谓“老不知止”应该是认为廖氏早该引退了。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廖德明对出仕过于热衷。罗大经《鹤林玉露》中有这样一条纪事：“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时梦谒大乾，梦怀刺候谒庙庑下，谒者索刺，出诸袖，视其题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觉。后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闽，请迓者及门，思前梦，恐官止此，不欲行。亲朋交相勉，乃质之文公。……”朱熹遂向廖德明开导一番，指出“（命运）吉凶祸福亦随之而变，难以一定言”，勉励他一定要去上任。[12]在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中，朱熹和朱子学人士的形象总体上十分正面，此则故事意在说明道学家对命运的应有的态度，最终廖德明听从朱熹的教导赴任，其终官也高于宣教郎。可是从过程看，廖德明梦中见到自己官至“宣教郎”，及至现实中要以宣教郎出任知县时，竟忧心自己官位恐怕真的仅止于此而拒绝赴任，若结合黄榦的“老不知止”论，似可反映廖德明对功名仕途相当在意。

四是黄榦本人。黄榦卒于嘉定十四年（1221），在朱学受到褒扬的嘉定年间，他只有两次机会入朝，又都未能成行。第一次是嘉定六年（1213）六月，得命监尚书六部门，然而未及赴任，已改授通判安丰军。这次改命的原因是：“部门之除，朝列有惧先生之来，欲沮之者。会江淮制使欲得先生守边郡，乃有是命。”可见，在召用黄榦的问题上，朝中存在相当大的阻力，因此当江淮制置使请求留用黄氏时，朝廷顺水推舟地答应了。同年十月，诏朝臣荐举边境州县守令的人选，谏议大夫郑昭先（也是朱熹弟子）言及此次流产的任命：“朝廷宠以内除，足未登畿，俾倅安丰。边城事简，局于职守，未究设施，材优用狭，公论殊郁。”[13]陈淳则说：“直卿前日在安庆，有小不合当路者之意，不欲显然罢之，姑以大理丞召起，既在道，则使台章弹去，而畀以祠禄，非诚有召对之命，得以从容于辞受进退之义也。”[14]黄榦的第二次入朝机会在嘉定十一年（1218）七月，诏除大理寺丞。黄氏本人力辞不就，竟然遭到监察御史李楠的弹劾，遂罢命。据黄榦弟子林梅坞言：“先生方退避请祠，而中外亦虑先生入见必直言边事以悟上意，协谋挤之。”何伯慧也说：“故当时阳召而实逐之。”[15]黄榦两次入朝的失败，固然是因为他不满当局，宦情甚薄，故每召必辞；也是因为他在朝中并无有力的赏识者，当年正是像周必大这样的宰相才能排除各种阻力，促成了朱熹的入朝四十日，而黄榦则绝无此等奥援。

