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陈垣先生与书画史研究
——以《吴渔山生平》《元西域人华化考·美术篇》为例
作为史学宗师，陈垣先生一直强调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是艺术史上的一大景观。在1923年所作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中，他说：“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以其为象形文字，而又有篆、隶、楷、草之不同，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1]20世纪30年代，随着陈垣先生对书法产生兴趣并钻研，他对中国书法与绘画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出“书画是相因的，能书能画是大佳事”[2]“中国人的美术，第一就是书，第二就是画。书与画并称，系中国及日本人的特色”。[3]其1939年所作《汤若望与木陈忞》一文中，专门讨论了僧人的书法，再次强调了书法的民族性：“以书为美术，与画并称，舍中国日本外，世界尚无此风俗。不注意书法，则真景德云法师所谓不工书无以传者也。”“书法自昔为中国所重，僧人能书者亦多。即《景教流行中国碑》，书法遒整，亦可与他唐碑媲美。今年敦煌出土之景教经典，亦有幽雅绝俗者。”[4]在《教海一楫》里又说：“自汉魏六朝唐宋以至于明清，无一代不重视写字。”[5]这些相关的看法，表明了陈垣先生对中国书法的关注，特别是对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加以肯定，我在《陈垣先生的书学观念及其遗墨》一文中曾有专门介绍。[6]
陈垣先生关注书画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中关于画家吴历的研究和他研究宗教史有密切的关系，《元西域人华化考·美术篇》专门讨论中国书法、绘画和建筑。下面就以《吴渔山生平》和《元西域人华化考·美术篇》两个专题为例，分析陈垣先生在书画文献的收集、整理与运用上的治学经验，并讨论其方法和精神对书画史研究的启示。
一 《吴渔山生平》
明末清初，常熟一带出现了美术史上著名的“四王吴恽”（即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吴历、恽寿平），画史上称为“清六家”。
吴历是明末清初杰出的画家，未参加过清朝的科举考试，未做过清朝的官，晚年学道，是一位天主教神父，后晋升为司铎。他生平性孤介，淡泊自守，事迹流传颇少。20世纪初期，陈垣先生因为研究中国基督教史，开始注意到吴历的神父身份，写了《吴渔山与王石谷书跋》一文，说明两人都有天主教信仰，王翚只不过是信徒，而吴历是神职人员。1936年和1937年，他集中发表了有关吴历的多篇论著，包括：吴历文献的考订有《墨井书画集录文订误》、《墨井道人传校释》、《墨井集源流考》以及《墨井集批注》；图像的订正有《清代学者象传之吴渔山》；专题研究有《吴渔山入京之酬酢》；生平研究有《吴渔山生平》和《吴渔山年谱》。[7]现以《吴渔山生平》一文为例进行分析。
在《吴渔山生平》一文中，陈垣先生对史料做了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关于吴历的家世及生卒这一部分共考订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吴历的家世。陈垣先生首先从不同文献的记载中发现了问题。《墨井诗钞》所收的陈瑚《从游集序》和张云章《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都御史吴讷的七世孙，而张氏《朴村文集》本的《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吴讷的十一世孙，陈瑚《确庵文稿》与此相同。陈垣先生认为《朴村文集》正确而前说错误。
张云章所作吴历传记《墨井道人传》有三个版本，即康熙末张云章自刻《朴村文集》本、康熙末嘉定陆道淮编刻《墨井诗钞》本和宣统间上海李杕辑《墨井集》本。各种版本文字上有差异，吴历家世的差异就是其中之一。陈垣先生仔细研究了这三种版本，写成《墨井道人传校释》一文。他的研究认为康熙末年张云章自刻的《朴村文集》本是最可靠的。《从游集》是吴历的诗集之一，收入陈瑚《从游集序》的《墨井诗钞》是吴历死后陆道淮所编。陈瑚自己的文集《确庵文稿》并没有收入这篇《从游集序》，却收录了他为吴历母亲写的《吴节母王孺人墓志铭》，其中说到吴历父亲是吴讷的十世孙，吴历当然就是十一世孙了。他指出：“今各家画传及府县志之《吴历传》，均取材于确庵、朴村之文，而不知其版本之异有如此也。”[8]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吴历是不是孔子弟子言偃的后代。明人冯复京所作《常熟先贤事略》说吴历是言偃的后代，他的先辈“坐事亡匿”，因为子游封于吴国，所以改姓吴氏。吴讷取名“讷”，是藏“言”于“内”的意思。陈垣先生根据《海虞文徵》卷二收录吴讷自己写的《吴氏谱图序》否定了这种说法，同时指出这不是毫无根据的。他根据光绪《常昭志》记载，指出吴讷的五世祖迁居常熟子游巷，和子游巷的言子故宅紧邻。他还根据光绪《苏州府志》收录的雍正初年衍圣公孔传铎所作《复言子宅记》指出，言子故宅在明末变成了天主教堂，雍正二年禁止天主教，各地天主教堂被废，言子故宅才得以恢复。吴历家长期与天主教堂紧邻，这和他晚年信奉天主教可能大有关系。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吴历的生卒。吴历的年龄有三说，《海虞诗苑》为八十六，墓碑为八十七，行状为八十八，墓碑、行状均作卒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陈垣先生指出八十六有误。他以《古缘萃录》载吴历《凤阿山房图》中王石谷跋和《穰梨馆过眼录》中吴历《寿石谷诗》，知王石谷和吴历同岁，沈德潜撰《王石谷墓志》，称王石谷卒于八十六，《海虞诗苑》误以王石谷卒年为吴历卒年。陈垣又指出，吴历随柏应理往澳门应为五十，升司铎应为五十七等，纠正了行状墓碑纪年之误。
