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农业与资本主义

恰亚诺夫十分清楚地表明，小农农场“存在于一个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的经济之中；它作为小商品生产者被纳入商品生产中，按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设定的价格进行购买和销售，它的流通资本可能就是银行贷款”（Chayanov 1966：222）。“每个小农通过这些联系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分子，经历着世界整体经济产生的影响，小农生产的组织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需求强有力的操控。反过来，每个小农也和数以百万与其相似的小农一道影响着整个世界经济体系。”（Chayanov 1966：258）

简言之，小农农场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然而，不可否认，小农农场是从属部分（Chayanov 1966：257），它本身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单元，它常常以一种非常有别于资本主义农场企业的方式管理和运作。

小农农场的组织方式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它不是以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在小农农场中，劳动并非雇佣劳动，资本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资本（也就是说，它不是需要生产出剩余价值，再用于投资以生产出更多剩余价值的资本）。在小农农场中，“资本”是可利用的工具、设施、动物和储蓄。但是，这种“资本”绝不是像考茨基（Kautsky 1974：65）所理解的“一种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建筑设施、生产设备等都是用来促进和改善劳动过程的手段（参见文框5-1）。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缺席使这些特殊的农业生产单元成为小农农场。这是恰亚诺夫理论对小农农场进行界定的关键因素。

小农农场独特的内在结构意味着它往往以迥异于资本主义农场企业的方式运作，恰恰是这一差异具有重要意义。用恰亚诺夫的话说，“小农农场在资本主义农场止步的地方持续生产”（Chayanov 1966：89）。索纳（Thorner 1966：xviii）说道：“在资本主义农场可能破产的情况下，小农家庭可以工作时间更长、销售价格更低、没有剩余可得，却又能年复一年维续农业。基于这些原因，恰亚诺夫得出结论：小农家庭相对于大规模资本主义农场的竞争力远远超出马克思、考茨基、列宁和他们后继者的预见。”马里亚特吉（Mariátegui 1928：103）强化了这一观点：“我们身边随处可见，大土地所有者感兴趣的实际上并不是土地的生产率，而是它的利润率。”

小农农业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但它是不安的一部分：它产生裂隙与摩擦；它酝酿反抗，创造替代方案，它对支配模式进行持久的批判；它游刃于资本主义所不能及之处。小农农业是“厌氧的”（Paz 2006），若没有利润的“氧气”，小农农业仍能生存，公司农业则难以苟活。置身于资本主义之中也意味着农场生活并不安逸。一些主要矛盾通过平衡关系渗入小农农场中。因此，就如同小农阶级整体存在矛盾一样，小农家庭内部也存在冲突与斗争。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不仅有可能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关注社会结构及其对小农农场的影响）和恰亚诺夫主义的分析（理解具体的影响以及小农的应对过程）相结合——正如利特尔（Little 1989）的雄辩阐述那样，而且常常也必须加以结合。这种结合的目的不是辨析二者的毫厘之差和想象的不兼容性，而是使它们融合成为一个有力的理论工具。

本书摒弃将小农阶级视为一种只存在于过去和边陲地带的现象这一主流认识，也否认西方的农业现代化已经将小农农业模式清除出局。诚然，小农社会已经消失，一种以企业模型为基础的新的农业方式业已出现（这种模型对农业中的很多主要平衡关系进行了彻底重组）。但是，在新环境下对自身进行调整之后，小农农业方式依然继续，并且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得到恢复、强化和扩展。总之，小农农业经历了一场复兴。世界各地的很多农民——我用“农民”（farmer）一词来泛指很多不同类型的事农者——在继续或重新以小农的方式进行生产。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小农式生产，以此来应对21世纪初期的窘迫处境、困难和机遇。

小农阶级并非铁板一块，如拉丁美洲和欧洲西北部的小农就相差极大。任何试图将他们归为“小农”这一单一分析类型的尝试，都会立即招致质疑——“他们有何共同之处？”伯恩斯坦（Bernstein 2010a：112）进而发问，“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的与资本的关系？”我认为，小农具有相对于公司资本的某种相同的存在境地，从而形成为追求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共同基础。这一论点为我们将所有小农归为单一分析主体提供了合理而可靠的依据（可参见Bernstein 2010b：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