第五个例子是李燔。与黄榦一样，李燔终其一生都未登朝，辗转于州县外任。在嘉定年间，李燔得到了一些官员的推荐，仅曹彦约就两次举荐。从曹彦约的推荐中可知，庆元年间李燔任襄阳教授时，得罪了上官：“燔本省试第二人，不汲汲求进，为襄阳教官，值近岁选用武帅，恶其方直，动辄得咎，修一墙垣，则胁之以军情；迁一廨舍，则诬之以擅去。罢归已久，恬然静退，经今数年，未见到部。”[16]罢官后，李燔一直居家教学，不愿到吏部参选。后除大理司直，力辞不就，改添差江西运司干办公事。[17]在江西转运司任上，又于嘉定六年（1213）得到了卫泾的荐举：“臣伏见文林郎添差江南西路转运司干办公事李燔，经术精博，趣操刚方，早从师友，多士推服。分教襄阳，为帅臣郑挺挟私奏劾，自是杜门刻志学问，不屑意禄仕。堂审掌故，列属寺廷，皆辞不就。尚淹选调，未厌师虞，宜加崇奖，以励廉退。”[18]为奖励李燔的廉静，朝廷特旨给予改官：“已除职事官，尚欲服勤州县，朝廷嘉其静退，为降特旨，乃始脱选。”[19]除奉议郎、通判潭州，不数月而辞。由于不满史弥远的倒行逆施，李燔拒绝出仕：“当是时，史弥远当国，废皇子竑，燔以三纲所关，自是不复出矣。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荐之，差权通判隆兴府，江西帅魏大有辟充参议官，皆辞，乃以直秘阁主管庆元至道宫。”[20]在整个史弥远时代，李燔一直奉祠，以示气节。直到绍定五年（1232），理宗论及当时高士累召不起者，李心传以燔对，并说：“燔乃朱熹高弟，经术行义亚黄榦，当今海内一人而已。”理宗问：“今安在？”心传答以：“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仕。陛下诚能强起之，以置讲筵，其裨圣学岂浅浅哉。”帝然其言，终不召也。同年，李燔就去世了。[21]然而有那么一个时期，即便李燔这样的高足，也曾在出仕问题上有所动摇，黄榦通过书信察觉到了李燔的隐衷，遂致书胡泳，从侧面了解李燔的想法：“敬子果如何？来书所谓‘甚费造化，断不可辞’，此语却与向来议论不同。今之出仕，只是仰禄不得已，若谓合义，则非所敢闻。只管如此立说，却似浙间议论也，又不知高明以为如何？敬子既是应举得官，又家贫未能不仕，从之亦无害也。”[22]从黄榦所引的“甚费造化，断不可辞”看，李燔认为既然遇到一个出仕的机会，是幸运使然，不可推辞；至于“浙间议论”，自然是一种功利的态度。黄榦以为，出仕只是“仰禄”，家贫不得不出仕，对待官职绝不可抱着“甚费造化，断不可辞”的心态，而应该遵照孟子所谓“可以仕则仕，可以久则久”的立场，否则会滋生对官职的依赖，进而丧失独立的人格。一次，黄榦风闻李燔舍弃出仕而放债，表示忧虑：“近有自彼来者，乃云敬子舍禄仕而放债以为活，岂亦恶之者之言耶？不知其生事何如？如他无以为活，却不若丐祠之为愈也。”[23]“丐祠”就是请求奉祠，如此便有少量俸禄收入。从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出，李燔曾长期处于无俸禄的闲废状态，生活一度发生困难，竟走向另一个极端。黄榦对李燔在仕途出处的选择上的种种微词，既反映了他对义利之辨是持守之严、之笃，也反映了嘉定年间外部政治环境之恶劣。在东南地区的朱子学传播史上，黄榦和李燔这朱熹两大高足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因此并称“黄、李”。[24]理宗端平元年（1234）五月诏：“黄榦、李燔、李道传、陈宓、楼昉、徐宣、胡梦昱皆厄于权奸，而各行其志，没齿无怨，其赐谥、复官、优赠、存恤，仍各录用其子，以旌忠义。”[25]此处的“权奸”指史弥远，而黄、李是在“各行其志，没齿无怨”中度过漫长的史弥远专权时代的。

第六个例子是张洽。张洽终宁宗之世都在地方任职，直到理宗亲政的端平年间才因多人举荐，而被除秘书郎，寻迁著作佐郎，当时朱熹另外两个弟子度正、叶味道已经在经筵侍讲：“帝数问张洽何时可到，将以说书待洽，洽固辞，遂除直秘阁，主管建康崇禧观。”嘉熙元年（1237），“以疾乞致仕，十月卒，年七十七”。[26]

第七个例子是李方子，在嘉定年间曾短暂入朝国子录，因没有到史弥远处关说，被史指为“真德秀党”，遭御史弹劾罢官，遂至死不出。[27]陈淳则从来没有出仕过。

黄榦、李燔、张洽、陈淳、李方子，加上去世较早的黄灏，组成了《宋史·道学传四》“朱氏门人”卷；而朱熹门人如徐侨、叶味道、廖德明、刘爚，虽各有建树，亦散入《宋史》列传、儒林传各卷，可见黄榦等六人是朱熹门人群体中的精英。然而，黄榦、李燔入朝的失败，以及陈淳、张洽、李方子的默默无闻，反映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当朱熹的那些不怎么知名的弟子（如下文讨论的郑昭先、任希夷）在嘉定年间跻身庙堂、荣华富贵时，真正的朱学传人却挣扎、辗转于州县官职之间。

