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影响
对“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影响做出全面评价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该流派注意到外在自然环境、历史基础对众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影响，并强调了现存国际贸易—分工格局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因素。
关于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问题，早已被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并有了大量高质量的成果。即便对这些成果进行简单介绍，也绝非几部专著就可完成，这已是一个日益丰富和深入的专门研究领域。我国著名学者吴大琨在1980年代初就曾指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经济学界讨论得最多、争辩得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是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有关发达与不发达的问题……西方当前多数的经济学家都是“传统派”经济学家，也就是说，都是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今天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经济问题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存在过的问题，两者之间的不同只是现代化的时间先后而已。所以，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只要在经济上模仿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按西方标准积极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和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地“发达”起来的。但是，这一理论近年来已受到愈来愈多地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的“激进派”经济学家们的抨击。按照这一派学者们的意见，今天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和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相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会富起来，发达起来，是和长期以来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剥削而不断贫困化分不开的。因此，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以后选择经济发展道路时，绝不能忽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结构上并不相同这一客观事实，而只单纯地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因为，二十多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已经证明，一个发展中国家按西方标准的“国民生产总值”即使有提高，只要这一国家占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贫民生活非但不能提高反而还要下降的话，那么这样的经济发展只能称作是“不发达”的发展。这种“不发达”的发展愈发展，就愈会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强大而绝不是相反。对于这一“不发达”问题的提出，我认为是战后西方关于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与进步。[103]
限于笔者个人学力和篇幅，以下仅以举例方式进行挂一漏万的简介。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从十五世纪起，欧洲的扩张就已经对世界其余地方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换句话说，最近五个世纪中不发达国家的历史，主要是欧洲国家扩张后果的历史。我们的初步结论是，欧洲所支配的国际经济的自动作用首先造成了不发达，然后又阻挠摆脱不发达的行动。总之，不发达是历史过程的产物。[104]
当一个有等级的社会和经济体系正在崩溃或者被另一个体系所代替时，贫困的文化就往往发展起来……它往往是帝国主义的征服造成的。在帝国主义的征服下，本地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被摧毁，本地居民处于被奴役的殖民地地位，有时，这种殖民地地位会延续许多世代。[105]“我们相信，不发达国家，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是历史力量的产物，特别是由于欧洲的扩张和它对世界的支配地位所产生的力量的产物。因此它们是比较晚近的现象。并不是欧洲‘发现’了不发达国家”；相反，正是欧洲制造了不发达国家。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同欧洲接触的那些社会曾经是高级的、有文化的和富裕的。[106]
1944年1月罗斯福总统在同哈利法克斯勋爵谈话时曾评论说，法国拥有印度支那“将近一百年，而印度支那人民的状况却比开始时更糟了”。这个评语适用于整个亚洲。[107]
直到17世纪初叶，印度在经济方面仍比欧洲先进。它拥有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制造业部门，主要生产包括金银物品大部分奢侈品，加上玻璃器皿、纸制品、铁制品和船舶。其中很多项目以及棉布、丝绸、靛蓝和硝石都是输往西方换取黄金的。印度工业的衰落是由于下列几种因素：欧洲由于工业革命而出现的技术进步，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地位，以及英国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强加给印度的自由贸易理论。1833年以后，非工业化的过程加速，强调发展面向出口的经济作物农业。到了19世纪80年代时，工业已全面衰落。[108]
在18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整个19世纪期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伴随它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为生产率和物质福利水平的持续和重大提高打下了基础……但这种物质（和文化）的进步不仅在时间上不均匀，而且在空间上也分布得极不平衡。这种进步局限于西方世界……
如果说资本主义不能改善大部分落后地区全体居民的物质条件的话，那么，它却带来了深刻影响不发达国家社会和政治条件的某种因素。它以惊人的速度把资本主义秩序中固有的一切经济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传入这些国家。它有效地破坏了落后国家中残存的“封建”内聚力。它用市场契约代替了世世代代保留下来的那种宗法关系，它把农业国家的那种部分自给自足或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引向市场商品生产的方向。它把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运同变化无常的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使它们的命运和热病般忽上忽下的国际价格运动连在一起。[109]
以资本主义市场的合理性全面替代僵化的封建或半封建奴役状态，尽管经历了种种痛苦的转化，总是走向进步的一个重大步骤。然而，实际情况是，不发达国家人民所遭受的本国领主的长期剥削却不受封建转变过程中日益减弱的约束。地主分子的古老压迫加上这种商业压迫造成了双重的剥削、变本加厉的腐败和更加明目张胆的不公正。[110]
过去一百年间在落后地区发展起来的那些工商业都已迅速地纳入了垄断集团——寡头统治者的富豪伙伴——的控制之下。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世界的劣点兼而有之的政治经济混合体，而且有效地堵塞了经济增长的一切可能性。[111]
