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导论
导言
中国是世界拥有最悠久古文明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文明源于农业，已是学术界不争的事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数十年来，日本、中国已有学者明确提出，农业的发展和延续是一种“生命逻辑”的体现。2019年去世的我国著名经济史学者、农业经济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李根蟠先生于2017年后[1]连续发表多篇论文，继一些日本著名思想家和农史专家提出“生命农学”论题之后，继续深入讨论了农业与生命逻辑问题，引起笔者的关注和思考。因为这恰好与本书所欲论述的中心——中国农民家庭经济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期影响——有重要的关联。[2]
以上先贤所探讨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过农业作为一个经济产业部门所包含的内容。其中对我个人有重大启发的内容有以下四点。
第一，人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亦即人生的意义问题，即前辈们认为的，包括生命和生活的人本身的价值高于一切。
第二，如何在人类思维的最高层面即哲学思维中把握这个价值观，关键是处理好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的生命活动应与大自然的基本规律相一致而非破坏之。而现在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已经极为普遍，直至严重污染环境甚至陷地球于危机之中，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3]
第三，具体到农学，认为作为生命系统的综合性科学，农学的最大价值在于通过对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问题的解决，服务于人类的安康和幸福，而不仅仅是满足欲望。这应当以大地、自然、农业和农村为基础。[4]
第四，实行以上理想的可借鉴的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形式，对中国现实而言，是农村和农民的家庭组织的新建设。[5]
哲学是关于人类要做什么和如何生存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学问。[6]农学是讨论以农为研究范围的哲学问题。先贤们所论的虽然是农学（农业哲学），但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思考，已远远超出单一“经济发展”的思维局限及衡量标准，如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等问题，也远远超出了个别国家的利益问题，其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已经提升到“人类的存在和生存问题，关系到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7]。
本书自不可能深入讨论上述问题，只是奢望依据基本的史实，对农民家庭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问题提出一点看法，以求得到批评和指正。虽然如此，深为笔者赞同或同感并嵌入笔者头脑的诸前辈先贤们的思考和卓见，可能会有形无形地影响本书的重要方面。
本书以农民家庭经济为线索，讨论中国大生存环境对其经济长期发展的影响、制约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长期发展的基本特点和问题。
这里所谓的大生存环境是指，一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外在自然环境，如地理环境、位置、气候、水资源、土地、矿藏等的状况。这是决定人类产生和变化的物质基础，它是大自然的产物，非人类所能为，或许可以换个角度说，人类的行动虽然可以在某些方面影响自然界，但绝不可能违背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否则定会受到惩罚。二是人类的社会关系状况。人作为社会生物的主体，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存在和开展一切活动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必然要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这就是所谓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
本书希望从最简单的基本事实出发去认识问题：任何人类都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无论人类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不可能超越大自然及自然界基本规律的约束。同样，任何人类都是在一定的相互关系中开展自身的所有活动的[8]。这应属常识。我们的讨论就建立在这种常识的基础上。
本书的主要观点如下。
以希腊海上文明为原点的西欧文明与中国大陆农业文明在生存环境上的一个根本性差异，是获取生存资源——包括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的来源不同，内涵有异。这是由两者所处的地理区位不同以及对外交往状况包括经济政治方面对外关系极不相同所导致的。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有机物质社会环境”下，地理区位和由它决定的自然条件，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基础，而对外交往状况又会对原住民的生存条件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这使得西欧各国的生存条件有可能通过国际交往大为扩充，而中国基本局限于本土。随着时代变迁，中、外各方的国内外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只要上述的生存环境未发生根本变动，即中国仍只能主要依赖本土资源去解决巨量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中国与“西方世界”生存环境的大差异就不会消除。这不仅决定了二者的资源总量的供给弹性不同，而且决定了二者的资源状况包括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不同，并导致中西双方社会经济发展路径与基本规律的特点不同。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口多而人均资源少，又不能指望通过国际交换来解决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基本资源而只能靠自己。这极大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决定了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殊发展特点和规律。所谓特殊，绝非说中国特点完全背离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9]，而是指，在诸多方面，中国不同于那些主要依赖国际交换——既可能包括正常的国际贸易，也不排除以一些罪恶血腥的手段——获取所需，从而生存和发展的国家。[10]
可以说，这一基本特征决定了中华民族产生以来直至当前的所有宏观层面的主要问题。本书自不可能就此全面论述，只拟围绕农民家庭经济这个中心，去思考上述基本特征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的影响。
笔者的初步结论如下。
第一，吃饭是人类生命活动的第一需要，但中国只能主要依赖自身内部资源解决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问题即吃饭和饭碗（工作机会—就业）问题，这与相当部分西方国家的早期状况[11]有极大不同。这一特点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向现代的转型，并一直影响到当前的社会经济。它使农业和粮食生产、农民以家庭为基本组织的生产经营方式、现代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关系、城市化和就业等问题在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中具有特殊的表现形式与意义，与一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点有重大区别，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需要高度关注。
第二，小农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和经济组织，构成中国古代、近代的基本社会经济单位：既是基本的生活单位，又是基本的生产和再生产单位。它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率和很低的运作成本，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产物。但是，小农经济又不是孤立于中国所具有的“大生态环境”之外的事物。它不能不受外在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根本制约。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治乱兴亡”，就是小农经济体与外在环境相互关系的体现。
