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形势下党化解“四种危险”的紧迫性

综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能够在战胜危机与考验的基础上，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是党的制胜法宝与生存发展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①“四种危险”对政党形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执政地位巩固产生了消极影响。新形势下化解“四种危险”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四种危险”的主要表现

新形势下化解“四种危险”，首先要弄清“四种危险”的具体表现，存在于哪些领域和层面，反映在哪些方面和环节，并且需要厘清“四种危险”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评估出现系统性危险的可能性，这样才能够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呈现危险状态、预判危险结果，最终才能找到化解途径。

一、精神懈怠危险的突出表现

对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来说，精神懈怠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的现实危险。精神是一个人信念、勇气、意志、韧性的综合反映。所谓“精神懈怠”，就是说一个人失去了信念、目标、动力和昂扬的斗志。“精神懈怠”反映的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工作作风和精神状态问题，表现为理想信念缺失、宗旨意识淡化、责任意识不强、工作落实不力、组织纪律松散、法治观念淡薄等。从创业之初的“聚精会神”到新阶段“精神懈怠”危险的出现，是令人警醒的首要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极具传染性，如果不能及时化解，很有可能会愈演愈烈，“可能会导致精神崩溃的危险”①，最终演变成全局问题。

（一）信念动摇，滑坡跑偏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严重的滑坡。”理想信念是党员思想的“根”与“魂”，信仰松动、滑坡跑偏，就一定会出大问题。然而，个别党员面对新形势，头脑中缺少“定星盘”和“压舱石”，政治定力不强，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偏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认为共产主义遥不可及，对远大理想心存怀疑。在调研中，这种消极表现在不同党员群体中都占有一定的比例，平均在17.3%，其中有三个群体表示认同，其比例超过30%。一是非公企业中的部分党员，重利而轻义，个别党员入党动机不纯洁，认为共产主义不过就是空的政治口号。二是农村中的部分党员，更注重于眼前实惠，故认为共产主义和自己关系不大，甚至个别人认为入党后工作要带头、经济上没甜头、政治上没奔头，根本也没啥当头。三是高校中的部分学生党员，不能够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仅仅为了公务员招考或者就业升学等目的递交入党申请书，共产主义的信念仅仅成了落在纸上的理想与承诺，甚至极个别学生党员在互动交流中流露出对目前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担忧。

第二，求神问鬼，热衷于算命看相、烧香拜佛。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头脑中一旦失去了科学理论的武装，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犹疑，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沉渣糟粕就有可能乘虚而入、攻城略地。例如，个别党员领导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安慰，热衷于搞封建迷信活动，遇事不是“问计于民”而是“问计于神”，追求旁门左道。典型案例是党的十八大后落马首虎李春城。2014年4月，中纪委网站通报，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李春城是党的十八大后落马的首个省部级官员。通报指出，李春城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造成国家财政资金巨额损失。李春城将家里老人坟墓迁往成都都江堰，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等花费千万元，在当地影响十分恶劣。

一些党员干部信仰的迷失和理想信念的“缺钙”，助长了一批臭名远扬的“大师”。这些投机者抓住了部分党员干部的求安或求升心理，用所谓的“镇妖石”“平安符”“转运石”“转运符”等，非法行贿买官，甚至摇身一变成为卖官鬻爵的政治掮客。

第三，面对重大是非问题，态度立场模糊，不敢发声亮剑。在大是大非面前是否能够站稳脚跟、稳得住心神是考验党员信念是否坚定的重要标志。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党员是非观念淡薄、原则性不强、正义感退化，在涉及党的领导权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等原则性问题面前态度暧昧、语焉不详、消极躲避、不敢发声，甚至故意模糊原则立场。

（二）骄傲自满，盲目自大

自满者败，自恃者孤。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写给郭沫若同志的信中曾经说过“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①。祸乱生于所忽，骄奢生于安逸，这是长期执政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极大考验。

第一，在成绩面前居功自傲，不思进取。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党员，清醒的自我认知、自我判断、自我反省、自我超越，都是不易做到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取得了一些成绩之后，容易忘乎所以，将“权力”和“能力”等同，将别有用心之人的阿谀奉承理解为群众基础扎实稳固，将集体的智慧和群众的努力最终都归功于自身。从无数案例可以看到，腐败分子的人生轨迹大都是从迷失自我、骄傲自满开始的，陶醉于鲜花掌声，躺在荣誉上图安逸，不思进取不想奋进，最终的结果就有可能是因盲目自大而违法乱纪。