按照进步资本主义的方针来解决不发达国家现有经济和政治僵局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失。资产阶级中等阶层同统治阶级中所有其他阶层结成联盟的时候，它就从一个个战略阵地上后退了。中等阶层生怕它同地主阶级的争吵会被激进的人民运动所利用，于是就放弃了它在土地问题上采取的一切进步态度。中等阶层生怕它同教会和军方的冲突会削弱政府的政治权威，于是就离开了一切自由派与和平主义的潮流。本国资产阶级生怕敌视外国利益集团会使他们在发生革命的紧急情况时失去外国的支持，于是就抛弃了过去反帝和民族主义的纲领。[112]
一般认为，经济发展出现于一系列的资本主义阶段，而今天的不发达国家则仍然处于现在的发达国家早已经历过的原始历史阶段。然而甚至稍有一点儿历史知识就可以看出，不发达状况既不是原始的也不是传统的，而不发达国家的过去或现在同发达国家的过去也无任何重大类似之处……历史研究表明，当代的不发达状态大部分是不发达的卫星国和现在发达的宗主国之间过去和当前经济等关系的历史产物。而且，这些关系正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整个结构和发展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一种主要是错误的有关观点认为，这些不发达和它们国内大部分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必须依靠国际和本国的资本主义中心向它们扩散资本、机构和价值观等来加以促进或给以刺激。以不发达国家过去经验为根据的历史观说明，恰恰相反，不发达国家只有在目前摆脱了大部分的这种扩散关系以后才有可能取得经济发展。[113]
作为世界银行官员的一位专家在1970年代曾指出：
富国和穷国之间极其不平等的关系，正在很快成为当代的中心议题。他认为，不平等关系的原因，应该归结到对第三世界相当不利的国际结构和机制上来，从而要求对这种结构和机制加以彻底的体制改革。其论据如下。（1）在国际储备的分配方面今天是非常不平衡的。1970年到1974年期间，占世界人口70%的穷国在1310亿美元的国际储备中所占的份额不到4%，这只是因为富国通过它们扩大本国的储备货币（主要是美元和英镑）……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中，实际已成为世界的中央银行，它可以通过增加本国货币的简单手段就可轻而易举地弥补它的国际收支赤字。换句话说，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拥有取得国际信贷的无穷尽的便利条件。（2）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商品增加价值的分配是大大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买主购买它们商品而支付的最后价格中只得到很小一部分，这只是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太穷太弱，不能对它们出口初级产品的加工、运输和销售进行任何有效的控制。（3）发达国家建立的保护性壁垒妨碍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财富中获得应有的份额。富国使“自由”国际市场机制越来越不可能发挥作用。在亚当·斯密的经典结构中，自由市场机制的基石是劳动力和资本以及商品和劳务的自由流动，因此生产要素的报酬在全世界都是均等的。然而几乎所有富国的移民法却使得非熟练劳工不可能在全世界进行寻求经济机会的大流动。越过国际边界的资本并不多，这既因为穷国的敏感性，也因为富国本身的需要。对商品和劳务的自由流动还建立起另一道障碍——如富国仅为保护本国农业而发放的农业补贴一项就超过200亿美元，为抵制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和皮革制品等简单消费品进口而实行了累进制高关税和进口限额。换句话说，富国在它们的生活方式周围树立起了一道保护性壁垒，一面告诉穷国，它们不论在劳力上或商品上都无法与之竞争，一面却大谈其国际市场机制“自由”作用的漂亮话。（4）穷国和富国不平等的讨价还价能力表现得十分突出的另一个领域就是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5）穷国只是在形式上参加了世界的经济决策。[114]
笔者注意到，距离上述学者的论述又已过去了30余年，但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富国与穷国、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种种不均等和差距依然明显存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国际重要的经济、政治领域的控制或霸权，在许多方面与历史表现如出一辙。针对红极一时的“全球化”浪潮，一位学者指出：
一，由于实行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将极为困难。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冲破这方面的阻力，它们的经济发展就可能陷入停滞，像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拉丁美洲国家那样无法摆脱经济不发达的地位。二，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很容易地夺走不发达国家最有利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可以抢到不发达国家中资本回报最高的投资项目，获取巨额利润。中国提供了一个典型例子。三，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不一定能使不发达国家真正吸入资金，反而可能导致资金倒流向发达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国际资金流动的方向是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115]
以上在国际贸易中“不发达国家”的境况分析，在多方面与中国近代被迫开关后的境遇极为类似，如下。
第一，由于贸易双方的国情不同，落后国不具备通过“国际分工”输出输入于己有利的，或利于资源配置优化的商品或生产要素。如中国不可能大规模输入因可耕地约束而紧缺的粮食，同样，也不可能大规模输出最丰富的过剩劳力以优化资源配置。
第二，由于西方列强是以军事力量和经济优势控制“国际秩序”的，因此形成了完全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贸易中的资本流、商品流、技术和设备流的流向。如列强运用坚船利炮之武力，在正常贸易无法赢利时，先以鸦片战争强行输出鸦片，后在不平等关税条约下大量输出过剩工业品，等等。结果造成中国对外贸易从历史上的经常性顺差变为难以逆转的逆差。
第三，后果更为长期和更加严重的是毫无主权的不平等国际贸易极大地破坏了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符合国情的中国经济运行基本规律，从而对中国向“现代转型”造成极大破坏性。
以上三点，后文还将详述。
最近的统计数据说明：“在过去几十年中，只有少数的东亚经济体实现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变。此外，从1950至2008年间，世界上只有28个经济体——其中只有12个非西方经济体——能够以10个百分点或者更快的速度缩小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与此同时，150多个国家被困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状态中。缩小与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依然是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116]
[1]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323页。
[2]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95～196页。
[3]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246页。
[4] “资本主义”概念有多种解释，本书采用的是：在同一场所，雇用一定数量工人进行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无疑，这种生产的发展常常达到大规模的甚至具有国际和全球规模的商品生产。
[5] 这类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前是世界各地经济生活的主体，在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后，也仍广泛存在直至今天，中国就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
