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思路

货币政策变动对经济体系的影响不仅广泛而且隐蔽，并且，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货币进入经济体系的形式、渠道，以及对经济的影响程度，都可能大不相同。因而，我们对于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的研究，不能直接套用以成熟市场经济为背景的理论，而应立足于中国转轨时期具体的经济与金融环境。因此，我们首先对转轨时期中国经济与金融的具体环境进行分析。

中国是一个处于转轨时期的经济体，其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存在多方面、多层次的质的差异，其中，对货币政策传导环境最为核心和本质的影响在于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以及要素价格扭曲和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等转轨时期的特殊因素。我们认为，一国金融结构的内涵不仅在于该国企业外源融资中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所处的相对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在完成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全过程中所体现的功能差异。在这一过程中的差异既体现为事前动员储蓄的不同，又体现为两者在风险分担、信息处理以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上的差异而导致的事中资源配置的选择依据不同，也体现为事后确保资源配置的目的不同。同时，转轨过程中我国的信贷资金成本长时期处于一个低水平状态，使得信贷资金对其他要素配置具有引领作用，信贷资金的可得性决定了企业投资意愿能否实现。因此，我们在分析转轨时期货币政策传导环境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制度、信息不对称、信贷市场结构、贷款规则和惯例等贷款决策的重要内生变量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将抵押品限制这一贷款规则内生化于局部均衡的理论模型中，分析其对企业融资和投资行为的影响，从而分析其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微观主体的理性选择行为与宏观经济效果的关联，从而揭示转轨时期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形成机制。

首先，从理论上揭示转轨时期货币政策传导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形成机制之后，我们运用转轨时期的实际数据和计量经济模型对形成机制在我国的存在性进行实证检验，为理论分析提供经验性支持。

其次，我们从局部均衡分析扩展到一般均衡分析，构建包含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并对模型的适用性进行检验。

再次，我们将符合我国实际经济运行特征和机制的DSGE模型作为政策评价和经济预测的工具。通过政策模拟实验，本书对改进后的货币政策调控效果进行量化分析，为货币政策框架的改革提供科学的量化依据。

最后，在理论分析与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转轨时期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