在《吴渔山之学画及画品》中，陈垣先生根据《吴越所见书画录》、《过云楼书画记》以及毕泷《题农村喜雨图卷》等文献，指出吴历学画不仅学王时敏，也学王鉴。又以毕泷跋和《虚斋名画录》引张栋题吴历《葑溪会琴图》中语，肯定其作品“历尽奇绝之观，笔底愈见苍古，能得古人神髓”“气韵深醇”“笔情高淡”。文中还引乾隆五十六年冯金伯《题葑溪会琴图》和道光中梁章钜《题渔山画诗》等诗，对张庚《国朝画征录》不满吴历作品，说其“功力当未抵石谷之半”等作出回应。这一部分还通过《墨井画跋》对咸同间叶廷琯《欧陂渔话》和叶德辉《观画百咏》及《清史稿·吴历传》中关于吴历老年“好用西洋法”的说法进行了纠正，指出吴历用西洋法的说法，是咸同间人的理想之词，并不准确。
关于吴历与王翚的关系，陈垣先生1919年曾在《东方杂志》发表《吴渔山与王石谷书跋》，指出二人“同庚同里同学，晚又同教，又同享高年，奇也”。如利玛窦《友论》所云“半之我”也。[9]在《吴渔山与王石谷》一节中，陈垣先生对张庚《国朝画征录》中所载吴历与王翚绝交的史实进行澄清，并指出清末李葆恂《无益有益斋读画诗》、道光初吴修《青霞馆论画绝句》、梁章钜《退庵书画跋》、戴熙《习苦斋画絮》等以讹传讹的原因。他研究证明：“吴王交谊，至老不渝。”不仅如此，他还指出鱼翼年《海虞画苑略》未载此事的原因和张庚此说的由来。这种研究，分析细致，材料清楚，纠正了张庚《国朝画征录》记载的讹传谬种。
陈垣先生研究吴历搜集的史料丰富，包括：吴历本人的诗如陆道淮刻《墨井诗钞》、李杕辑《墨井集》、徐汇书楼藏抄本《墨井道人三余集》等；各种著录如鱼翼《海虞画苑略》、张庚《国朝画征录》《王奉常书画题跋》、王翚《清晖赠言》《清晖画跋》《石渠宝笈初编》、张大镛《自怡悦斋书言录》、梁章钜《退庵金石书画跋》、蒋光煦《别下斋书画录》、李佐贤《书画鉴影》、方濬颐《梦园书画录》、顾文彬《过云楼画记》、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李玉棻《欧钵罗室书画过目考》等；吴历同时期人的文集如尤侗《艮斋倦稿》、王掞《西田诗集》、许缵曾《宝纶堂稿》、梁清标《蕉林诗集》、陈维崧《迦陵词集》、施闰章《愚山诗文集》、宋琬《安雅堂未刻稿》等；教会方面的文献如费氏《耶稣会士传略》、高氏《金陵开教录》、德式《中华本国主教》及耶稣会会士档等。《吴渔山年谱》一文中征引的各类文献多达78种。
在《吴渔山生平》一文中，陈垣先生还通过各类书画文献考订了吴历与许青屿、吴历的禅友、吴历入教与入耶稣会、吴历的宗教生活、《墨井诗钞》与《三巴集》的关系等，征引文献极为广泛，丰富了美术史研究的内容。
二 《元西域人华化考·美术篇》
陈垣先生1923年43岁时所作《元西域人华化考》是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约8万字，被蔡元培先生称为“石破天惊”之作，其中卷五《美术篇》是关于中国书画的研究。陈垣先生曾告诉友人“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友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10]他写这部书，就是要“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11]，以此唤醒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尊和自信。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元代的西域范围不但包括玉门关、阳关以西的新疆，更推广至葱岭以西甚至到东欧一带。元朝统治者把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公文中称西域人为“色目”，在一般著述中多称“西域”。《元西域人华化考》中的“西域人”就是指色目人。陈垣先生文中解释了何为“华化”，即“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12]，所以“先天所赋，本为人类所同，均不得谓之华化”[13]。他从儒学、佛道两教、文学、美术、礼俗五个方面论证了在元朝大一统的局面下，大批过去被隔绝的外国人以及西北的少数民族来到中国的中原地区，接触了中华文化后受到感染，并为之同化的历史事实。
《元西域人华化考·美术篇》史料搜集与考证很有特点。陈垣先生根据中国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的特点，指出书法为“艺术史上一大观”[14]，而“中国画有中国画特色”，“中国画法，非西域画法”[15]，“凡考一代之美术，必兼考其建筑遗物”[16]。因此，他将书法、绘画和建筑作为美术篇的主要内容，并把美术提到文化的高度，认为“文化之感人，其效比武力为大”。[17]
《元西域人华化考·美术篇》关于书法和绘画部分充分利用了元陶宗仪的《书史会要》和夏文彦的《图绘宝鉴》两部主要的文献钩稽而成，他的利用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对这两部书的错误和遗漏，通过《元史》《佩文斋书画谱》《西湖竹枝词》《录鬼簿》《寰宇访碑录》《普陀山志》《画旨》以及故宫博物院的藏画等多种文献，加以纠正和补充。现举例如下。
