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精准扶贫相关问题研究概况

（一）贫困与反贫困经济学理论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学者马尔萨斯在他的著作《人口原理》中提出的“人口剩余致贫论”，将贫困归结到贫困者自身上，要想摆脱贫困，就要实行节育等“道德抑制”和战争等“积极抑制”来达到人口与生产资料的平衡。1953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纳克斯提出了著名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他认为，造成这一恶性循环的原因就是资本缺乏。因此，不断增强居民储蓄的可持续性才能改变这种恶性循环。1957年，莱宾斯坦提出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认为激发贫困者的经济增长动机、鼓励创新、创造适宜的资本盈利环境以及大力开发和运用新技术，对于增加贫困者经济收入会起到重要作用。1968年，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构建了“反贫困理论模式”，为世界反贫困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1959年，舒尔茨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的缺乏，而人力资本是要通过投资而获得的。此外，也有许多学者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一些研究贫困问题的观点，例如，H.罗德曼的“贫困情景论”、G.伦斯基的“冲突派贫困观”、甘斯的“功能主义贫困观”、瓦伦·T的“贫困处境论”、弗里德曼的“个体主义贫困观”、约瑟夫的“剥夺循环论”。国内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以后，开始对贫困理论与相关问题展开研究，起步较晚。

（二）关于贫困根源

国际上，产生贫困的原因探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贫困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在此制度下的生产方式造成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竞争的压力和资本家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20世纪50～70年代，普遍认为的贫困原因是国家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发达国家扶贫是通过建立国家利益调节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如福利国家制度）来进行扶贫的。阿瑟·刘易斯认为，在不发达经济的两个部门——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中，只有现代化的城市工业部门是增长的主导部门，农村的传统农业只是被动地起作用。只有工业部门的增长，才能改变传统的二元结构，解决不发达经济的发展问题。20世纪60～70年代，一些奉行现代化理论的国际主流发展机构（如世界银行），坚持贫困产生的原因是经济发展的不足，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就是要加快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更是认为人力资本供给和快速经济增长是减贫的关键措施。只要一国经济发展了，贫困问题就会通过所谓“涓滴效应”得到解决。但是，发展中国家奉行这种政策的结果却是贫困现象不降反增。这就促使学者们反思贫困产生的原因，并探索多种方式解决贫困问题。汪三贵认为，由于占据优势地理位置的阶层通常在经济发展中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处于劣势地区的阶层在政治地位上仍然不占优势，而且往往很难公平地参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3]也有一些国内学者从制度、资源禀赋、自然环境、结构性、文化根源等多个方面分析了产生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原因。[4]

（三）扶贫存在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一直以来，我国政府主导的扶贫开发政策瞄准不精细导致扶贫资源漏出的问题始终存在，微观的扶贫资源分配精准度不够。[5]在寻求政府扶贫效率下降的原因时，除了传统的政府功能不足、资金管理不严、官员贪污挪用等解释以外，[6]政府扶贫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难以建立起科学严格的考评体系。[7]也有学者从扶贫项目的边际效益递减，扶贫对象范围的划定缺乏动态管理，产业扶贫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扶贫项目的选择机制缺乏、随意性大，扶贫资源管理机制不合理，贫困人口生活燃料缺乏，扶贫模式缺陷等方面分析了我国西部农村扶贫存在的问题。[8]还有学者分析了目前我国实施的精准扶贫存在的困境。[9]

（四）扶贫模式与战略

中国的扶贫开发是由政府主导、综合各方资源进行的，以反贫困、经济发展、支持农业、乡村社会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为多重目标的系统工程。[10]申秋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经历了体制改革下的救济式扶贫（1978～1985年）、开发式扶贫制度化和“八七”脱贫攻坚阶段（1986～2000年）、“大扶贫”格局的形成和发展阶段（2001～2013年）、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阶段（2014年至今）四个阶段。[11]庄天慧、张军认为民族地区实施扶贫开发需与防灾减灾有机结合起来，让灾害治理与扶贫开发齐头并进、协同发展。[12]青觉、孔晗认为，要通过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社会广泛参与支持，共同构建社会大扶贫和区域综合扶贫开发模式，形成区域资源整合→市场导引→特色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先行→政府政策保障的扶贫开发路径。[13]李博、左停从合作型反贫困理论视角出发探析了陕南秦巴山区以“公益岗位”为依托的“购买服务式”综合性扶贫治理模式的运行逻辑。[14]黄承伟探讨了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要把握和处理好脱贫攻坚目标的“当前”与“长远”，精准扶贫的“理想”与“现实”，顶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扶贫脱贫的“主体”与“客体”，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与“动员”以及精准脱贫的“绝对”与“相对”等六方面的辩证关系。[15]

（五）反贫困的政策与机制

青觉、孔晗指出要由中央政府主导构建跨省脱贫攻坚合作协同机制、把实施移民搬迁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16]而另一些学者强调要重构社会资本对扶贫开发中农户脱贫的异质性影响及微观机制。[17]孙久文、唐泽地指出，要建立反贫困监测的动态机制。[18]此外，一些学者提出通过建立发展规划与协调委员会、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促进农业产业和生态跨域一体化建设等推进连片特困地区扶贫。[19]

在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贫困问题研究相关文献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发现，在对致贫因素的分析上，主要集中于区域环境因素影响、人力资本缺乏以及制度制约等；在反贫困模式的研究上主要集中在如何构建减少贫困的限制性要素上，如资本结构、人力资本、生产方式等。国内外学者关于脱贫攻坚相关的研究成果为本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引，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一是如何针对湖南具体实际，因地制宜开展脱贫模式创新和有的放矢的支持政策研究还不足。二是目前已有的有关脱贫攻坚问题研究在规范研究和宏观层面较多，实证研究和微观层面较少。三是在新形势下，如何破解扶贫领域的新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扶贫实践研究亟待解决，本书针对这一问题做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