朱子学政治行情逐渐走高的形势下，功名利禄对朱子学人士的腐蚀愈加强烈，朱熹高足陈淳虽涉足政治较浅，却对嘉定更化基本上持怀疑态度，他在一封书信中说：

每思前年更化之初，时事一一反正，而先生恩命特不举行者，不审何谓？闻两年来甚崇尚道学，上庠课试，悉以命题，不审主盟者何人？……而萃列清华者，不闻其人，恐其崇尚者亦不免但为虚名之举，而实何足以为吾道重也？要之，实欲崇尚，除是表出周程三先生及吾文公先生者，并赐之公爵而置之先圣庙颜、孟配享之列，而布其书于天下，使学者尊信钻仰，睎慕服习，以作成人才而变化风俗，然后于道为庶几，而万世公论少有惬焉尔。然此又非常之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非盛世圣朝君相，大有卓绝异常之识，不足以及此，未可以常情浅浅论也。不知将来到何时世，方克举此一段公案，以幸天下？抑又关天运，存乎其间，非人力所能与也？[28]

从信中提到的“前年更化之初”，应该是嘉定三年（1210）所写。陈淳注意到太学国子监以朱子学考试太学生，但他不认识“主盟”之人。嘉定三年（1210）以前，庆元党人吴柔胜曾官国子正：“始以朱熹‘四书’与诸生诵习，讲义策问，皆以是为先。又于生徒中得潘时举、吕乔年，白于长，擢为职事，使以文行表率。于是士知趋向，伊、洛之学晦而复明。”[29]但吴氏不是朱熹弟子。嘉定三年（1210）二月，陈武以军器少监兼国子司业[30]，陈武是陈傅良堂弟，属永嘉学派成员。因此，陈淳并不熟悉吴、陈二人。至于他熟悉的同门刘爚入主太学国子监，则在嘉定五年（1212）了。陈淳还发现，朱熹弟子中真正“老学有守，最罕其匹”的廖德明，却长期外任监司，而不能入朝担任要职（“萃列清华”），遂参破了嘉定更化褒扬朱学的实质是：“恐其崇尚者，亦不免但为虚名之举，而实何足以为吾道重也？”[31]

端平元年（1234），殿中侍御史王遂概述了黄榦、李燔二人在史弥远专政时期的遭遇：

闽人黄榦、南康人李燔，曩游朱熹之门，迭为领袖。凡后进学士，相与讲说著述，世人多诵，以为学明东南者熹之功，惟榦与燔之力为多。权臣（按：指史弥远）尝用榦，试之郡守，而寻即废放，燔虽从奔走，而随亦弃遗。权臣知敬其书而不行其学，知尊其说而不用其人，斯道不明，由此之故。陛下固尝与榦赐谥，而中书以其议边事不合，横加论驳。燔殁虽尝进职，未足示宠，臣所谓抱道自守而置不录也。[32]

王遂这段话的重点在于“权臣知敬其书而不行其学，知尊其说而不用其人”。所谓“其书”乃《四书章句集注》那样的朱熹之书，“其学”乃朱子学，“其说”为朱熹之说，而“其人”则特指朱熹学术的传人，即黄榦、李燔这样的高足。王遂此言暗含了这样一个逻辑：尊敬朱熹之学，就必然要尊敬朱熹的弟子，否则就是“阳崇之而阴摧之”。

二 与史弥远专权深度结合的朱熹门人

当然，对于那些热爱仕途的朱熹门人，史弥远给予的前途就不是像廖德明、杨方、杨楫那样黯淡无光了；相反，史弥远一直重视考察选拔朱熹门人，从中提拔可靠人选，视其才力不同，或作为舆论上褒扬朱子学的幌子，或安排进入宰执群体，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郑昭先与任希夷。

