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今温州经济和社会发展早为世人所瞩目,温州精神已成为温州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探讨温州古代经济的渊源、发展轨迹和特点,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温州古代经济源远流长。考古资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晚期,这里已有先民劳动生息。距今四五千年前,境内农业已进入原始犁耕阶段。战国后期,铁器的广泛使用,使这里的农业生产得以发展,温州已出现文明的曙光。就在这个关键时候,东瓯、闽越、西汉朝廷之间的政治斗争,导致西汉朝廷对东瓯、东越进行两次内迁,东瓯、东越国除地虚,温州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被意外强行中断,重新回退到“草昧蒙翳”时期。此后虽“遗民渐出”,但是由于长期置于“一统”之外,直至汉末,这里仍然“火耕而水耨”,“地广而人稀”。与中原相比,温州经济社会落后上千年。三国东吴的积极开发政策,使温州经济的发展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揭开了温州“二次开发”的序幕。境内设立的横屿船屯,为当时江南主要造船基地之一。东晋南朝时,“中原丧乱,百姓南奔”,他们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了温州沿海平原的开发,境内经济开始兴起。治理三江,开发湖沼,豆、麦、甘蔗亦开始种植,并有八辈蚕。制瓷技术已趋成熟,所产青瓷釉色淡青、晶莹润泽,饮誉国内。隋唐五代时期,温州经济日趋兴盛。这里社会安定,土地资源丰富,以闽人为主体的移民竞相迁入。农业生产从人拉犁耕发展到牛拉犁耕,普遍使用曲辕犁,并出现间作双季稻。特别是南塘建成后,塘西大片土地得以开发。布、橘、蔗、鲛革成为贡品。宋代特别是南宋,温州的社会生产迅猛发展,各业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不仅在量的方面有明显、大幅度的增长,在质的方面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成为古代温州经济社会的鼎盛时期。其时兴修了一大批水利工程,引进高产的占城稻,柑橘、造船、蠲纸、丝织品、漆器、制盐等业在全国均有一定的地位,商贸繁荣、店肆林立,并与日本、高丽、东南亚各国贸易往来频繁。北宋时,瑞安社会生产全面赶上中原,南宋时,社会生产达到全国先进水平,而且文化水平也赶上中原。到了元代,温州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的状况。明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创新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长期实行的海禁政策(以迁界为甚),阻碍了温州经济的发展,温州经济发展渐渐落在全国发达地区的后面。发展虽缓慢,但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晚清帝国主义列强用枪炮打开了温州的大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刺激了温州传统经济的转型,温州经济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温州古代经济发展有诸多有利因素。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濒临大海,良港环列,岛屿星罗棋布,山区森林茂密,动植物和海洋资源丰富。宋前少有战乱,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历代重视水利建设,农业产量得到提高。但是,温州古代经济发展也有明显的不利因素,那就是矿产和土地资源较少;地处东南一隅,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距较远,缺乏大都市的辐射。基于此,温州古代经济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温州古代经济是移民经济。东瓯自西汉建元三年(前138)因闽越发兵围困,而举国迁徙江淮之间,以致到永和三年(138)析章安县东瓯乡置永宁县时,地广而民稀。后来经过五代、宋代、明代等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温州人口才大幅度增加。因此可以说,温州居民相当部分是移民及其后裔。移民白手起家,故颇具艰苦创业精神。南宋陈谦于《永宁编》中曰:“温居涂泥斥卤,土薄艰艺,民勤于力而以力胜,故地不宜桑而织纫工,不宜粟而粳稻足,不宜漆而器用备。”