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中国近代工业化与小农经济
导言
古代中国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基础是土地。经历了从黄土高原开始的原始农业最初的土地利用，继而向黄河中下游区域延伸，再向北方其余地区扩展，历经千万年，最终越过长江，开发了江南、岭南广大地域。可以认为，至清中叶，在当时的农业生产条件和水平下，全国地域绝大部分可以农耕的土地基本开发殆尽。
土地的开垦和充分利用是国计民生的基础。而土地开发和利用的原动力、农业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单位是农民家庭。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小农经济体既维护了自身的生存，也为全国的民众和国家提供了生存的根基。然而无论如何应该承认，小农经济从其产生之时起，就是为了解决自身生存和改善生存条件而不断向大自然的空间扩展的社会经济细胞。随着“人地关系”的总体趋紧，大量小农经济仅靠种地维生困难，他们愈来愈多地依赖农业与工副业的密切结合、自给性经营与商品性经营相互补充以维持生存。但在古代的生产方式下，这毕竟不能超越当时大自然能够提供的以土地为基础、以土地产物为内容的物质资源条件——这是全国人口吃、穿、住、用、行的唯一来源。至清中叶，这个物质来源与人口的增长和消费需要相比，似已接近极限。毋庸置疑的明显事实是，至清中期以后，小农经济中的农业与工副业相结合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效用”已发挥到极致。
回顾从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中国”大地上生存和变迁的历史，我们认为，至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清晰可见，这就是：人类生存与可能获得的生存资料短缺之间的矛盾。在古代各个时期，这个基本矛盾随着每个王朝的兴亡周而复始，在清末又到了一个历史周期裂变的关头。
在人口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人和外在可获取资源（以人地关系为代表）的关系愈紧张，人与人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和谋生条件的斗争就愈激烈、尖锐。影响这种斗争的重要因素包括国家政策、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统治集团豪强势力与被剥削被压迫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劳动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作为掠夺和剥削者，其目标无非是财富的最大化，而被剥削者只能是最大限度地力保最低数量的谋生资料。在土地可以买卖、特权集团扩张利益不可能自我约束的社会经济机制下，矛盾不可避免，总爆发就是农民大起义。[1]而在清末，就是鸦片战争后不久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在传统农业和小农经营方式难以解决的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矛盾日臻深化、即将总爆发的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大工业和生产方式以武力打破国门，愈来愈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
如果说，古代中国是建立在土地、农业、农产物为基础的物质供给大舞台上的，演出了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为一体的千万年历史大剧的话，那么在西方列强势力侵入中国后，舞台的架构就增加了新的材料和成分——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的工业经济和国内外贸易。这给舞台上演的剧目以很大影响，从此，中国历史由完全以农业文明为内容，转变为由农业、工业、国内外贸易共同支撑，由此产生的种种动能、矛盾、变迁，都取决于农业、工业包括国内外贸易的相互关系是否协调或不协调，农业、工业和国内外贸易将共同主导中国未来的历史。
这确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巨变”，是人们解读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原因的根本所在。
很可能有人会发出疑问：你说得不对。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后，中国的历史就应该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战胜和取代农业经济的历史，怎么会是由两者共同决定，取决于两者的相互关系是否协调呢？
这正是本书要详加讨论的中心议题。
资本列强可以凭借坚船利炮打败中国的木船大刀，但是它不能有充分把握占领中国市场，因为它无法强迫中国人去购买外国的“洋货”。资本主义是商品交换经济的最高形式，它能否在某一地方“安营扎寨”，能在多大范围内和多大程度上发挥强大作用，归根结底要看这种生产方式及其产品在一个新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中能否获得市场。只有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资本主义工业品具备“有效需求”即有货币购买力时，它才可能战胜传统社会中的固有产品及其背后的生产方式。而若要如此，首先是要在传统社会中能够产生以购买洋货（机货）的货币购买力，诚如马克思所说，最终摧毁古代自然经济“长城”的是“资本主义商品重炮”。这该是一个常识。
然而，并非所有人类社会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这一点。中国传统经济是一个运行了数千年之久的在全国范围内可以基本自给自足的经济。就个体来说，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普通农民——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吃饭穿衣——祖祖辈辈就在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密切结合方式中为求得生活的温饱而拼命努力乃至在生死存亡的边缘挣扎，在没有获得新生产方式——这种新生产方式可以使他们在数量和质量（包括家庭完整和解决生老病死）方面能够优于祖祖辈辈——的状况下他们会轻易或自然而然地放弃自己的传统生存手段，放弃自己生产基本需求品的生产方式，并由此产生足以让资本主义企业产生利润的商品购买力和商品市场，这近乎天方夜谭。
因此就宏观经济总体而言，资本主义商品特别是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要在中国生存下来以致进一步发展，只能取决于它们能否有助于解决传统经济难以解决的改善国民的吃饭和就业问题。
