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世界各经济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适宜的货币政策。诚然，造成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以资产价格泡沫和信贷过度扩张为特征的金融失衡，同时，金融失衡不仅仅存在于美国经济中，也存在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以及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中；然而，各经济体在危机的救助过程中，再次使用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措施，不可回避地，这些举措再次埋下了新一轮危机的隐患。因此，我们确实需要反思：以价格稳定和货币增长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在金融失衡，甚至是危机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应如何对其进行改进以尽可能地避免危机的重演？

世界主要经济体金融失衡的加剧-缓解，以及危机的爆发，似乎与经济周期性波动相伴而生形成金融周期；同时，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与其反周期的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有效性也必须依赖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因而，厘清货币政策的传导机理对于熨平经济和金融的周期性波动、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Bernanke等学者提出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机制与货币政策传导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被学术界公认为打开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黑匣子”。时至今日，其理论对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正如本书作者杨达博士指出的：“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货币进入经济体系的形式、渠道，以及对经济的影响程度，都可能大不相同。因而，建立在成熟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未必适用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我们对于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研究应立足于转轨时期具体的经济与金融环境。”针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书是杨达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作为他的导师，难免有偏爱之情，但客观地讲，我认为本书对转轨时期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效应研究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非常值得肯定。本书在充分理解现有货币政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对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必须考虑我国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及现有理论的不足；并从我国转轨时期资本市场发育不足、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信息不对称、要素价格扭曲与信贷市场不完全等货币政策传导的外部环境的分析入手，深刻地揭示了我国转轨时期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下货币政策理论传导机制弱化与不完全信贷市场下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扭曲的形成机理；在此基础上，基于微观主体行为的分析，揭示了转轨时期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外部冲击的持续效应和扩散效应；同时，建立了包含六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运用现代计量分析方法，模拟仿真了不同政策组合方案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书中的探索和突破清晰而深刻地对我国长期存在“梗阻”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了阐释，并将金融结构、金融摩擦和货币政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本书理论结合实证的分析能够为我国如何把握货币政策调整的时机和力度，以及我国在后危机时期及未来的长期发展中如何改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提供科学合理的政策启示。

然而，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尚待补充之处，比如在利用DSGE模型模拟分析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规范分析中，将模型简化在封闭经济条件下，这种处理削弱了模型的分析能力；此外，在实证和规范分析中，没能考虑主要经济体间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令人欣慰的是，杨达博士在毕业后，选择在辽宁大学继续从事科研工作，不断扩展和完善自己的研究，其治学态度和取得的进展都非常值得肯定。

借此机会，祝愿杨达博士能够在本书出版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披荆斩棘，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

冯涛

201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