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一 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研究思路如下。
以城镇化驱动潜在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为基础，对比现有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标考核体系的相关文献，提出本书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即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产业城镇化、社会生活城镇化及城乡发展差距五个维度的三级指标体系，并对全国、东中西区域及相应29个省份三大层面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时空定量测度及其评价。同时，针对城镇化驱动潜在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对潜在经济增长的内涵进行详细解读，并对测算方法提出一定要求，从而引出DEA（数据包络分析法）这种非参数估计法，并用DEA法中的BC2模型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测算，以期较好地指明城镇化发展对潜在经济增长影响的路径方向；同时，针对第四章中不同研究对象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时空测度，用DEA法的BC2模型，分别对应计算出东中西区域及东中西相应省份不同层面不同时段下的潜在产出（或潜在经济增长率）。以所得全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与DEA法模型测算下的全国潜在经济增长数据为样本群，建立反映中国城镇化发展驱动中国潜在经济增长两大体系之间动态关系的模型，解读城镇化发展怎么去释放潜在经济增长可实现及随机部分的具体路径，从而把城镇化对潜在经济增长的影响从理论设想转变为现实。除此之外，从横截面、时间相结合的面板数据的维度，借助统计与计量分析方法等研究城镇化发展水平（全国、东中西区域、相应省份、代表省份）与其潜在经济增长率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用实证分析验证城镇化驱动潜在经济增长的路径，对城镇化发展水平与潜在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层次解剖。以期得出具有针对性的指导中国下一阶段潜在经济增长实践的政策建议。
创新点具体体现如下。
如果说本书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点创新的话，其创新点具体体现如下。
第一，城镇化驱动潜在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设定；基于城镇化驱动潜在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下的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指标体系构建，及其不同时段下的全国、东中西区域、相应省份的主成分分析法测算。第二，用DEA法BC2模型对不同时段下的全国潜在经济增长进行实证测算的全过程演示，并在此基础上对东中西部及相应省份潜在产出（或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第三，用DEA-TOBIT模型分析城镇化发展水平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具体影响效果、路径；从总体层面和东中西区域层面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去探究核心指标的作用程度及其作用效果的区域差异性；以及动态面板的主成分影响分析（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和典型省份的实证影响效果对比分析等。从多视角、多维度（横截面、时间和指标维度的三维信息）对城镇化发展水平与潜在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层次实证研究，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和剖析。
二 结构安排
第一章为导论，包括选题背景、研究的目的及意义、研究的逻辑起点、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第二章为研究现状及相关文献综述。本章对潜在产出（或潜在经济增长）相关问题、城镇化和城镇化水平测度问题及城镇化对潜在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从文献角度对潜在产出（或潜在经济增长）的内涵进行梳理，并对潜在产出（或潜在经济增长）的测算方法进行综述；城镇化测度的指标体系、城镇化与潜在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城镇化对潜在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城镇化驱动潜在经济增长的机制与途径等相关文献的整理综述，为第三章及后续章节的展开提供理论文献支撑。
第三章为城镇化与潜在经济增长率（或潜在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理论基础分析。通过一般意义的经济增长理论剖析和潜在经济增长理论的系统梳理，从而对潜在产出（或潜在经济增长）概念给出初步界定，即在资源环境承载约束下，一国（或地区）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时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同时，结合中国城镇化历程，考察城镇化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的双向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城镇化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正向影响这一理论前提及其存在的约束条件（如①资源按照生产要素配置要求流动；②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③物质资本足够充足流动；④良好城镇化能够驱动潜在产出增长）；通过潜在经济增长变化中的要素分析，具体刻画了城镇化推进对潜在经济增长要素影响的作用机理、实施途径；最后提出了城镇化推动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设及理论模型。
第四章为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及量化评价。本章在潜在经济增长概念的界定下，以城镇化驱动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及意义为指导，按照指标选取的五大原则，构建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即主要包含人口、土地、产业、社会生活、城乡发展差距五个方面的人口城镇化为核心的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产业城镇化、社会生活城镇化及城乡发展差距城镇化5个二级指标及17个三级指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全国1981～2014年的7个阶段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及其评价；同时，对东中西区域及东中西相应29个省份1991～2014年的5个阶段三大层面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和评价。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简要总结。