[6]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7页。
[7]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7页。
[8]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345页。
[9]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252页。
[10]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5页。
[11]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1～12页。
[12] 林刚：《关于斯密型动力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13]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44～45页。
[14]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4页。
[15]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20页。
[16]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32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254～255页。
[18]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第3～5页。
[19] 斯密被认为是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这在理论经济学中毋庸置疑。为节省篇幅，不拟大量引用《国富论》论证。仅以《国富论》的中文版译者之一王亚南对该书背景的介绍“那时正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时期”作为学术界的总体认识。
[20]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6，第84页。
[21]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55页。
[22]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55页。
[23]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58页。
[24]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57页。
[25]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18页。
[26]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381页。
[27]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382页。
[28]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333～334页。
[29]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227页。
[30]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228～229页。
[31] 对应中国，似可以联想到两种供需矛盾：绝对—相对。这里不能展开。
[32] 理论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的条件有大量研究，但这似是在已经存在市场经济的前提和范围内的研究，这方面的简明而有说服力的评论，可见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但本书这里所讨论的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问题与之不同，是指市场经济能否成立和存在的前提条件，缺乏这些条件，市场经济及其机制就难以确立。
[33] 要完整理解引文的含义，一定要查阅原作者的全话，甚至需要对相关内容进行融会贯通式的思考。这里为了节省篇幅，不能过多引用全文，建议读者查看原著。
[34]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57页。
[35]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11页。
[36]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97页。
[37]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97～98页。
[38]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10页。
[39]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48页。
[40]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39页。
[41]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85页。
[42]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48页。
[43]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379页。
[44]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211页。
[45]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211～213页。
[46]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214页。
[47]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216页。
[48]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219页。
[49]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94～197页。
[50]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36～137页。
[51]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43页。
[52]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44页。
[53]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46页。
[54]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62页。
[55]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79页。
[56]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79～180页。
[57]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251～252页。
[58]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346页。
[59]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349页。
[60]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366～367页。
[61]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378页。
[62]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19页。
[63]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246页。
[64]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58～59页。
[65]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55～156页。
[66]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87页。
[67]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5，第359页。
