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相关文献

一 定义及内涵

（一）定义

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对产出缺口进行系统研究的奥肯（Okun）。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整合了经济学对潜在产出的界定，和统计学对潜在产出各种估计方法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利维最早对潜在产出的理解是指在稳定的价格水平下，资本和劳动力的利用率达到充分就业时的最佳可利用技术及其最低成本的投入组合所能生产出来的物品和服务。目前学界对潜在经济增长率（或潜在产出）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一般意义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国（或地区）的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1]我国较有共识的观点是：在一定时期内，在不引发或加剧通胀或失业的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所能达到的生产率。但汪海波认为这个定义与西方经济学者关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定义相比存在更为明显的缺陷，一是它偏离了西方经济学的正确内涵，二是加入了以不加剧失业为前提，这是多余的。[2]

（二）内涵

潜在经济增长不仅是一个所谓的“最优产出增长”，而且是实际产出增长的方向标[3]，构成了通常意义上的正常潜在与最大潜在，最大潜在经济增长强调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视为理论上可以实现的产出增长，会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约束而无法实现，而正常潜在经济增长必须要考虑资源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技术进步、环境影响及政策制度等约束下的，是正常地充分利用下的，一般不包括不可实现部分的产出增长。因此，正常潜在经济增长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资源要素充分配置下的产出增长，它是小于最大潜在经济增长的，即最大潜在经济增长等于可实现的正常潜在经济增长加上不可实现部分的增长。现实中，我们通常是以正常潜在经济增长为实际增长的参考系，但测算时，往往是以理论上可达到的最大潜在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进行。

潜在产出（或潜在经济增长）虽然是一个流量的概念，但是由此带来的国民、环境的社会总财富这个存量也应该考虑进来，即有效的、有价值的、能够可持续流通的产出流量，才能转化并积累为真正的社会总财富存量，而不是总量产出流量越多，而社会总财富存量增加越来越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离世界产出第一”越近，而我们内心越不紧张。由此，本书的研究是基于以上意义的潜在经济增长。根据论题，整个研究着眼于城镇化释放哪些资源要素，对潜在经济增长的作用如何，具体怎么作用的，进行从理论到实证的刻画。

二 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方法

目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主要是基于最大潜在经济增长内涵而进行的理论测算，从测算方法上看主要有从总量上进行的消除趋势法和增长率推算法，以及从结构进行的生产函数法两大类测算方法。其中如国外对潜在产出的测算实践，更多地集中在一些官方组织如CBO、IMF、OECD等，通过生产函数法预测潜在产出、潜在GDP，从而计算出潜在经济增长率这种结构类的测算。及保罗·康韦、本·亨特采用HP滤波法对新西兰的潜在产出进行了测算[4]，肯尼斯·N.库特纳（Kenneth N.Kuttner）使用了Kalman滤波法作为其测算的方法[5]，他通过Kalman滤波法估算了潜在产出不可观测的随机趋势，从而估计了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等总量类的测算方法。[6]一些学者试图把总量与结构相结合，在趋势统计中增加一些经济信息，而用统计分解趋势法与经济结构关系估计法相结合的复杂测算方法测算潜在产出，如亚当（Adam）和科绰号（Coe）等的多变量系统模型法、布兰查德（Blanchard）和夸哈（Quah）[7]的结构向量自回归。

中国由于经济的特殊性，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方法方面还未达成共识。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对这方面进行了诸多研究。在对于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方面，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传统的几种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方法都有被使用，并且在原有方法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作出了修改和创新。部分学者选用了以滤波法为基础进行方法改良并用来测算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总量测算法。如陈亮、陈霞、吴慧使用了HP滤波法对中国及典型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测算，他们在处理季度数据时使用的平滑参数为1600，而处理年度数据时使用的平滑参数为100。[8]与其他的滤波方法不同的是，他们是通过HP滤波法先估计各国的潜在GDP，再进一步计算各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而不是直接通过滤波分析得到潜在经济增长率。他们认为，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属于经济发展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现在正处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逐年下降阶段，他们测算出1991～2000年我国年均潜在经济增长率为10.1%，而2001～2010年我国年均潜在经济增长率则为9.6%。王子博对选用生产函数法测算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提出了质疑，指出了弊端，他选取中国1978～2009年的数据，加入一定的经济结构关系，增加影响因素，如状态变量、转移方程、货币政策、进出口、同伙预期等，在传统Kalman滤波法仅对实际GDP变量进行趋势和周期成分分解的基础上，估算出了中国这个时期的平均潜在经济增长率为9.7%，该模型充分利用了多变量、多参数经济系统模型的优势。[9]