廉希贡，《书史会要》载为“畏吾人”，陈垣先生据鲜于枢《困学杂录》，指出应作“于阗人”。
康里回回，《书史会要》载为“巙巙弟”，陈垣先生指出“回回系巙巙兄，回回生至元二十年，巙巙生元贞元年，此元弟者，误也”。
泰不华，《书史会要》载为“蒙古人”，陈垣先生根据《儒学篇》，指出泰不华为“伯牙吾氏，是色目，非蒙古”，又据《元史·燕铁木尔传》，称“女为伯牙吾氏，是伯牙吾氏乃钦察也”，《元书》卷八二直书曰“泰不华，钦察人”。
除了《书史会要》和《书史补遗》所录元代书家外，陈垣先生对康里巙巙、泰不华、贯云石、余阕、盛熙明等人做了细致研究。他通过《式古堂书考》二十所载张灿《赵巙二公翰墨歌》，指出：“巙书实不如赵，其有此称誉者，半因位望甚高，半因系出西域，希有可贵也。”[18]并根据《式古堂书考》十七、《三希堂石渠宝笈》二十三、《寰宇访碑录》十二、《捃古录》十九等著录，钩沉其存世著录作品18种。陈垣先生指出“时人尝仰慕俄国文学，岂知此间六百年前，乃有多数邃于华学之人耶！”“巙巙等之得名，用力至深，用功至勤，非浪得时名者比。”[19]
论元代书家泰不华时，陈垣先生引苏天爵《滋溪文集》三十《题泰不华自书所作诗后》叹云：“泰不华之父尚纯然一西域人，华言尚未深晓，而其子乃邃于华学若此。”[20]又通过《寰宇访碑录》卷十二及《捃古录》十九、二十，钩沉其书碑四通、篆额六种。论贯云石时，陈垣先生引陈基《夷白斋外集》卷下跋其书《归去来辞》，称：“观者殆不可以寻常笔墨蹊径求之也。”[21]论余阙篆书，陈垣先生引宋濂《芝园续集》卷六《题余阙篆书后》和《佩文斋书画谱》所引《紫桃轩又缀》语，指出：“书以人重，美者固美，即不甚美者，即将以景仰之意而美化之矣。”[22]龟兹盛熙明是西域人中的书论家，著有《法书考》八卷，在古代书论史上很有影响。陈垣先生对他的“华化”大为表彰：“夫以西域人而文中国之书，已属难能，况又以其研究所及，著为成书，以诏当世，岂非空前盛业乎！”[23]不仅如此，还对其学佛能诗给予肯定。
在《西域之中国画家》一章中，陈垣先生以元夏文彦《图绘宝鉴》为主要文献，钩稽其卷五中西域人善中国画者边鲁、高克恭、伯颜不花、丁野夫等人，并加以分析研究。其中关于高克恭讨论尤多，他指出，“元朝书画，推赵（孟
）独步，然与赵颉颃者，书画皆西域人，亦足见西域人天资学力，不让汉人也。”[24]又以董其昌《画旨》对高克恭前后不同的评价指出高氏的艺术地位。董其昌初曰“高与赵恐非耦”，再则曰“未见房山真迹耳”，三则曰“高之品几与吴兴埒矣”，终更推为“古今一人”，可见董其昌对高克恭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他又辑录元人题咏者如《桑落洲望庐山图》《云林烟嶂图》《越山图》《山村图》等十七种，并以其所见作品和邓文原《巴西集》中《尚书高公行状》、柳贯《待制集》中《题姚子敬书高彦敬绝句诗后》等文献说明，高克恭是“诗画兼长之一人”[25]。陈垣先生还通过对高克恭生平、时代背景及其婿乌伯都剌和亲家哈鲁丁的考订，断定高氏为回回人。指出时人诗中皆称“西域人”，是因为“西域之名，出于汉以前，回回之名起于近晚，贵远贱近，人情然也”。[26]丁野夫为回纥人，而称为西域人，也是这个道理。
陈垣先生关于元代西域人华化的论断，是建立在全面搜集、严格考证史料的坚实基础上的。这部著作引用的史料多达211种，引用的材料除了一般史学家常用的正史、方志外，光是元明人的诗文集就有近百种，包括虞集《道同学古录》、杨载《仲弘集》、揭傧斯《文安集》、丁复《桧亭集》、王沂《伊滨集》等。其还运用金石著录、元明人诗文集、正史、方志、杂记和书画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繁富多样，缜密服人。正如陈智超先生指出的那样：“《元西域人华化考》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主题的选择，材料的运用，以至著述体例、学风等方面，都给了并将继续给后人有益的启示。”[27]
陈垣先生关于书画史相关的研究内容还很丰富，如《跋王羲之小楷曹娥碑真迹》《跋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陈白沙画像与天主教士》《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等，从不同角度对书画人物和美术现象进行讨论，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三 陈垣先生的治学经验对书画史研究的启示
近代梁启超曾说：“一时代学术之兴替，实不必问其研究之种类，而惟当问其研究之精神。”[28]从陈垣先生的学术著作中，我们可以学习陈垣先生在史料的搜集、考证与运用上的治学经验和精神，并运用到书画史的研究中。
其一，因目求书，知人知艺。陈垣先生一生都是自学而获得成功的，他的入门著作就是关于目录学的。清人张之洞说：“读书宜有门径。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而入门，事半功倍。”[29]陈垣先生从小读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渐渐按着目录看书，后来进一步研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古代文献有个整体的了解。陈垣先生继承古人读书的传统，认为研究和教学都要从目录学入手。他说：“从目录学入手，可以知道各书的大概情况。这就是涉猎，其中有大批的书可以‘不求甚解’”，“要专门读通一些书，这就是专精，也就是深入细致，‘要求甚解’。”