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5年《大宪章》第33条的存废与泰晤士河三文鱼的消失
高岱（北京大学历史系）
1215年6月15日，在温莎附近的兰尼米德草坪上，英格兰安茹王朝的约翰王与贵族们签署了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文件——《大宪章》（Magna Carta）。这个书写在羊皮纸上的文件最初共有63条，它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限制了封建君主的权力，确定了“王在法下”的原则，并成为17世纪英国立宪君主制的法律基础。然而，颇有意味的是，在这些旨在维护英国贵族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规定中，有些条款却并未体现签署者的本意，而是在其他的方面引发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对英格兰的生态环境都产生了影响。
1215年《大宪章》的第33条规定，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证。
一
1215年《大宪章》第33条内容很简单，它规定：“自此以后，除海岸线以外，其他在泰晤士河、美得威河及全英格兰各地一切河流上所设之堰坝与鱼梁概须拆除。”[1]
从当时的情况看，1215年《大宪章》之所以制定了这样一条规定，并没有生态环境方面的考虑，主要是为了消除封建采邑之间的壁垒，保证河道的畅通，从而促进英格兰经济的发展。“这一条款最初并非为保护渔业发展而制定的。在那个时期里，航运是英格兰主要的或唯一的客货运输交通干道，而堰坝与鱼梁的存在，则构成了水上运输的重大障碍。因此保持水上运输的畅通无阻，才是那时最为重要的事情。至于渔业保护，却并未给予相应的关注。堰坝与鱼梁对三文渔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那还是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被人们意识到。……（当时人们最为担忧的还是）‘航行在英格兰主要河流上的大小船只，常因河面与岸边所出现的鱼梁、水坝、木桩和磨坊所造成的阻隔，航程变得更为艰险。人们的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抱怨之声也不绝于耳’。”[2]
因此，这一条款虽在1215年《大宪章》中没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但在大宪章此后的多次修改中，第33条却一直被保留了下来，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正式宣布将它废止。例如，大西洋三文鱼信托基金会（Atlantic Salmon Trust）的研究主任、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作家理查德·谢尔顿（Richard Shelton，1933- ）认为，1215年《大宪章》第33条虽然不那么著名，但直到19世纪末，这一条款仍然有效。[3]
事实上，《大宪章》第33条规定从它签署之日起，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实施。特别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期，《大宪章》的这个规定一再遭到无视与破坏。从民间到政府、从个人到群体都在沿着泰晤士河设立鱼梁，修堤筑坝，《大宪章》第33条有关保证英格兰河道畅通的规定被视若无物，根本就未能体现出它应有的法律效用。这不但造成了河道阻隔，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泰晤士河的生态环境，使得英国从王室到民间都十分推崇的珍馐美味——泰晤士河三文鱼最终消失。这既对泰晤士河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也构成了《大宪章》第33条规定一直未被落实的生态证据。
二
泰晤士河三文鱼即大西洋三文鱼（Salmon Solar）。它属于洄游鱼类，既要迁徙繁衍，又要经历非同寻常的生长过程。三文鱼须在咸水里生长为成鱼，然后再回到淡水溪流中去产卵。在淡水中三文鱼产下鱼卵，鱼卵孵化成鱼苗。鱼苗在淡水中逐渐发育起来之后，又得游回到咸水中长成大鱼。[4]如果三文鱼的洄游线路被阻隔中断，三文鱼的繁殖与生长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三文鱼对产卵环境要求之严格，从美国生物学家丹尼尔·波特金（Daniel B.Botkin）的一段描述中可以窥见一斑：
三文鱼会将卵产在浅水溪流的砾石河床上，它对产卵环境的要求可以说达到了十分苛严的程度。雌鱼会仔细地选择产卵的场所，她常常倒立于溪水之中，通过用力地摆动尾巴保持平衡，来检查砾石河床是否适合于它产卵。只有那种疏而不密的砾石河床，才是三文鱼的理想产卵场所，因为这种场所既有空间来保持水流通畅，以便将氧气带给鱼卵，又不致过于松散，以免砾石在洪水季节或涨水期间被轻易冲走。河床上最为理想的砾石空间，一般是三文鱼自身长度的三倍。三文鱼只有在确认找到了最为合适的砾石河床，它才会产卵。[5]
正是由于泰晤士河为三文鱼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天然的优良场所，所以泰晤士河所出产的三文鱼一直在英格兰享有盛誉，成为英国人所钟爱的美味佳肴。特别是从13世纪初到18世纪末，泰晤士河沿岸地区三文渔业十分红火。据记载，在1766年7月的某一天，送到比林斯盖特鱼市（Billingsgate market）上出售的泰晤士河三文鱼就多达130条；而捕获到一条重达16磅的三文鱼，则更为人们津津乐道。甚至还有人声称，他清楚地记得1789年在拉勒安姆村（Laleham）[6]见到一条重达70磅的泰晤士河三文鱼被人捕获。[7]