一位厅官的自我迷失

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的刘洪涛一直是周围人眼中的“专业精英”，曾在许昌市、河南省科学院、河南科高产业集团、河南省住建厅等党政部门和大型企业工作过。2014年5月，刘洪涛接受组织调查，在他的忏悔录中有这样一段话：“随着职务的提升、地位的变化，头脑膨胀，骄傲自满情绪越来越严重，架子大了，我行我素，把党的要求、组织纪律放在一边，当作耳旁风，遇事不讲原则，全凭个人好恶。”他也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往，但是一旦在成绩、荣誉、诱惑面前慢慢迷失了自我，最终就只能是向违法乱纪的深渊滑得越来越快。2016年1月，刘洪涛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资料来源：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

第二，眼界不够宽广，看重名利得失。古人云：“钓名之人，无贤士焉。”个别党员干部没有博大的胸襟，缺少宽广的眼界和长远的认知，醉心于沽名钓誉。总盯在能“出彩”“出风头”“出政绩”的工作上，看重个人进步和名利得失，遇到“上不了电视”“领导看不见”等麻烦琐碎的任务则是能躲就躲、能拖就拖、消极应付，一旦工作出现问题，总是从客观上找原因，不愿从主观上做检讨，怕担责，怕影响仕途。

第三，刚愎自用，不能从善如流。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在得到提升或重用后，很快被一些场面上的“好话”和“夸奖”（例如“德高望重”“能力超凡”“出类拔萃”“年轻有为”等溢美之词）所包围。场面上的好话听多了，奉承听顺了，逐渐染上了听喜不听忧的毛病，变得不能正确评价自己，有些自信过度，好像升官就长了学问，本事就大了，慢慢变得武断专横、目中无人，难以听进不同的声音，不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

（三）庸懒散软，进取不够

庸懒散软表现于工作责任心，但主要反映的是一个党员的权力观、事业观。调研中发现，在部分党员中存在精神空虚、庸懒散软等享乐主义倾向，奋斗精神退化了，作风表现懒散了，群众威信也就下降了。

第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有的干部不愿学习和思考，也不做调查研究，工作思路不清、办法不多、效率较低、业绩平平；有的干部自由散漫，精神状态松懈疲沓，上班迟到早退，热衷于搞个人的事情，不参加集体活动，表面上看是工作作风的问题，实际上反映的却是领导干部的事业观问题。

第二，担当不足，遇到困难和挫折就垂头丧气。一些党员遇到问题怨天尤人，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就是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不想办法；还有一部分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就是“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当先进太累，当后进挨批，当中游最美”，缺乏走在前、做表率的责任与担当。

第三，甘于中庸，搞实用主义。部分党员干部热衷于“厚黑学”和“潜规则”等，庸俗化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习惯按照“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信条来办事，“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惯性思维无法破除，不愿意扛事担责，更不愿意做在他们看来加班加点、伤神费力的事。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干工作缺乏敢于直面难题、大胆探索的精神，安于现状，甘居中游，乐于平常，怕出头、怕担当，缩手缩脚、畏首畏尾。更有一些党员干部只是知道跟着上级的通知走，跟着领导的指示办，不善于开动脑筋，习惯于论资排辈，沉醉于“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第四，一些党员干部缺乏韧劲，不能吃苦。不愿做默默无闻的老黄牛，还想干出高人一等的工作业绩、得到社会的认可；一些党员心理比较脆弱，顺境中信心百倍，一旦遭遇批评、责备和挫折就丧失信心、萎靡不振，没有“甘当孺子牛”的气概和胆略。

（四）因循守旧，创新不够

创新不足、按部就班、因循守旧思想的产生，原因是存在不能与时俱进的思维定式，而说到底根源还是党员干部的整体精神状态问题。精神振奋不足、激情活力不够。

第一，按“成功套路”出牌，不愿意变化。一些领导干部在取得了一些成绩、总结出一些经验后，就按着以往惯常的“成功套路”进行工作。殊不知取得的经验、获取的成果不可能一劳永逸，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往的某些成功的做法想法有可能成为束缚发展的条条框框，不加以区别、不加以总结地一概照搬，就有可能适得其反。

第二，按“规定动作”办事，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样的党员领导干部，遇到事情，只求因循守旧、不搞出乱子就行。所以只有“规定动作”没有“自选动作”，很少想如何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去寻求创新的工作思维与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

第三，不注重研究新情况、寻找新对策。一些党员干部不能够积极主动了解国内国际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很少把本地区本部门本岗位工作置于国际国内的大局中来进行思考、判断、比较和整体谋划，缺乏创新意识，干工作四平八稳，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够。

