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古代中国的生存环境与小农经济体的产生
一 古代中国地理环境
如果按照顾准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海上文明特点的分析，古代中国可以看作标准的大陆农业文明。根本性差异是二者所处的生存环境不同。
长期以来，在某些理论中，生存环境对人类文明变化演进的作用被严重低估。应该看到，越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就越明显，追溯不同文明形态的产生与发展，自然环境特征应该是最需要考虑的基本因素之一。正如芝加哥大学考古学教授兼近东考古发掘所所长Robert G.Braidwoot多年前所言：农业革命的多度（独立）发生，指示着农业很可能是人类文明演进与特殊环境因素相互影响下产生的结果。[1]也正如另一些学者近年来所反复强调的：人类活动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在每个历史时期都一直发挥着作用。政治史和经济史长期以来忽视地理学、地质学以及生物学，这对其发展有害无益，因为后者揭示了前者事物运行法则的方方面面，并且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论人类是否愿意或是否意识到，经济、贸易以及世界政治都受到经济学术语中所谓的“自然资源”的可用性、位置及范围的管理和制约。类似的看法还可见麦克尼尔《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马立博《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等著作。[2]
中华民族的形成、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完整的统一国家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形成统一国家之前、之后，其国土边界也多次变动，本书对此不拟详述，只是极概要地将现今中国大陆所在地域的大致范围作为讨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参照地理位置，以简化问题的讨论。
古代中国生存环境的突出特征，是它在地理位置上的相对“封闭”。与境外世界交往的高度困难，是产生封闭的主要原因和体现。有学者将古代中国的这种地理环境的封闭特征表述为“独立性”。当然，这种“封闭性”系指与西欧、地中海周边诸国的交通便捷相比较而言。
中国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地理常识问题，毋庸赘言，这就是：北部是漫漫的蒙古戈壁沙漠，西北部是巍峨的帕米尔高原，西南部是世界最大最高的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东北部是兴安岭和长白山，东面和东南则是茫茫无际的太平洋。这对中国古代仅靠牲畜乃至双脚长途跋涉的先民而言，地理环境极不利于和外界交往，从而使中国的古代世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有学者称其为“东亚大陆”：我国各族人民的祖先劳动、生息、繁育的亚洲东部广袤土地，在历史上自成一个单位，可以称之为“东亚大陆”。“东亚大陆”大致呈一个自西向东倾斜的大三角形。它以帕米尔高原为顶点，以向东北和东南延伸的两组山脉带为两边。向东北伸展的一组包括天山、阿尔泰山、萨彦岭、外兴安岭山脉一直到鄂霍次克海；向东南伸展的一组包括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一直到南海岸。这个大三角形的底边则是太平洋岸。
受到太平洋的浩瀚、风浪与强季风的影响，古代中国的生产水平使海运和海上交通的困难和风险远大于陆路运输，[3]“东亚大陆”与境外主要文明中心的往来通道主要靠陆路。当时的“陆路通道主要有三条，即帕米尔一带的山口、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山口和阿尔泰山以北的通道，由此可以通向印度、中亚、中近东和欧洲。帕米尔和天山、阿尔泰山之间的山口是古代中国通向西方及印度的商路（即所谓‘丝绸之路’）的孔道，而天山、阿尔泰山之间及阿尔泰山以北的通道则是本地区民族向西迁徙的主要道路”[4]。当然，这种有限的陆路通道是极为艰险的。
交通的艰险之外，古代中国西北边境之外的游牧民族及其政权，对汉人来往于西方较“发达世界”的贸易和文化活动也造成了很大阻碍。
上述状况，我们可以从汉代与西方诸国的往来状况中窥视一斑。[5]汉武帝初年，长城以北的匈奴人势力强大。匈奴单于控制的地域东自兴安岭辽河上游，西至祁连山、天山，北至贝加尔湖，南至长城。匈奴主要游牧在瀚海沙漠以南，沿着数千里的长城经常侵扰汉北边地，抄掠农业地区。此外，新疆南部也在匈奴势力控制之下。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古称西域。其中间是戈壁沙漠，在沙漠的边缘高山山麓之下是一圈散在绿洲。自然条件使每个绿洲自成国家，当时约有三十多个小国家。大漠南北两串绿洲形成两条交通线，东会于楼兰，西会于疏勒。从疏勒往西越过葱岭便达到中亚的大宛、康居诸国。从楼兰往东跨过白龙堆便到达玉门敦煌而至兰州。这条交通线在战国时期已成为西方商运孔道了。[6]
但这是一条千难万险的交通线，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往极其不易。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根据张骞出使西域得知的传闻，记载有“条支”一地，“条支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这是汉武帝时代中国对西域最西端地区的认识。但在当时这只是传闻而已。百余年后，班固在其撰写的《汉书·西域传》中，在条支的具体位置认识上较司马迁有所前进，对于如何抵达条支的陆路线路有了确切认知，并知道从条支还可以渡水西航，可以到达更远的西方。在东汉时，特别是公元73～127年，经过班超、班勇父子等在西域的长期活动，中国对西方的知识更进一步增加，对条支的风土人情有较详细的描述。这样，自张骞以后，历经三百余年，对条支才有了一定的认知。虽然如此，汉代所云条支的具体位置究竟在哪里？相当于现今世界的什么地区？直至20世纪中叶，国内外学者仍无法确定。直至80年代后，孙毓棠先生再次考证，提出：条支就是古波斯湾头三河汇流处的著名喀拉塞城。该城“地处要冲，交通便利，人口众多，在公元前后二三百年，希腊、罗马、阿拉伯、波斯、东非乃至印度商舶贾人云集于此。当时它在西方世界的经济繁荣仅次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7]。这才使“条支”得到了明确释疑。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唐代玄奘“西天取经”，所经历的千辛万苦，都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来往困难的很好例证，为人熟知，恕不详述。