第三，晚清中国已经到了历史上人口与耕地比例最紧张时期，农民只能靠农业与手工副业进一步密切结合，在小块土地上以最密集的劳动集约方式维持生存。国内生存条件的恶化使得传统农业的效率大为下降，农民的生存质量受到严重威胁。
在西方资本主义大举攻入后，中国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数千年未有之奇变”。新的国内外生存环境的变化预示着中国历史不能再沿袭原有道路，需要开辟一个全新方向。但是，无论国际还是国内状况都使近代中国难以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成功之路：它不仅不能以建立国外殖民地和侵略为方式掠夺原料和市场来为本国工业建立发展基础，自己却成为被侵略掠夺的对象。而就国内看，适合国情的小农家庭经济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至少在起步阶段，中国全然不具备向西方式资本主义转变的社会经济条件。
第四，工业化的基础是市场的扩充，近代中国只能依赖非自主的国内市场，国内市场中的大城市和消费力又在很大程度上为洋货所占据，那么，中国工业化所能依靠的就只能是由普通民众主要是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大众的购买力所形成的国内农村市场，这又只能建立在帮助和提高农民大众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这在事实上和逻辑上似乎毋庸置疑。
第五，因此，至少在“向现代转型”初期，中国不但在农业发展上而且在现代工业的发展上，都只能主要靠自身的资源、力量和积极因素去探索和争取一条新道路。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不具有很不同于西方“已发达国家”的某些特点，最重要的一点是只能依靠自身因素。就经济层面看，中国主要的自身因素是什么？最深厚、最有基础、生命力最长远又最顽强的自身因素是什么？当然非农民家庭经济莫属，当然是农民家庭经济的主体农民。然而至清末，这个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已经面临重大危机。这危机看来仅靠自己难以摆脱。于是对中国社会经济乃至对中华文明的健康延续而言，合乎逻辑的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选择只能是，在获取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同时，借助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诸种先进，再去帮助、改进、提升中国的小农经济。务请注意，关键词是帮助、改进、提升而绝非打压、改造和取而代之。
然而逻辑的合理性不等于实际生活。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主观意图自然不是为中国贫苦农民带来福音。更大的障碍是指导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观念：主导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传统小农经济是推行先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铲除的首要阻碍。经过鸦片战争后180年的“现代化”历程的无数次失败和成功，这个“现代化”指导思想的误区方在一定程度上被部分人士逐渐认识，至于具体落实到实践和行动上，那还差得很远。
新中国成立已70余年，社会经济发生了极大变化。但是，由国情决定的主要历史特点仍然存在：中国仍需自己解决基本粮食供应而不能依赖外国；中国人的就业只能主要依赖国内解决；人口总量和资源、能源的紧张状况要远远超过历史以往；城市化率即便达到发达国家水准，农村仍将有数亿农民，超过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人口总和；同样，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国际贸易依存度虽然到了很高程度，但同时也产生了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高度外贸依存对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推动不可能一直延续；同时，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硬约束愈来愈大，特别体现在对以“传统方式”即依赖大量资源（包括土地）和人力投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只要这些特点仍然存在，中国经济最基本的问题仍然是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去满足人民大众的基本生存——谋生问题，即在可持续前提下解决庞大人口的吃饭和就业问题，在保证这个基础之上谋求其他发展。当然毫无疑问，这绝不排斥尽一切可能从国际交往中获取我们需要的所有一切。
对中国而言，它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判断经济是否成功首先取决于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与坏。这也就意味着，在一个极长历史时期内，以农民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业、农村经济依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三农”仍然是社会经济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又绝不能退回到古代社会的农民家庭的一统天下、以损耗自然环境与人类谋生之矛盾的周期性冲突方式去重建，而必须形成一种融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精华为一体的新型的社会生产方式来建设，以人类与大自然真正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精神去重建，以仁爱、平等、包容的理念去创新。
正因为以上诸点，中国现代化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与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发展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道路：它不可能以掠夺“落后民族”和建立全球霸权作为“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不能以此为前提，先实行国内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剥夺和消灭小农，将他们变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进入工厂，然后再依赖攫取海外乃至全球的暴利将劳动者又变为“工人贵族”；而只能沿着如下道路为“现代化”的切入点，即在现代经济和科技力量的帮助下，依靠农民生活改善和农村经济提升来发展自己，由此形成一条工农业相互依赖且相互补充、现代经济和现代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民生性质的现代化之路。
以下开始我们的讨论。
[1] 李先生多年前就关注农业与社会、生态、环境等问题，曾在2016年3月28日于《人民日报》发表《农业现代化要遵从生命逻辑》一文。
[2] 对本小节的较详内容，在本书的最后一段中有大略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3] 〔日〕祖田修：《农学原论》，张玉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24页。
[4] 〔日〕祖田修：《农学原论》，张玉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3页。
[5] 这是本书的中心，将在全书中力求按历史顺序尽可能努力论述，尽管达不到先辈们的理论和思维高度。
[6] 〔日〕祖田修：《农学原论》，张玉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4页。日本西田几多郎的论点，对此笔者深以为是。
[7] 〔日〕祖田修：《农学原论》，张玉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2页。
[8] 诚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62页。］
[9] 例如，“人类企望改善生活状况”“阶级斗争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过重要作用”等。
[10] 在以宏观角度观察中国自古代至当代的演变时，注重具体的特征极为必要。吴承明在评述经济史研究的社会学方法时曾指出，社会学认为每个民族以至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其发展也非同一条道路。这就摆脱了西欧中心主义的偏见（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第73页）。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受自然环境的影响问题，可参考〔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11] 以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