就微观个体而言，能否学习、吸收、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样要取决于广大民众是否视其有助于基本生活和就业问题的解决。晚清以降，中国普通农民大众最渴望、最需要的是什么？无疑就是全家的温饱。这温饱不可能从天而降，在原有的小块土地上继续靠农业与工副业的结合显然又难起显效（甚至难以为继）。只有提高劳动收入或增加就业人数才有可能，而这只有全新的经济成分出现后才有机会。因此，当西方资本主义的产品和生产方式进入中国时，农民们是否接受它，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接受它，均取决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能否改善他们的生存境况。
回顾历史，在涉及“先进”生产方式、“先进”生产力与中国“传统经济”的相互关系方面，有一点是明确的：所有的外国“先进”，都只能在适应中国人需要、中国人也有能力获取这种需要的大前提下，才可能被接受并在中国确立地位。
历史事实如此，历史的内在逻辑亦然：对中国这样一个主要不依赖贸易（特别是外贸）而是以农业和农民家庭经济立国的社会，最终决定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新走向和大趋势的是生产者——农民，他们的产出能力决定了他们的超出自给需要的商品购买力，后者又决定了商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事情很明白，农民的切身利益和需求而非外国商人或本国统治阶级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动因。这与经济学的基本道理之一即满足市场需求的供给才是“有效供给”如出一辙。
之所以如此，是由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土壤决定的，原因如下。
第一，中国是一个只能自己解决庞大人口吃饭所需要的粮食的大国；而不能主要依赖国外进口。
第二，中国是一个只能自己解决庞大人口就业的大国，而不能依赖向国外输出劳动力。
第三，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无论城市化的水平有多高，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村人口都将达数亿，超过任何一个已经“现代化”国家的全部人口总和。
第四，中国发展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是高度紧张的，中国要想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其规模和总量将远远超出本国所能拥有的自然储备。与此同时，绝大部分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和污染都会留在本土。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消费和生产，不但不可持续，在客观上也是不可能的。
第五，中国不可能主导国际市场。无论是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的进口还是产品的输出，至少从当前看，中国都不居于可控地位而是受制于人。
因此，从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到最乐观的工业发展和国际贸易前景，中国都不是一个能够主要依赖国外资源解决国民基本生存问题的国家，不能不仍然以农业和农村为基础，不能不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好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的相互关系，其中如何对待农民家庭经济可谓关键。
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七十余年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在本节开始之前，为使读者更易于理解，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近代的背景，即自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来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的整体状况与特征。
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列强侵略导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逐渐扩张，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奇变”。重大变化起因于随鸦片战争失败而来的国内外危机：中国受列强侵略，危在旦夕。要避免亡国灭种，必富国强兵。依靠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已完全不济，只能也必须效法西方，建立强大新式工业。中国出现了近代工业及以工商业为主的近代城市。
新生产方式的出现，为中国走出传统的城乡关系规律，开辟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改善和提高生存、就业水平和提高生活质量提供了某种可能。截至20世纪中期新中国成立前的百年中，中国的社会经济也确实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
城乡关系方面：
第一，现代工业、科技的影响和成果，如作物和畜种的优良品种，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对农业生产提供了帮助；对农民工副业的帮助，如机纱对手工织布业的促进作用；
第二，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商品化的促进，如城市扩张，增加了对商品粮、经济作物、“郊区农业”的需求，提高了农产品价值，从而提高了部分农民的收入；
第三，国际贸易的展开，使部分农产品包括半成品作为原料输出，在一定时间内增加了此类产品的价值，从而提高了部分农民的收入。
农民的非农就业方面：
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吸收了部分农民永久性地脱离农村成为工人和市民。
农民自身利益的保障方面：
第一，新思想、新政党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维权意识”，在减轻地租到争取土地所有权等方面有重要进展——农会组织、农业合作社的出现，地区性的“二五减租”到“三七五租额”，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之类；
第二，乡村建设运动的展开。