及至19世纪初，泰晤士河的三文渔业依然繁荣。1861年，一位渔民在皇家三文渔业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Salmon Fisheries）作证时说道：大约到1820年，他在位于拉勒安姆村的泰晤士河边，捕获过“几百条”三文鱼；他还提及，在1820年之前的某一年里，拉勒安姆村里有个小男孩，他拿着钓竿，坐在小船上，穿行于河流之上，因曾在一天之内捕获六七十条三文鱼，而为当地人所津津乐道。[8]
同一位证人还证实，他还看到过“20条三文鱼”在“沿着那段不到200码长的河岸边”产卵之后，就全都漂浮在水面之上了。
另一位证人则通过提交的证据表明，从1794年到1814年间，在泰晤士河靠近特普罗（Taplow）[9]的波尔特船闸（Boulter's Lock）附近，每年差不多有15条到60多条三文鱼被捕获。[10]
1860年，还有人公布了一个有关三文鱼捕获量的清单。该清单表明：从1794年到1821年，在波尔特船闸到伦敦桥下这一段泰晤士河中，共捕获过483条三文鱼，总重量达7346.25磅，每条鱼平均重达15磅以上。
不过，这一清单也显示，到1821年前后，泰晤士河三文鱼的捕获量在迅速下降，每年仅有28条。而在1766年比林斯盖特鱼市上，一天就曾售出130条三文鱼。两相比较，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以致1821年乔治四世在举行加冕典礼时，都没有能够弄到足够多的三文鱼来供王室与嘉宾享用。[11]于是，从19世纪初开始，在一些文学与相关专业著作中，就有不少关于泰晤士河“最后一条”三文鱼的记述。
1857年，维多利亚时代的博物学家弗兰克·巴克兰（Frank Buckland，1826-1880）在《自然史猎奇》（Curiosities of Natural History）一书中提到，有一位名叫芬摩尔（Finmore）的船夫，常年在因伊顿学子而闻名的索雷堡（Surley Hall）附近摆渡。正是这位凡夫俗子，他捕获到了泰晤士河中的最后一条三文鱼。
巴克兰接着写道：“在索雷堡附近的河流中，这条可怜的三文鱼躲在一处比较隐蔽的鱼窝子里。不过，最终还是被人们发现了，未能逃脱被捕获的命运。”[12]
巴克兰还根据他所了解到的情况，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最后一条”三文鱼落网的情景：
……于是在某一天，那个鱼窝子的四周被撒下的渔网围了起来，人们对捕获这条三文鱼信心十足。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这条三文鱼发现人们要捕获它的意图后，变得更加灵活与机敏。只见它挺身一跃，成功地躲过撒在水中的渔网，跳进河里摇头摆尾地游走了。对于人们的这点招数，它是再清楚不过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它又平安无事了。
几天之后，这条鱼儿又游回到它早先的隐匿之所，渔网再次向它撒了过来。只是这次人们吸取了上次的经验，不仅在水中撒下网，而且在水面上也悬起了一张网，以防止它像上次那样逃脱，这回这条三文鱼在劫难逃了。当它发现危险时，又像上次那样凭空跃起，虽轻易地摆脱了水中的那张渔网，但却落入悬在空中的那张网中，它最终还是被捕获了。这条三文鱼进行了最后的挣扎，结果无济于事，仍然成为盘中之餐。只是作为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条三文鱼，它享受到了与众不同的高贵待遇。这条三文鱼被烹饪成“精美的菜肴，端到一位国王的面前”……[13]
巴克兰的这段话，可以看成是对泰晤士河“最后一条”三文鱼的生动与经典的叙述。其笔下的这三文条鱼虽然“灵活与机敏”，但终究还是敌不过人类的智慧，结果不免成为平民的猎物和国王的美味。由于巴克兰的这部著作首次出版于1857年，按照他的说法，“从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条三文鱼成为人类贪婪的牺牲品以来，40年已经过去了”。[14]因此，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条三文鱼被捕获的时间应为1817年。
当然，关于这一点，也存在一些其他的看法。1883年，伦敦举办了一次“国际三文渔业大展”（the great international salmon exhibition），查尔斯·弗莱尔（Charles E.Fryer）专门为这次大会写了一本会展手册——《三文渔业》。他在这本书中就明确指出：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条”三文鱼是在1824年被捕获的。此外，也有人提到，他所看到的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条三文鱼是在1833年6月被捕获的；[15]还有人认为，这条河里的最后一条三文鱼大约是在1860年才被捕获的。[16]