对于结构法中的传统测算方法——生产函数法同样被我国学者进行改良并用来估计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曹龙通过对三种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对比分析，结合安徽省经济的具体情况，使用了C-D生产函数法作为测算安徽省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方法，计算出安徽省1978～2004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11%左右，并从资本产出率、滤波法测算等几个不同方面对此结果进行了可信度分析，认为测算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10]徐云鹏、张旭昆把资本存量指标看成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最合理要素，并采用生产函数法估计了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通过取1978年资本存量的估计值并对估计值进行回归分析的方法，得到了三个可信度较高的估计值，并分别用生产函数法求出了三个资本存量估计值对应的各年度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他们测算出我国2000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8.57%～8.84%，而2004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9.90%～10.09%。[11]还有混合型的SVAR模型和DSGE模型也被用于结构法测算潜在经济增长，如赵昕东的两变量SVAR模型，郭红兵和陈平的三变量SVAR模型。马文涛和魏福成利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和贝叶斯参数估计方法[12]，袁婧、唐诗磊和谭琦通过新凯恩斯DSGE模型估算，等等。

也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经济的特殊性，应该将几种传统的测算方法结合使用，并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谢冰、蔡洋萍首先分析了传统的两种潜在经济增长率测算方法，即HP滤波方法和生产函数法的优点，进而将两种方法结合，提出了取长补短的HP滤波——生产函数估计方法，用C-D生产函数结合HP滤波方法对我国的潜在产出进行了估计。[13]他们认为，使用HP滤波——生产函数估计方法进行潜在产出估计为滤波方法提供了经济理论支撑，为滤波方法增添了新的特性，为潜在产出及其不可观测部分提供估计，因此，具有一定优势。郭庆旺、贾俊雪使用了HP滤波法、增长率推算法和生产函数法分别测算了我国的潜在产出，并将得出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找出了数据之间的相同点、不同点以及其中的联系，最终是根据HP滤波法和生产函数法，用一个平均潜在经济增长率推测了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他们推断出我国1978～2002年的平均潜在产出增长率为9.56%。[14]

另外，还有的学者使用了传统测算方法之外的创新方法来测算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如杨旭、李隽、王哲昊使用了奥肯定律来测算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他们认为我国的二元经济存在特殊性，因此传统的滤波法、生产函数法以及菲利普斯曲线法都不适合用来计算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15]他们通过对美国一元奥肯定律的分析，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得出了一个适用于我国的二元奥肯定律，并通过回归分析测算出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以95%的概率被包含在区间［10.54%，11.56%］内。王艾青、安立仁认为，我国是一个劳动力严重过剩甚至有无限劳动力供给的国家，因此用劳动力是否被充分利用来定义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不适用于我国，他通过考察50多年来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分析出我国是资本驱动型经济，之后建立了一个资本驱动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模型，并通过假设检验得出了具体的参数数值，进而计算出了各年度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得出了有些年份GDP潜在经济增长率高于实际增长率，而在有些年份则相反的结论。[16]

三 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预测

在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研究中，预测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趋势或者大概数值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预测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可以作为分析未来经济走向的重要依据，对下一阶段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学者也非常重视这一方面的研究，在许多关于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文献中，我国学者都不仅测算了过去一段时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对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预测，也有学者专门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预测进行了单独的研究。

整体来说，我国学者大多预测我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会呈下降趋势，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从高速增长转向次高速增长，不可能长期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水平。张培丽、于春晖指出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引起潜在经济增长率下行的条件已经或即将显现，如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放缓；经济全球化红利衰减；储蓄率有所下降，土地、能源和环境约束增加，全要素生产率难以大幅度提高，等等。[17]张连城、韩蓓使用HP滤波法测算了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计算出1978～2007年中国平均潜在经济增长率为9.6%，并且预测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会有所下降，为8.5%左右。[18]刘世锦认为2015年中国将进入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时窗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此有一个大的下转，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下调到7%左右，这是一种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