交通艰险困难，还只是古代中国在粮食等大宗物品上必须自给的原因之一。重要因素之二，是从中国的全局和宏观上看，庞大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在古代绝无可能由外国供给[8]。尽管古代中国在陆地上开辟了丝绸之路，之后又在沿海地区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但通过这两条贸易路线与中国发生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均没有大量粮食出口的能力，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古代中国陆途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绸类和香料、药材等，进口的西方商品主要是“奇珍异物”类奢侈品。如在西汉时期，西方进口货主要为珠玑、琉璃、象牙、犀角诸珍奇异物，以及红兰、葡萄、苜蓿种子，等等。[9]
在中国古代大部分时期内，与西方世界的贸易只依赖于经由西域的丝绸之路，所输出的商品顾名思义是昂贵和有限的高档奢侈品丝绸之类。宋元以后海上贸易虽较前发展，但主要商品以高档瓷器类为主。对外贸易直至晚清开关前，对中国本土经济的影响均无足轻重。清乾隆帝所言，“天朝特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虽是清统治者对于世界形势了解甚少、妄自尊大的体现，但在相当程度上的确反映出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特点。
正如已故史学大家宁可先生所分析的：
东亚大陆的地形由西向东倾斜，面对大海。与位于西面及西南面的其他古代文化中心距离较远，位置正好相背。与这些文化中心的海上交通要绕远道，而且相当艰险。因此，在古代，海洋在本区及其他文化中心的交往中障碍的作用大于联系的作用，这与古代地中海周围的情况正好相反。本区与其他古代文化中心的交往主要经过大陆，但陆路比较险隘，尤其是离西亚和印度较近的西部和西南部，高山、高原和沙漠地带可以通行商队，却不利于民族的大规模活动与迁徙。天山以北的绵亘草原地带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天然舞台，但距西亚和印度远，文化的传播交流，只是靠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间接进行。[10]
中国处于古代大国带或文明带的最东端，与西方世界与历史大国之间阻隔了难于通行的青藏高原和辽阔的中亚沙漠、草原。直接处于中国西方的民族比较分散，而且不大可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东亚大陆北面由蒙古高原北部经阿尔泰山、萨彦岭以北的草原带及由准噶尔盆地向西是一条游牧民族大规模迁徙的通道，但它离欧亚非大国带或文明带距离颇远，而且历史上游牧民族大规模迁徙的走向多是自东而西，如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而绝少自西而东。对古代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天山以南的通道即丝绸之路较近大国带，但只宜商队和少量人员往来。因此大国带的国家东向不易，至多至中亚而止。[11]
这种状况对于中国对外交往产生了如下后果：极大妨碍了中国与境外先进文明的经济和文化往来；也从根本上阻碍了以农为业的“大陆内地”的民众向境外大规模迁徙（不排除边境地区游牧少数民族的流动）。最终形成如下局面：无论是通过陆路或海路，中国都不可能从国外进口满足于国内众多人口需要的大宗生活必需品如粮食和衣被之类；同时也不可能向国外输出大量物品以交换进口货。正如宁可先生所总结的：
东亚大陆的核心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形成一个大的经济区，周边地区的游牧经济、原始农业经济乃至采集渔猎经济与核心地区的农耕经济与手工业经济有互补作用。这个地区内部的经济具有很大的自给性质，而贸易则具有互补性质，基本需求在地区内部都可以满足。而对西方、南方的长途贸易，输出的主要是丝绸以及后来的茶叶、瓷器，输入的则主要是珍宝香药。这种贸易在历史上很著名，但在东亚经济、贸易总体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影响也有限。[12]
古代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自然条件、自然资源不同，产业有别，彼此分工交流，起着互补的作用，无须过多地依赖境外，也不好依赖境外，因为路途远、交通不便。而境内广大地区却有着充分发展的余地，从而使中国形成了古代一个具有极大的独立性、自给性而多少有些封闭性的经济大国。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欧洲已经开始产业革命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居世界第一，在对外贸易上也一直居于出超地位。中国人之所以长期形成了“中土”“中国”“中朝”“天朝”这类观念，其中的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独立发展而又略带封闭性的经济大国。[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