[30]“目录学就好像一个账本，打开账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31]掌握前人提供的目录学知识固然重要，但陈垣先生不满足于此，几十年来，他在目录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写了《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重要的目录学著作。陈智超先生曾把陈垣治学深厚的积累概括为“基础性的积累”和“专题的积累”。陈垣先生有深厚的目录学素养，对中国历史有全局了解和开阔的视野，这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充分体现。书中大量引用元人的文集和文献，这和他对《四库全书》的深入研究和亲自编制《元六十家文集篇目索引》相关。《元西域人华化考》中的《美术篇》充分利用陶宗仪和夏文彦的两部著作，有事半功倍之效。在搜集材料方面，陈垣先生提出要做到“竭泽而渔”，也就是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材料。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掌握目录学的一些基本知识。
就中国书画史研究而言，一方面要重视已有“基础”的史学文集和文献，另一方面又要注意“专题”的目录文献，如历史上流传的重要著录、图录等。
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文献历来受到重现，流传的金石、简帛、敦煌石刻、书家、书体、法帖、书论、著录等文献众多，我们应学会运用。如陈垣先生1924年编成《敦煌劫余录》，分十四帙，体例仿赵明诚《金石录》，分类编排，这些卷子多为佛经，也是研究敦煌书法的重要工具书。又如乾隆敕撰《石渠宝笈》、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明代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梁章钜《退庵所获金石书画题跋》等历代书法著录和题跋，有些陈垣先生在研究中已经运用，我们在书法史研究中，应发挥这些目录著作的作用，了解作品的流传和历代品评、鉴藏的情况。
关于中国画论，明代以来即有不少整理和辑录的文献丛辑。如万历三年至四年（1575～1576）刊行的《王氏画苑》收录谢赫《古画品录》、李嗣真《续画品录》、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荆浩《笔法记》等十五种。万历十八年（1590），詹景凤编《王氏画苑补益》收录梁元帝《山水松石格》、郭熙《林泉高致》等十六种，《四库全书》的艺术类，收集元代以来画学著作四十六种。近代黄宾虹与邓实辑录的《美术丛书》和上海书画出版社编的《中国书画全书》等也都可利用。这方面，陈垣先生的研究给我们起到了极好的示范作用。
根据研究的需要，陈垣先生注重编制各种类型的书目、篇目和索引。在研究每一个专题以前，先查相关的目录，如果没有，亲自把有关的目录、索引编制出来，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如20世纪20年代所编《中西回历日历》《二十史朔闰表》，历时四年，为中西回三种历法的纪年提供了可靠的换算工具，在纪年方面开辟了方便之途。
陈垣先生注重历史人物的生平研究，重视编撰人物年谱。他在一封家书中谈到他学习清代钱大昕编撰年谱的方法：“凡撰年谱，应同时撰一二人或二三人，因搜集材料时，找一人材料如此，找三数人材料亦如此，故可同时并撰数部也。若专撰一人，则事多而功少矣。吾撰《渔山年谱》时，本可同时撰四王并南田年谱，以欲推尊渔山，故独撰之，其实找渔山材料时，各家材料均触于目也。竹汀先生撰二洪及陆王年谱，亦此意，然知此者鲜矣。”[32]这段话对研究书画史有很大启发。我们研究艺术史的人物，要知人论艺，编其年谱，可以同时编相关数人；写艺术家传记，也可以同时写相关数人。他在收集明末清初史料的同时，还计划编一部《董香光年谱》，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全部完成，今天还能看到他的这部年谱稿。[33]
其二，广泛收罗，考订精细。陈垣先生强调研究必须阅读原书，勤于搜访。《元西域人华化考》收集的材料十分广泛，他把材料大致分为三类：没有加任何按语的；加按语经考证后区别情况运用的；经过加工后可直接运用的。这些都是他广泛收罗、考订精细后作出的分类。1923年、1924年，他为了研究道教史，将《道藏》中的碑记及各家金石志、文集，以及缪荃孙的艺风堂所藏拓片中凡有关道教的内容录出，从汉至明代，过眼碑刻拓片一千三百余通，编成《道家金石略》一百卷，全书约八十万字，是道教史料的一次集中汇集。1957年，他写《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的重版后记中说：“此书继《明季滇黔佛教考》而作，但材料则早已蓄之三十年前，一九二三、四年间，作者曾辑有关道教碑文千余通，自汉迄明，按朝代编纂《道家金石略》百卷，以为道教史料之一部分，藏之箧衍久矣。”[34]他论述全真教，就以《道家金石略》为基本史料，“只患选择不精，考订不审，组织不密，不虞史料阕乏也”。[35]《道家金石略》在陈垣先生生前未能出版，1978年后，在陈智超夫妇的精心校补下，这部《道家金石略》1984年才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在《通鉴胡注表微》一书中，陈垣先生指出：“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36]可见他十分重视对史料的甄别和考订。20世纪30年代，陈垣先生发现北平某处藏有从未被人利用过的《嘉兴藏》，但这套佛藏不能借租，只能在该处翻阅。而藏书的地方又非常阴暗潮湿，他为探寻其中的史料，亲自去查阅记录。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将《嘉兴藏》阅读一遍，搜集到了大批僧人的语录，在他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中充分加以利用。陈寅恪先生为该书写的序言说：“寅恪颇喜读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37]他这种广收罗、精考订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在书画史研究中效法。