[68] 即李嘉图著名的“葡萄牙葡萄酒与英国毛呢交换”的说明，详见〔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113～115页。
[69] 〔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第227页。
[70]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7页。
[71]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5页。
[72]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378～379页。
[73]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376页。
[74]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380页。
[75]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380页。
[76]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381页。
[77]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382～383页。
[78]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383页。
[79]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387页。
[80]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389页。
[81]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389页。
[82]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389页。
[83]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390页。
[84]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392页。
[85]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396页。
[86]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399～400页。
[87]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411～413页。
[88]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424页。
[89]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413～414页。
[90]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420页。
[91]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第421页。
[92]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5，第379页。
[93] 罗伯特·艾尔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管理学和环境科学教授，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最著名和富有创见的批评者之一。
[94] 〔美〕罗伯特·艾尔斯：《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第213～214页。
[95] 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马歇尔的研究可参考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三、四篇，商务印书馆，1964。
[96] 〔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第199页。
[97] 〔美〕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第5～6页。
[98] 夏明方：《近代华北地区的环境变迁与农村市场——关于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一个修正》，《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2000，第153页。
[99] 夏明方：《近代华北地区的环境变迁与农村市场——关于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一个修正》，《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2000，第153页。
[100] 〔美〕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第47页。
[101] 夏明方：《近代华北地区的环境变迁与农村市场——关于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一个修正》，《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2000，第154页。
[102] 〔美〕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第52页。
[103] 〔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中译本前言。
[104] 〔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10页。
[105] 〔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14页。
[106] 〔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14页。
[107] 〔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15页。
[108] 〔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16页。
[109] 〔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28～129页。
[110] 〔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29页。
[111] 〔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31页。
[112] 〔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33页。
[113] 〔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46页。
[114] 〔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251页。
[115] 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第390～392页。
[116] 林毅夫：《发展经济学3.0》，联合早报网，2012年6月20日。该文还提道：二战后的后殖民时期，主流的发展模式是一种结构主义模式（structuralism）：目标是把贫困国家的产业结构改变得与高收入国家的相似。一般上，结构主义者会建议政府采取进口替代战略，通过公共部门的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我称这为“发展经济学1.0”。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取得了初期的投资导向型成功，紧随其后的却是重复的危机和停滞。接着，对发展的观点转变成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私有化、自由化及稳定化把发达国家已建立起来的理想化市场体系推介到发展中国家，我称这为“发展经济学2.0”。华盛顿共识改革的结果最多也只能说是具争议性，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将20世纪80、90年代描述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失去的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