但不论怎样，到乔治·莱斯勒（George Dunlop Leslie，1835-1921）写那本著名的《我们的泰晤士河》一书时，就再也不提三文鱼了。莱斯勒1835年生于伦敦，从小就在泰晤士河边长大，是那个时期英国的一位著名画家，以画英国的风景与风俗见长，他所写的《我们的泰晤士河》也是以记载泰晤士河畔的风景与风俗为主要内容的，并且都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这本书于1881年首次出版发行，在书中他谈到了许多和家人及朋友在泰晤士河边的见闻，如他13岁时第一次在泰晤士河上泛舟的情景，对河边轮船码头的印象，对泰晤士河边那些老市场的回忆，特别是他对市场里各种商品的回忆，让人们对那个时期泰晤士河两岸的风土民情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在书中谈道，在那讨人喜欢的老市场里，有各种各样的瓜果与泰晤士河里的水产品，[17]可以说是种类繁多。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莱斯勒在书中谈到了许多泰晤士河里的水产品，但就是没有提到有三文鱼在出售。特别是在第八章中，他较为详尽地记录多年来泰晤士河的变迁，其中着重提到泰晤士河中及两岸的各种鱼类、鸟类和其他许多物种，但同样也没有提到三文鱼。[18]很显然，虽然英国人对泰晤士里最后一条三文鱼到底是在哪一年消失的尚存争议，但到19世纪80年代，泰晤士河里再也没有三文鱼，却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
19世纪中期以后泰晤士河三文鱼的消失，尽管存在不少主客观因素，如人为的滥捕、18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河流污染等，都对泰晤士河里三文鱼的消失有着直接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泰晤士河沿岸已存与后建的堰坝和水闸，阻隔了三文鱼的洄游行程，使三文鱼繁衍生息的生态条件发生改变。由于这些堰坝和水闸使三文鱼既不能从海里游到河里去产卵，又不能从河里游到海里去成长，结果必然导致泰晤士河三文鱼种群的减少直到最终消失。
在1215年《大宪章》签署之前，人们已经意识到泰晤士河上的堰坝和鱼梁对三文鱼繁衍生息的危害，因为“沿河的那些居民——从磨坊主到渔民——都把维护和增设鱼梁作为最有利可图的手段”。[19]而在1215年大宪章第33条颁布后的好几个世纪里，这个问题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譬如，在1653年，英国作家艾萨卡·沃尔顿（Izaak Walton，1594-1683）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垂钓高手》。就在这本书中，沃尔顿一再谈到，在泰晤士河沿岸，一些贪婪的渔民为更方便地捕获三文鱼，违法设置了一些鱼梁和堰坝，阻碍了三文鱼的洄游，致使成千上万的三文鱼苗无法游回到大海里去，结果全都葬送在泰晤士河了。[20]
沃尔顿是一位作家，他的抱怨可看成是鱼梁和堰坝妨碍了三文鱼洄游通道的重要证据。不过，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后来还有一些专业人员表达了与沃尔顿相同的看法，他们就是泰晤士河上的渔政检查员。这些人通过对泰晤士河以及诺森伯兰郡的科克河（the Coquet）里三文鱼消失的原因所进行的认真调查，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泰晤士河上已有的鱼梁和堰坝，与新建起来的磨坊水坝（mill-dam）以及水闸和船闸，切断了三文鱼的产卵通道，阻隔了三文鱼苗洄游到大海里发育生长的路径，最终直接导致了泰晤士河里三文鱼种群的消失。[21]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工业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磨坊水坝以及水闸和船闸，并不仅仅是一些个人行为，还与英国政府有很大的联系。在18世纪后半期与19世纪初，作为进一步改善英国主要河流水运条件的措施，英国议会先后颁布了一些有关在泰晤士河上发展水运的法案（the Thames Navigation Acts），其中不乏在泰晤士河上兴建一些大型船闸和水闸的规定。这不仅使泰晤士河上已有的堰坝与鱼梁依然存在，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大型水利工程。它们的存在，毫无疑问是导致泰晤士河三文鱼最终消失的主要原因。[22]
对此，一位名叫W.怀特的先生在1857年就曾说道：
我年轻的时候，常在夏日的傍晚沿着泰晤士河边散步。在从桑伯里（Sunbury）[23]到温莎（Windsor）沿岸，河边杨柳依依，河中小岛葱翠。特别有趣的是常常能够看到在河中嬉戏的三文鱼，它们不时地跃出水面，激起水花，使泰晤士河傍晚的景色显得更为生动。但时至今日，令人沮丧的是，泰晤士河上毫无必要地建起了许多磨坊水坝和大型船闸，它们完全阻隔了三文鱼的洄游通道。即使有些三文鱼侥幸穿过鱼梁，躲过渔网，当它们游到这些讨厌的人工建筑物面前时，却是咫尺难移，根本无法逾越这道人为的庞然大物。[24]
很显然，正是泰晤士河上的这些水坝和水闸，最终导致了三文鱼的消失。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两个问题。其一，就1215年《大宪章》而言，虽然它的第33条做出了“除海岸线以外，其他在泰晤士河、美得威河及全英格兰各地一切河流上所设之堰坝与鱼梁概须拆除”的规定，但从签署之日起，从未充分发挥出它应有的法律效应和约束力，不论对个人还是对政府都是如此。虽然从国家层面上讲，1215年《大宪章》中的这一法律条款直到1969年才被正式废止。[25]但实际上，早在两百年前的工业革命初期阶段，它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其二，正是由于1215年《大宪章》第33条之规定从一开始就形同虚设，导致了旧有的堰坝与鱼梁未被完全拆除，后期水坝和水闸又不断建立，结果彻底地阻隔了三文鱼的洄游通道，使自古以来就以泰晤士河为家园的三文鱼作为一个种群最终在这里消失，英国泰晤士河的生态环境也因此发生了具有历史影响的变化。
[1] 参见法律史学术网，http：//flwh.znufe.edu.cn/article_show.asp？id=874；《自由大宪章》全文，http：//www.whblg.org/Book/Index/11033。