郑昭先，字景绍，闽县人，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出身，系史弥远的同榜进士。[33]他师从朱熹的时间大概在登第之年，现存《朱子语类》中有其问答之语，《晦庵集》中有朱熹给他的书信四通。[34]嘉定元年到嘉定七年（1208～1214）间郑昭先的仕履不详，直到嘉定七年（1214）七月，始自朝奉大夫、试左谏议大夫兼侍读迁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嘉定八年（1215）七月，正除参知政事。[35]嘉定十二年（1219）三月，除知枢密院事。同年四月，兼参知政事。嘉定十四年（1221）十二月，罢。[36]郑昭先在史弥远专权时代任执政达七年之久，从史料中看不出有阿附史弥远之迹，但性格温顺谨厚却是其明哲保身之道。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事情上看出。

一是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的记载：“郑昭先为台臣，倏当言事月，谓之月课。昭先，纯谨人也，不敢妄有指议，奏疏请京辇下勿用青盖，惟大臣用以引车，旨从之。”旨意下达后，太学生遂以皂绢制作短檐伞取代原来的青盖，仍然被临安府禁止，并逮捕了持伞的仆人，引发了太学生的骚动，群起攻击知临安府程覃，要求将其罢免；未能如愿后，竟然全体罢课。[37]此事的导火线是身为御史的郑昭先应付“月课”而以此等小事入奏塞责，不料引发了风潮。可以看出，所谓“纯谨”的郑昭先具体表现却是“不敢妄有指议”，作为担负着纠弹使命、朝廷特许“风闻言事”的御史来说，迹近失职。

关于郑昭先的懦弱谨慎，在真德秀那里还有一种更加冠冕堂皇的说法。真氏首先指出，朝廷命郑昭先为执政时，是看中了他：“有大臣之才，不如有大臣之度，盖心平乃可揆物，非量博不能受人。”郑氏跻身执政后，不断加官晋爵：“公宽厚闳博，其心休休然，无党偏，无忿忮，夙宵自竭，不蕲人知，庶几所谓辅赞弥缝而藏诸用者。”[38]在为郑昭先的文集所作序言中，真德秀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公天资宽洪而养以静厚，平居怡然自适，未尝见忿厉之容，于书亡所不观，而尤喜闻理义之说。”[39]“尤喜闻理义之说”是指郑昭先自命为朱学门人，不但如此，他还积极地提拔、汲引同门。在嘉定六年（1213）十月，诏朝臣荐举边境州县守令的人选，时任谏议大夫的郑昭先即提出应将此前未能入朝的黄榦（时任安丰军通判）召入朝廷，称黄氏不能入朝，“公论殊郁。”[40]朱子学人士显然也从郑昭先的晋用中获益匪浅，但从反面解读，他的“宽洪”“纯谨”又何尝不是面对史弥远专权时的沉默、胆怯、忍耐乃至顺从呢？

任希夷，字伯起，号清叟，眉山人，《宋史》有传，但对其生平记载极为混乱。他是淳熙三年（1176）同进士出身，大约在淳熙九年（1182）始从学朱熹，淳熙十三年（1186）又至武夷精舍问学。[41]曾任建宁府浦城县主簿，开禧年间任太常寺主簿。嘉定四年（1211）三月除秘书丞，六月迁著作郎。[42]嘉定五年（1212）十月，除将作少监。[43]嘉定六年（1213）十月，为秘书少监。嘉定七年（1214）八月，为秘书监，同月为中书舍人。[44]嘉定八年（1215）十月，为礼部侍郎。嘉定九年（1216）十二月，为权工部尚书。[45]嘉定十二年（1219）二月，自权吏部尚书除签书枢密院事。嘉定十三年（1220）七月，兼参知政事。[46]嘉定十四年（1221）八月，罢，出知福州。[47]寻提举临安洞霄宫，薨。理宗端平元年（1234）谥宣献。[48]