其三，精益求精，去伪存真。清代以来的学者尤重校勘，王念孙关于《淮南子》校例中曾参以群书订正历代讹误，指出其致误之由：“传写讹脱者半，凭意要改者亦半”，[38]王引之又归纳出“衍文”“形讹”“上下相因而说”“后人改注疏释文”等十二条例。陈垣先生继续了前人的这些方法，并在实际校勘中加以运用，写成《校勘学释例》，提出著名的“四校”说。[39]
清代学者钱大昕《经典文字考异》《廿二史考异》等著作重校勘之学，从小学、义理、史实、名物等方面进行校勘，王昶称其“洗宋元来庸熟鄙陋，君推而广之，错综贯串，更多前贤未到之处”。[40]陈垣先生《释氏疑年录》是继承钱大昕《疑年录》著述方法编撰的一部佛教类的工具书，收录了自晋至清初2800名僧人的生卒年，书中对每一个僧人生卒年精心考订，注明所据材料，为研究这些僧人的史迹提供了重要线索。1939年，正当这部十二卷的著作完成时，又发现新材料，他毅然改作，使其更加充实和准确。正如他在家书中说：“余撰《释氏疑年录》，目前已整理完竣，无意中又发现某处藏《嘉兴藏》一部，有清初语录二百余种，塔铭可采者多，因此又须将第十一、十二两卷改造，此意外收获也。”[41]
《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从油印稿本到排印本，再到木刻本，进而到修订付印本，先后经过五次修改才正式出版，其中有的因新材料而增补，有的因发现错误而改，有的因新认识而订正。《元也里可温考》是他的第一部宗教史著作，也是他元史研究的第一篇论文。1917年初次发表时，立即引起了中日两国学术界的注意。陈垣先生从1917年到1920年，将此文增订了两次，材料比初版时增加了一倍。一直到1934年，他还在不断修订，有新材料随时补入校订本中。这些都体现了陈垣先生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
陈垣先生搜集到了丰富全面的文献资料以后，加以考订，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他很注重考证史料，强调要弄清楚史料的源流，强调“史源”。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垣先生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开设“史源学实习”课程，其在导言中指出：“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一一追寻其史源，考证其讹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历史研究法的史源学大概分四项：一、见闻，二、传说，三、记载，四、遗迹。今之所谓‘史源学实习’，专指记载一项。”“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言。人实诳汝。”“空言不能举例，讲授不便，贵乎实习。”[42]这种“警惕著论之轻心”的严谨治学使得他的研究注重考寻史源，订正前人的讹误。如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中，陈垣先生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于《广弘明集》的提要时说：“《提要》又引《神僧传》六，称道宣为僧祐后身。按《神僧传》乃明初撰集之书，其道宣传全采自《宋高僧传》十四，《宋高僧传》，《四库》著录，《提要》何以不引宋传而引明传，可知其随手翻检，未尝一究史源，实为疏陋。”[43]此即是典型一例。
陈垣先生探究史源，注意具体的学习方法。他在“史源学实习”课中曾出试题：“读《廿二史劄记》所得教训，试就左列各点举说明之：一、读书不统观首尾，不可妄下批评；二、读史不知人论世，不能妄相比较；三、读书不点句分段，则上下文易混；四、读书不细心寻绎，则甲乙事易淆；五、引书不论朝代，则因果每倒置；六、引书不注卷数，则证据嫌浮泛。”[44]以上六点经验教训，要求我们引用史实，一一考证其出处，正其错误，不可盲目轻信。如何考证？在《通鉴胡注表微》的《考证篇》中，陈垣先生比较集中地讲了考证的具体方法，包括：一、理证：用常理判断某些史料的真伪；二、书证：用当时的文件如诏令、法律等作为证据；三、物证：“以新出土之金石证史，所谓物证也”；四、实地考察。这些方法在艺术史研究中也是可以普遍运用的。书画理论、时代特征多用理证和书证；书画艺术作品多物证；早期艺术史研究和书画人物活动的区域可实地考察。将这些经过考证处理的文献，精心选择，合理运用，达到揭示历史真相、解决研究问题的目的。
其四，一题多做，文风简练。陈垣先生关于吴历研究、《元典章》研究、宗教史研究等一系列专题特别注意相互生发，一题多做。如在吴历研究中，《墨井书画集录文订误》《墨井道人传校释》《墨井集源流考》《墨井集批注》等重文献的考订，《吴渔山生平》类似纪事本末体，分专题论述，并有考证，《吴渔山年谱》类似编年体，是陈垣先生关于吴历研究的集大成。这种一题多做滚动式的研究方法是书画史研究中值得总结和学习的范例。