从西晋横阳周凯舍身治理三江,南宋吴蕴古三代倾资兴水利,直至清代郑观岳排除万难筑陡门,无不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移民生活在全新的环境中,思想比较开放。南朝时《永嘉郡记·八辈蚕》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低温催青法的最早文字记载;五代起,温州蠲纸成为国内五大(越、歙、池、真、温)名纸之一;宋时,《橘录》为世界上第一部柑橘专著;直至清康熙三十年(1691)平阳县在全国率先试行“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重大改革……这些事例无不是温州古代人民敢为人先精神的真实写照。
温州古代经济又有海洋经济的特点。温州背山面海,大海为温州人民提供了土地之源、牢盆之利、鱼鳖之饶、舟楫之便,同时也带来风潮之灾。赵钧于《过来语》中言:“东瓯滨海,百年前沿海村落逼近江岸,后因浮渚添涨,岁岁有增,自西至东,得地几二十里,皆已成田。”唐、宋时期温州已是全国重要的产盐区之一。此外,温州还是全国重要的渔区之一。“濒海之家,多借鱼盐之利”,东周东越贡海蛤,唐宋温州贡鲛鱼皮,元明贡石首鱼、龙头鱼、鳘鱼、鲈鱼、黄鲫鱼、鲻鱼、鳗鱼、虾米、龟脚、壳菜、石发菜、水母线等,无不是温州盛产海鲜的证明。在一定程度上说,大海是温州古代经济的生命线。南朝时,温州已舟行沿海,宋代温州水运通百粤三吴,直至清代开禁后,“漳泉大贾飞樯集,粤海奇珍巨槛来”。由于温州陆路多山,交通不便,故海路通,百业兴,海路闭,百业衰。
早在南朝,永嘉已是“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宋代,温州“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市里充满”,“市声澒洞彻子夜”。元时,温州郡城“百货所萃,廛氓贾竖,咸附趋之”,以至清开禁后,“商贾辐辏”,“贾客四方民”。同时,温州外贸业亦很发达。早在唐中期,温州就开始对日贸易,五代后梁初温州置博易务,南宋绍兴初温州已设市舶务,元代温州为“蕃舶夷琛之所填委,气势薰酣,声光沦浃”。商贸业一直在温州古代经济中居重要位置,这除了温州农副产品丰富、手工业发达、水路交通便利等有利条件外,客观上,宋代后温州地少人多,经商成为温州人民就业的一条重要渠道,而重商文化又有力推动了温州商贸业的繁荣。宋时,叶适就指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推崇“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贸”,“以利和义”,清末陈虬主张“奖工商”,“开新埠”,陈黻宸提出“齐商力、捷商径、固商人、明商法”,可见永嘉学派重商文化一脉相承。因而,温州古代经济又显示重商经济的特色。
温州古代经济的这些特点,在今日仍时时跃现,而借鉴、把握、发挥好这些特点,对于今日温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为了探索温州古代经济的发展轨迹和特点,2001年6月,我开始《温州古代经济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的编纂工作。经过三年多的努力,该书作为《温州文献丛书》第二辑中的一部,于2005年3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汇编》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尤其受到一些资深学者的赞许。于是,我在编余史料的基础上,补充新的史料,又着手《温州古代经济史料续编》的编纂工作。《续编》与《汇编》的不同之处在于:《汇编》更注重史料的典型性,而《续编》侧重于收录史料领域的全面性。
《续编》一如《汇编》的宗旨和体例。全书按经济部类,分为概述、户口、土地、水利、农业(上)、农业(下)、林业畜牧业、渔业、手工业(上)、手工业(下)、盐业、建筑业、交通运输邮传业、商贸业、赋税、金融与物价、灾异、恤政十八卷。部分卷还包含几方面的内容。为了方便读者,《续编》将卷十二《建筑业》分设为〈建筑业〉和〈环境保护〉两部分,卷十三《交通运输邮传业》分设为〈交通运输业〉和〈邮传业〉两部分。《续编》较多的是关于户口、水利、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邮传业、商贸业、赋税、恤政等方面的史料,书中有关史料,主要来源于各种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及笔记。《续编》收录史料1621条,编成813目,约60万字。至此,有关温州古代经济史料的编纂工作告一段落。16年来,《汇编》和《续编》共征引书目726种,收录史料3094条,编成1674目,约110万字,基本上反映了温州古代经济活动的总体面貌。最后,由于学识和水平所限,书中疏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