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背景

一 选题的理论背景

城镇化（Urbanization）也称城市化或都市化。

城市（Urban）是农村（Rural）的反义词，指除农村居民点外，镇及镇以上的各级居民点都属城镇，即包括City以及Town；它是非农产业的发展和集聚地。把整个社会看作两个部门的话，则城镇化是指社会生产力发展、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活动下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镇部门集中。

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基础是潜在产出，一般情况下，知道潜在产出才能计算出潜在经济增长率。[6]而潜在产出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用于分析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和依据。在短期，通常可以通过对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缺口的方向和大小估算通货膨胀压力，从而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在长期，只有以潜在产出或潜在经济增长率为基础，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才能实现可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目标。

从经济学角度看，城镇化是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的一种经济转换过程，以劳动力要素为核心的人口、资本等之所以向城镇部门集中，事实上是城镇部门的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双重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带来农村部门劳动力不断流入城镇部门，实现了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无疑又会推动新的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对中国前一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作用如何，对下一阶段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作用又怎样；前一阶段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以及城镇化发展格局等能否适应其潜在经济增长；下一阶段能否通过深度城镇化的推进构造一个城乡协调、区域协调发展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格局，推动中国走向可持续潜在经济增长进程，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因此，从理论上看，厘清城镇化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把城镇化发展内生于潜在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中，建立城镇化驱动潜在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并用于指导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意义深远。

二 选题的实践背景

一般而言，追求经济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最终目标，而工业化与城镇化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不可分割的过程。这里的不可分割一方面指工业化的过程离不开城镇化的发展，工业化要以一定的城镇化为依托，因为工业化所创造的消费品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分工等要求都是在城镇部门或城镇化体系下得以顺利实现的；另一方面城镇化需要工业化为推动力，创造需求的城镇化离不开创造供给的工业化。因此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互促共进推动一国经济发展。[7]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这段历史，为了完成需要高积累才能建成的中国军重工业建设，我们把牺牲高比重的农村部门及低收入人口的利益等举措当作长期主要的积累机制，使得当时的中国经济主要是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而没有相应匹配的城镇化。再回顾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至20世纪末这段历史，中国经济发展实行了大规模的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政策，农村部门工业化从而推进国家工业化，使得工业内部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得以一定程度的优化，但城镇化滞后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二元结构”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出现了强化趋势。[8]以上工业化超前而城镇化滞后的独有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造就了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即生产能力可以满足人均收入3000美元国家的生产能力，而需求能力由于受占人口主体的农村部门人均收入水平约800美元的限制，长期内需不足，供给过剩，导致内需总规模与供给总规模长期不对称，由此形成了经济总量循环过程中的巨大断裂层。看21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变化历程，高速增长下的产物除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及生态环境的恶化，突出矛盾之一就是供求的失衡以及带来的经济效率低下，其中供求失衡的主要表现是产能过剩，而这种产能过剩主要属于正常的产能过剩、短边性产能过剩、地域性产能过剩、政策性产能过剩等情形。这里的正常产能过剩随着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及技术创新等活动的推进会延续；短边性、地域性及政策性产能过剩可以通过加大消费性投资得到缓解。而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城镇化的合理推进来刺激内需，从而实现消化过剩的目标。

与此同时，政府提出了“新农村”的政策主张及“新土改”命题。“新土改”主要解决农村部门土地的流转问题，使其土地更有效率。然而，城镇化发展水平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就实行农村部门的新土改可能不利于社会稳定，只有在大规模城镇化启动后，当城镇部门经济可以吸纳大量农村部门转移的人口时，农村部门的土地集中过程才是好的，才是有利于中国农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实行的。中国国土辽阔，人多、山河纵横、耕地面积有限，并且随着工业、交通、城市建设等占地日益增加，“吃饭”和“建设”的矛盾凸显。[9]根据国际经验，在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其人均粮食占有量是1000公斤，东亚地区经济体是500公斤左右。预计如果2030年完成工业化时的中国人口为15亿以上，以东亚地区经济体为参照，其对应的粮食总需求量将会达到7.5亿～8亿吨，需要比目前增加2.5亿吨以上，较农业部门预测的0.8亿～1亿吨的可能增加量，有1.5亿～1.7亿吨以上的缺口。[10]因此，从粮食自给的角度看，必须以一定程度上的土地存量格局的调整作为基础，以此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这个调整将集中体现在：一方面对现有城镇的土地容积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是通过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部门人口向城镇部门转移及“新土改”等政策下的农村部门宅基地转变为城镇化用地。[11]因此，仅仅出于对推动潜在经济增长中的农村部门土地要素使用效率的角度考虑，也已经到了必须推动中国城镇化加速的时刻了。中国耕地面积不增加而人口增长带来的“吃饭问题”越来越多的是依靠增加农业科技及工业化资本物品的投入，以此来提高土地产出率来简单解决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在破坏土壤质量的同时提升了农业产值中物耗所占比重，从而不断挤压农村部门中的农业纯收入增长，导致农村部门中的农民增产但是不增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三农”问题凸显。[12]针对于此，政府对农业部门实行了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如农机具的补贴及耕地的直补政策等，然而较低的城镇化水平，即以较低比重的城镇部门人口补贴较高比重的农村部门人口的少数补贴多数的政策，仍然无法解决农村部门的农民增收问题。因此，应当通过大规模城镇化过程减少农村人口，在农业物耗上升趋势下，保证大幅提高农户耕地资源的占有量，以此来增加农民收入。

因此，从实践意义上来看，即“在科学评价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更好地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城镇化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调整的最主要需求因素之一。良好的城镇化让农村部门人口有序转入城镇部门，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引领城镇部门服务业及服务业延伸的发展，有序提升城市部门的生产性服务体系及商业服务与医疗、娱乐等的服务消费水平，消化产能过剩等，这些都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要补的一课。这不仅创造持续增长的内需，同时也是调整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差距不断缩小的迫切需要，只有补好城镇化这一课，用科学的城镇化指标体系去衡量不同时段、不同层面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城镇化发展释放潜在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才能更好地为城镇化的推进以及新一轮潜在经济增长的实践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