陈垣先生的文风朴实，简练耐读，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学习。书画艺术史研究，常常以风格为中心，但研究者常常忽视文献记载，重视个人感受，游谈无根，立说多有不可信处。陈垣先生在《全谢山联姻春氏》一文中说：“随笔杂记之属，有裨于史学，然史学重考证，如只凭记忆，或仅据所闻，漫然载笔，其事每不可据。”[45]也就是说，书画艺术史的研究和史学研究一样，必须有根有据，以图证史，不能道听途说，随意发挥，否则不能成为信史。陈垣先生注重史学著作和文学著作的区别，明确提出“史家之法”和“文家之法”的区别，强调史学研究不能因文害史。史学著作要简练耐读，不失文采，尤其是文人书画史的研究是鲜活的、形象的，更加要深入浅出、简练生动。
原载《中国书法》2017年第9期
[1]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五，载《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313页。
[2]陈垣1931年10月23日致陈约家书，见陈智超编《陈垣往来书信集》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945页。
[3]陈垣：《佛教能传布中国的几种原因》，载《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741页。
[4]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载《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778～780页。
[5]陈垣：《教海一楫》，载《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640页。
[6]参见北京师范大学陈垣研究室编《陈垣先生的史学研究与教育事业——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347～354页。
[7]这批研究中，《墨井集批注》首次整理出版，可参见《陈垣全集》第二十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192～343页。其他七篇收入《陈垣全集》第七册，分别见第623页、618页、535页、806页、802页、772页、342页。
[8]陈垣：《吴渔山生平》，载《陈垣全集》第七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773页。
[9]陈垣：《吴渔山生平》，载《陈垣全集》第七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779页。
[10]陈垣1964年2月4日致欧阳祖经信，见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第912页。
[11]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一，载《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252页。
[12]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一，载《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214页。
[13]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五，载《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214页。
[14]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五，载《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313页。
[15]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五，载《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324页。
[16]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五，载《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330页。
[1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五，载《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320页。
[18]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五，载《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318页。
[19]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五，载《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320页。
[20]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五，载《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320页。