二、能力不足危险的突出表现

能力不足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直接危险，是指面对长期执政、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和外部环境的严峻考验，部分党员干部能力欠佳，不能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会协调阶层利益和冲突，不能科学判断和应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更缺乏引领地区和部门科学发展的能力。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针对具体实践中显现出来的党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等方面能力的明显不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相比，与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比，党的领导水平与执政水平、党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作风都还有不小差距。”①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明确了“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是党的建设主线之一，要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可见，执政能力问题对于社会稳定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影响深远，如果不能提升，会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党的执政能力是通过党员个体的能力素养来体现的，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是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重要基础。但是，在调研中也发现，个别党员干部缺乏能力危机意识，没有“本领恐慌”观念，提高能力素质、化解能力不足的紧迫感不强，不喜欢读书学习，不进行调查研究，不善于思考总结；或者不善于处理工学矛盾，不挤时间读书学习，在工作实践中梳理、总结问题的能力不强，最终在政治能力、理论水平、专业素养、领导本领等方面出现短板和不足。

（一）政治能力不足

从政治学的概念出发，政治能力就是政治系统“用政治手段解决冲突的过程，也就是权力实施与贯彻的过程”②。从广义上来说，当政治系统的主角是政府与政党时，政治能力则包括建立科学的制度，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管理社会经济文化事务，等等。政治能力是衡量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主要取决于政治主体在维持政治秩序、促进政治发展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能力来说，对内表现为是否能够通过政治手段有效地进行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否有效地进行风险控制，是否有效地解决政治冲突，是否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是否有效地在法律的框架下推行各项公共政策；对外则表现为是否有效地建立外交网络，是否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是否有效地捍卫国家核心利益。

从狭义上理解，政治能力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把握方向、执掌权力、调配资源、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政治能力是领导干部的第一能力”③，对于职位越高、位置角色越重要、面对矛盾越复杂的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能力的要求层次也越高。可以说，政治能力既是旗帜鲜明讲政治的内容，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原则和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又是讲政治的总体原则在识别力、判断力、分析力、驾驭力上的集中体现，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从全盘大局观察形势和看待问题。

第一，欠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程度、加大对外交往力度的大背景下，部分党员干部头脑不够清醒，不善于从政治上判断、思考和处理问题，对敌对势力的煽动利用不敏感。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埋头于经济建设和其他日常事务，政治意识淡漠，忧患意识缺乏，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敏感，对关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平发展的一些负面事件和言论放任自流。

第二，欠缺清醒的政治鉴别力。政治鉴别力是“从政治的角度分清是非、辨别善恶的能力。在我国特指能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觉抵制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的能力”①。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对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立场不够鲜明，存在模糊认识。甚至个别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说三道四、捕风捉影，编造和散布不负责任的言论。

第三，欠缺大局意识，不能从全局的、集体的、长远的战略视角思考问题。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在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问题上，缺乏系统和全盘的思考，就事论事，格局偏小。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在国家利益、地区利益、单位利益、部门利益面前，分不清轻重缓急、不识大体，不知道什么是当务之急，不知道什么是要处理的主要矛盾，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本位思想严重，仅谋一地一己之利。还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当前局部利益和未来全局利益之间的取舍中，出现“短视效应”，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寅吃卯粮，忽视了长远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例如祁连山生态破坏问题所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组集中通报了祁连山局部生态破坏问题。作为中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黄河水源地保护、高寒地区多样性动植物基因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甘肃省部分市县忽视生态保护，单纯强调财政增收，导致小水站项目陆续上马、探矿采矿无序进行、掠夺式的放牧加剧了草原退化、旅游开放项目未批先建等严重问题。生态安全屏障“黑洞”所暴露出来的不仅是部门党员领导干部急功近利的政绩观问题，更是忽视政治能力建设、不顾大局的重要表现。最终，包括甘肃省副省长杨子兴在内的多名党政官员被严肃问责。

（二）理论水平不高

广义的理论水平一般指人们通过学习与实践所积累形成的理论知识储备，以及将理论观点通过语言、文字、具体事务解决等方式表现出来的能力。而狭义的理论水平就是指个人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稳定态度。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平主要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制定路线、出台政策以及推动实践的能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共产党人的基本功和必修课，尤其对于领导干部而言，理论功底的薄厚、政策水平的高低、文化底蕴的深浅，影响到决断力、前瞻力、洞察力。理论水平是领导干部的智慧之源、能力之基、立人之本、人格之魂。党员理论水平不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理论功底不够深厚。缺乏科学理论武装，尤其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宏观思维能力、政党执政规律的系统学习和掌握，没有做到真学、真信、真懂、真用，不熟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和最新成果，不能很好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判断和处理好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以致在工作中无法科学准确地做出决策。

第二，政策理论水平不高。对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布局缺乏全面、系统、准确的把握，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得不深不透，导致思想上的片面性和工作方法上的简单化。党的十八大后，主要表现为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重大理论创新的认识流于表面，没有结合时代特征和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没有把握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及核心要义，导致在具体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对于政策的执行打了折扣。