第五章为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变化的实证研究。本章基于前面的相关概念和理论模型，选择了DEA法的BC2模型对全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测算，并对测算进行全过程的演示，以期较好地指明城镇化发展对潜在经济增长影响的路径方向。为了简化问题的分析，课题选择基本生产要素劳动力、固定资产作为投入变量；选择实际GDP作为产出变量对全国潜在经济增长进行分时段测算。上述所得结果与较多学者的测算结果基本相符，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在此基础上对东中西区域及各省份的潜在经济增长也进行了测算，测算显示：各地区潜在经济增长率存在较大差异，并且地区内部各省市也存在一定差异，如东部地区中东北三省的发展相对缓慢，体现出我国东中西各地区之间以及各地区内部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
第六章为城镇化发展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在第三章城镇化驱动潜在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第四章、第五章所得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数据与潜在产出（或潜在经济增长）数据为样本群，建立反映城镇化发展水平对潜在产出（或潜在经济增长）影响关系的两大体系之间的动态关系模型。用DEA-TOBIT模型分析城镇化发展水平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具体影响效应、路径；从总体层面和东中西区域层面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去探究核心指标的作用程度及其作用效果的区域差异性；以及动态面板的主成分影响分析（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和典型省份的实证影响效果对比分析等。本章的重点在于：一是通过DEA-TOBIT两阶段法就城镇化对潜在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评估，获取城镇化发展对潜在经济增长影响的具体路径；二是对核心指标，即人口城镇化及土地城镇化，从全国层面及区域层面上进行了作用程度、作用效果及区域差异性分析；三是以第四章29个省份的主成分分析结果为解释变量，从另一个侧面验证省份城镇化发展对其潜在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动态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典型省份的主成分影响分析等。
第七章为城镇化驱动潜在经济增长的政策研究。针对第六章的研究结果及评价，预测“十三五”及未来的中国城镇化发展趋势及潜在产出（或潜在经济增长）变化趋势，以城镇化驱动潜在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为指导，提出城镇化驱动中国潜在经济增长实践的政策主张，以期为下一阶段的城镇化为主题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指明方向。
[1] 良好的城镇化是相对于不适宜城镇化而言的，其强调城镇化的步伐能适应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等。
[2] 王建：《论城市化是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中国经贸导刊》2009年第8期。
[3] 蔡昉、陆旸：《中国经济今后10年可以实现怎样的增长率？》，《全球化》2013年第1期。
[4] 蔡昉：《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提高劳动参与率》，《文史博览：理论》2013年第3期。
[5] 卢文璟：《两部门作用下的中国城镇化模式选择研究》，《海派经济学》2015年第3期。
[6] “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在潜在产出基础上延伸而来的概念，指经济处在潜在产出水平时的经济增长率，即通货膨胀稳定（或非加速）情况下的经济增长率。
[7] 工业化创造供给是因为工业化是以生产为最终目的的；城镇化创造需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城镇化引发大规模的投资需求，如生产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及房地产投资。资料显示，2003～2008年，中国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大约会引出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其次是城镇化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因为城镇人口收入高于农村，有能力消费更多的商品，所以城镇人口比重的提升无疑会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最后是服务业及服务业延伸的发展也是与城镇规模的扩张密不可分的，城镇化将给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体系如流通与通信服务体系、金融与法律服务体系、劳动力市场与交易体系等及商业服务与医疗、娱乐等的服务消费及其延伸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
[8] 二元结构即先进的工业与落后的农村并存。
[9] 王建：《论城市化是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中国经贸导刊》2009年第8期。
[10] 资料显示，预计到2030年中国人口大约增加2亿以上，而根据农业部的预测，在保持18亿亩耕地与考虑科技进步因素后，到2030年的粮食总产量也只能再增加8000万～1亿吨。
[11] 目前中国的农村人口总户数有2.5亿，按每户宅基地3分即200平方米计算，大约是7500万亩，如果按照东亚发达经济体85%的城市化率计算，中国保留5000万户就可以了，这样可以转出约80%的宅基地用于城镇化建设，大约是6000万亩。相比中国政府未来十年的耕地占用规模2300万亩左右，6000万亩的宅基地可不是小数。
[12] 到2013年为止，中国农业物耗比重为45%左右，虽然略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农业物耗比为50%左右，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家庭农场平均占用耕地很大，约2400亩，由于其占有耕地资源基数很高，除掉物耗开支后，所得到的纯收入仍然很高。然而，中国同期农村户均耕地是7.3亩，且呈现不断减少趋势，很难承担得起这种高物耗。
[13] 马晓河：《城镇化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4] 马晓河：《城镇化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5] Poelhekke S.，“Urban Growth，Uninsured Risk and the Rrural Origins of Aggregate Volatility，” EUI Working Paper ECO 2（2008）.
[16] 从供求关系上看，一种产品的供不应求规模和程度决定了这种产品生产扩大的可能空间。供不应求的规模越大、空间越大则这种产品生产能力扩大的可能空间越大。在产品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的条件下，这种产品生产增长的空间趋于零，其生产能力的继续扩大，就必须借助于新的技术生产新产品和出口等来展开。
[17] 马凯：《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18] 卢文璟：《两部门作用下的中国城镇化模式选择研究》，《海派经济学》2015年第3期。
[19] 李克强：《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求是》2010年第11期。
[20] 一是城镇化可以有效扩大城市消费群体，增加居民消费；二是城镇化可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农村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有助于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对农民收入增加和农民消费水平提高有显著效果；三是城镇化可以有力拉动投资需求，促进城镇人口的增长，可以带来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等多方面的投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