[21]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五，载《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321页。
[22]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五，载《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322页。
[23]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五，载《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323页。
[24]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五，载《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325页。
[25]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五，载《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327页。
[26]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五，载《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329页。
[27]陈智超：《〈元西域人华化考〉导读》，载《陈垣——生平、学术、教育与交往》，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第214页。
[2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104～105页。
[29]张之洞：《輶轩语·语学》，载《增订书目答问补正》附录三，中华书局，2011，第667页。
[30]陈垣：《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载《陈垣全集》第二十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741页。
[31]陈垣：《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载《陈垣全集》第二十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743页。
[32]陈垣1939年3月26日致陈乐素家书，见陈智超编《陈垣往来书信集》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第1105页。
[33]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二十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84～98页。
[34]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十八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535页。
[35]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十八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400页。
[36]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第六，见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二十一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95页。
[37]《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华书局，1962。
[38]王念孙：《读书杂志》，凤凰出版社，2000，第962页。
[39]王引之：《经义述闻》第三十二卷《通说下》，清光绪七年上海文瑞楼刻本。
[40]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大昕墓志铭》，载《钱大昕全集》第十册《传记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2页。
[41]陈垣1939年3月26日致陈乐素家书，载陈智超编《陈垣往来书信集》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第1105页。
[42]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2页。
[43]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十七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553页。
[44]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5页。
[45]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