如果上述新变化能够持续扩大和深化，就有可能发展到新生产方式和新生活方式，从弱到强，最终取代“传统农业文明”而进入“现代社会”。因为世界上现有的“发达”国家，确实经过不同道路，通过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实现了“现代化”。
不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尽管受资本主义影响多年，但它们仍远离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就中国而言，从西方列强攻破国门迄今已有170余年，也依然是“转型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原因何在？如果在主观上竭力学习、推行资本主义体制却长期不能成功，则不能不令人思考成功“现代化”所需要的基本前提条件，思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实行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基础与时代条件的差异。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特定的、极为不利的生存环境下进行的：它面临的国际环境，使其不仅不能利用国外资源发展工业，本有可能成为启动工业化的资金却成了巨额赔款；原有的国内市场也被潮水般涌入的洋货大量占领，国内的一些对发展工业有重要意义的矿产和农产品资源在不平等条件下输出国外。中国传统经济的根本问题——吃饭和就业，仍然必须靠国内资源解决。
导致中国引入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列强入侵。这迫使中国在建立新式工业之时，不能不将主要资金首先投入军事和工矿等重工业，而不能根据国情，选择对带动国民经济有整体效益（即对解决全国人口吃饭和就业问题有重要作用）的产业。自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从“求强”再至“求富”的洋务开始，至1894年甲午战争止，所推行的新式工业主要是军工、矿冶、交通、棉纺。除棉纺织工业外，前者与推动解决吃饭和就业问题并无直接作用。相反，由于在这些部门的巨大投资而造成清政府财政危机，进而加大农村税赋征收，可能会加重农民经济负担并影响全部经济[2]。
这就产生了：在一个极为恶劣——在许多方面大大劣于清前期——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制约下，在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源（资金、市场、原料、能源条件等）更趋刚性约束条件下，中国如何处理“现代化建设”与国民“吃饭”“就业”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关系等问题。无疑，这都是中华文明能否延续、能否复兴的极其重要的大问题。近代中国的基本状况是，虽然出现新式工商业和生产型工业城市，但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然十分弱小，新型城市工业对全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从整体上看，它们毫无疑问仍处于汪洋大海的农村经济包围之中。[3]它们难以凭借自己单一之力，使农民能够脱离农村进城就业。因此，解决全国人口的吃饭和饭碗问题，仍只能依靠农业和农民家庭经济，依靠农业与工副业相结合。
尽管如此，新式工业的出现毕竟标志着新生产力和新生产方式的出现。对中国“现代化”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是，在出现新生产力和新生产方式，但其本身又远远达不到形成强大的新式经济部门以拉动全部经济从“传统”状态中转型的状况下，如何使新生产方式发挥作用，使其有利于解决旧生产方式即单一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下难以解决好的、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的吃饭和饭碗——就业问题。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的社会经济发展观坚持认为传统农业和手工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而西方列强的商品和生产方式也在事实上对中国小农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局部破坏。
回顾历史，从两方面分析便于看清楚问题所在。一是近代工业的发展；二是吃饭和就业问题的解决。
首先看近代工业发展方面。
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一开始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国内外条件下。体现在工业化的必要条件——资金积累、市场、原料三方面。
第一，初期不能不把有限资金投入军事工业。
第二，资本积累因无国外市场，只能靠国内市场——农村，而这又只能建立在农民家庭经营、农业、农村手工业的繁荣之上。
第三，工业原料基本靠国内，主要工业——轻工业——的生产原料要靠农业、农村。
以上就决定了工业化只能建立在农村、农业、农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基础上。
再看吃饭与就业问题。
近代新式工业部门和新式经济的有限发展不可能吸收多少农民进城就业。维持庞大人口的吃饭和饭碗——就业问题，只能依照传统的农业与家庭工副业相结合的方式。但传统生产方式已到极限，要提高收入只能依靠新生产力的帮助，依靠新生产力帮助农民发展农业和家庭副业手工业。如果得不到新式工业的帮助而是适得其反，则必动摇国家社会经济基础。这又决定了改善传统产业及根本的吃饭就业问题只能依靠工业的帮助。
于是，中国现代化一开始就在客观环境上决定了工农城乡关系的良性互动而绝不能互损。这应是十分简单明白的道理。
170年后，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可以发现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正是依照这个逻辑在展开。当工农—城乡经济关系处于“良性互动”时，国民经济就得以较好运行，反之，就陷入恶性循环。
[1] 葛剑雄曾认为，每一王朝末期所出现的社会、政治、人地关系等大危机，都不可能用行政手段、用政治改革去解决，而只能靠战争动乱，用农民战争的方式，导致地主大批死亡或丧失权力、财产而脱离地主阶级去解决。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中国编译出版社，1996，第108页。
[2] 尚需进一步研究。
[3] 据吴承明1994年《论二元经济》的研究，1933年，全国人口约5.108亿，非农就业人数约0.3912亿（主要在城镇），占总人口7.7%；而在非农就业人数中，85%是在传统部门如手工业、人力搬运、建筑等行业中，现代化部门仅占15%，又主要由第三产业吸收，现代化工业只吸收100余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