任希夷作为朱熹的弟子，在嘉定更化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嘉定十年（1217）十一月，时任礼部侍郎的任希夷为二程请谥，理由是朱熹、张栻业已赐谥，“而其所宗师者，节惠之文，独未之讲，岂非有司之过欤？”[49]《宋史本传》说：“其后惇颐谥元，颢谥纯，颐谥正，皆希夷发之。”[50]周、二程的谥号，都是在嘉定十三年（1220）六月二十三日奉旨批准的[51]，此时任希夷正在参知政事任上。身居要职的任希夷成为朱熹门人中功名之士追捧的对象，同为朱熹弟子的度正给任希夷的信中就含蓄地希望得到他的识拔：

伏惟尚书游从于先生为最久，造诣于斯道为最深，当路于朝，不为不得时；言听谏行，不为不得君。以先生之门论之，盖四科之上士。而正之不肖，不惟不敢自附于七十子之后，是殆庶几乎三千之徒之间耳。……往者新进之士释褐而归者谓正言，尚书尝辱问其姓名焉，意者盖悯其穷、悼其屈，思有以少振之也。[52]

度正写此信时，任希夷正任尚书，当在嘉定九年（1216）十二月到嘉定十二年（1219）二月之间。此时朱门中学问最深的黄榦、陈淳俱健在，而度正却恭维任希夷“游从于先生为最久，造诣于斯道为最深”，近乎奉承。从信中“尚书尝辱问其姓名焉，意者盖悯其穷、悼其屈，思有以少振之也”一语可以看出，任希夷也是十分注意提携昔日同门的。

可是，任希夷和魏了翁、真德秀之间的关系却相当冷淡。现存真德秀《西山文集》中找不到与任希夷有关的内容，在魏了翁那里也仅有两处相关记载。一是《鹤山集》卷六十二有《跋朱文公所与任伯起枢密柬》，即为任希夷收藏的朱熹书信手稿所作的跋。在《跋》文中完全看不到类似上文度正所谓“游从最久、造诣最深”的嘉奖之词，而只是就书信内容本身稍作发挥。

二是魏了翁在为自己的同母异父兄高崇所作的行状中，对任希夷颇有微词。原因是嘉定六年（1213）高崇、高稼殿试策问声誉满中外，真德秀声称：“使二高不为举首，是盲有司也。”任希夷时任详定官，向执政建议：“政事与议论自为两途，不必徇人言以摇国是。”最后“二高”未中高第，仅赐进士出身而已。[53]从表面看，魏了翁出于亲属的遭遇而不满任希夷，但文中所引用的任希夷“政事与议论自为两途，不必徇人言以摇国是”一语，却与史弥远及其党徒对待真德秀、魏了翁等道学士大夫的态度有相通之处，叶绍翁就这样评价史氏所信用的能吏：

薛会之极、胡仲方榘，皆史所任也。……时聂善之（聂子述）亦时相（史弥远）所任，大抵以袁洁斋（袁燮）、真西山（真德秀）、楼旸叔（楼昉）、萧禹平（萧逵）、危逢吉（稹）、陈师虑（陈宓）辈，皆秀才之空言。善之帅蜀，道从金陵。逢吉之弟和为江东帅属，迎劳之于驿邸。聂因语之曰：“令兄也只是秀才议论。”……善之，士人也。薛、胡以儒家子习于文法云。[54]

这里提到的聂子述、薛极、胡榘再加上赵汝述，即史称史弥远的“三凶四木”中之“四木”。“四木”把真德秀、陈宓、袁燮一类的道学士大夫的议论贬斥为“秀才议论”，任希夷把高崇的殿试策贬为“政事与议论自为两途”，其实都是自居为“政事”“国是”的正确代表，而视真德秀一类的议论为可有可无的清谈乃至聒噪而已。若对照魏了翁对任希夷的评价，可以窥见希夷虽为朱熹门人，已经完全为史弥远所同化，《宋史》任希夷本传更说：“史弥远柄国久，执政皆具员，议者颇讥其拱默。”任希夷这一个案反映了史弥远专权时期的人才策略：他倚重以聂子述、薛极、胡榘为代表的“习于文法”的士大夫掌控官僚系统，另一方面又吸纳郑昭先、任希夷这样软弱、顺从的朱学门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象征，从而巩固自己的专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