[2] 参见Charles E.Fryer，The Salmon Fisheries，London：William Clowes and Son Limited，1883，p.29，下载自档案网，http：//www.archive.org。
[3] 参见Richard Shelton，To Sea and Back：The Heroic Life of the Atlantic Salmon，London：Atlantic Books，2009；有关这一说法，还可参见Charles E.Fryer，The Salmon Fisheries，London：William Clowes and Son Limited，1883，pp.28-29。
[4] 关于三文鱼的生命轨迹，参见Charles E.Fryer，The Salmon Fisheries，chapter 2，pp.11-23。
[5]Daniel B.Botkin，Our Natural History：The Lessons of Lewis and Clark，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99.
[6]英格兰东南部萨里郡的一个村庄。
[7] R.B.Marston，“The Thames as a Salmon River，”The Nineteenth Century：A Monthly Review，Vol.45，No.266 （April 1899），p.580.
[8] Charles E.Fryer， The Salmon Fisheries，p.3.
[9]英格兰白金汉郡的一个村庄。
[10] Charles E.Fryer，The Salmon Fisheries，p.4.
[11] R.B.Marston，“The Thames as a Salmon River”，The Nineteenth Century：A Monthly Review，Vol.45，No.266 （April 1899），p.580.
[12] Frank Buckland，Curiosities of Natural History，London：Richard Bentley，New Burlington Street，1862，p.246.下载自档案网，http：//www.archive.org。
[13] Frank Buckland，Curiosities of Natural History，pp.246-247.
[14] Frank Buckland，Curiosities of Natural History，London：Richard Bentley，New Burlington Street，1862，p.246.
[15] R.B.Marston，“The Thames as a Salmon River”，The Nineteenth Century：A Monthly Review，Vol.45，No.266 （April 1899），p.580.
[16] Anthony Netboy，The Atlantic Salmon，A Vanishing Species？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68，p.180.
[17] George Dunlop Leslie，Our River，London：Bradbury，Agnew，＆ Co.，Bouverie Street，1881，p.3.下载自档案网，http：//www.archive.org。
[18] George Dunlop Leslie，Our River，London：Bradbury，Agnew，＆ Co.，Bouverie Street，1881，pp.134-156.
[19] F.S.Thacker，The Thames Highway，Gereral History， London：Dyer's Building，Holborn，1914，p.3.
[20] Izaak Walton，The Compleat Angler，or The Contemplative Man's Recreation，with Introduction by Andrew Lang，Mineola，N.Y.：Dover Publications，Inc.，2003，p.38.
[21] David Milne-Home，F.R.S.E，Salmon and Salmon Fisheries，London：William Clowes and Sons，Ltd.，1883，p.9.下载自档案网，http：//www.archive.org。
[22] R.B.Marston，“The Thames as a Salmon River”，The Nineteenth Century：A Monthly Review，Vol.45，No.266 （April 1899），p.581.
[23] 泰晤士河边的一个小镇，历史上属于米德尔塞克斯郡（Middlesex），现在属于萨里郡（Surrey），位于伦敦市中心西南21公里处。
[24] 转引自R.B.Marston，“The Thames as a Salmon River”，The Nineteenth Century：A Monthly Review，Vol.45，No.266 （April 1899），p.581.
[25] “Clause 33 of Magna Carta in 1215 was repealed by Statute Law （Repeals） Act 1969，”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gna_Carta#Clauses_in_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