第三，文化底蕴根基较浅。文化素养和底蕴是领导干部的“德性之源”①，积淀深厚的文化素养对领导干部道德水平的提高起着关键的作用，是推动“官德”建设的重点。但是，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缺乏政治学、哲学、管理学、法律、科技、文化等相关知识，缺少文化底蕴的支撑，会对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决策水平提高产生较大的影响。

（三）专业素养不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职业精神、专业能力和敬业品质便成为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必须培养的重要品格。工匠精神不仅是严谨、专注、敬业的精神，更强调的是工作中的信仰，绝不会浅尝辄止，更不会敷衍应付，以最专业的态度和素养追求细节的完美。党员干部的专业素养主要是指党员干部在具体岗位上的业务能力，以及履职需要的相关技能掌握状况。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涉及党务开展、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也对专业化、精细化、规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都要求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具备系统的知识结构、较高的业务水平和突出的治理能力，真正做到科学化管理。专业素养不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学习专业。“把专业人员培养成党员、将党员培养成行家里手”是很多地区和部门提出的党员教育和人才培养理念。为了全面提高党员的专业能力，各级党组织都强调通过专题学习、学者授课、考察观摩、交流研讨等方式来实现。虽然途径多样、手段丰富，但是仍有一些党员干部抓不住工作要点，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安于现状，被动应付。

第二，不提高业务。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推动实践的能力不足，无法将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切实的工作实效。还有一部分党员干部对业务中出现的新情况不做整体和客观的分析，不针对新情况做业务调整和理念转变，导致工作效能停滞不前。

第三，不创新方法。部分党员干部想当然，凭老经验、老套路解决问题，不愿意接受新知识、新理念、新技术，整体的理念思维和方式方法滞后于时代发展，尤其是45～60岁的干部，非常愿意学习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比重仅为19.7%。

表1-1 是否愿意主动学习对工作有帮助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的调研情况

数据来源：针对宁夏回族自治区、上海市、山西省的问卷调查。

（四）领导本领不强

领导本领是“建立一个合作的、高效率的集体”①之关键。身处新的发展阶段，在社会结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对国家和社会有更强大的领导力，才能最终同步实现“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②。

第一，政治领导本领需要进一步增强。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③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就是要集中精力，把方向、管大局，抓住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强调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调动各方面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但现实是，有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存在削弱、淡化党的领导的错误想法和做法，导致党在该地区该领域政治权威下降，无法整合各方面的资源与力量。

第二，统筹协调的领导本领需要进一步增强。近年来，随着整个社会对领导理念、领导过程及其决定因素的认识深化，能否做到统筹全局、协调各方成为检验领导者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因为社会的发展，利益多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利益相关部门和机构在数量上大幅增加，范围上不断扩大，加强协调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重要任务。但是，在推动改革创新和科学发展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党员干部的整体统筹协调能力不强，在遇到实际问题时，不能够保证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缺乏对“整盘棋”和“一张图”的驾驭能力。

第三，狠抓落实的领导本领需要进一步增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坚持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把雷厉风行和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起来，勇于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它需要的是全党的实干精神、奋斗面貌、狠抓落实的态度。但是，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未来、关系民生与疾苦、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一些重大政策的落实过程中，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是“雨过地皮湿”，只停留在口头或者做表面功夫，不解决实际问题，不触及问题症结，最终也难以取得实际效果。

三、脱离群众危险的突出表现

“脱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根本危险。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最可依靠的铜墙铁壁，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忽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将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和执政地位。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②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而言，人心向背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拥戴，甚至被群众所抛弃背离，执政党最终就会垮台。然而，近年来，党内确实存在着一些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及宗旨要求的脱离群众的现象。

（一）官僚主义，不愿意深入基层和群众

“官僚主义，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执掌公共权力的行政人员背离职责要求，片面追求其特殊利益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以及渗透于其中的思想观念的总和。”①它主要是指那种高高在上，唯我独尊，脱离实际，漠视群众，办事拖拉，敷衍塞责，不负责任，满足于官样文章，坐而论道，不干实事，只知发号施令而不进行调查研究的不良作风。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②可见，官僚主义是导致党群、干群关系疏离的主要原因，不愿意深入基层、深入实践、深入群众，势必会出现一系列脱离群众的表现。

第一，高高在上，不亲近群众。办事要人求，调研要人请，下基层讲排场、讲规格，搞调研走马观花，不愿与群众打交道，不愿深入艰苦地区解决实际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过：“过去基层干部是骑着自行车、戴着草帽下基层。近几年，许多干部小车进小车出，从家门到机关门，从会场到宾馆，同基层群众接触少，即使到基层也是前呼后拥一大堆人陪同，而且不会讲群众语言。”③一些领导在与群众交流时，仅仅问了“家里有几口人”“有没有什么困难”“收入怎么样”几个简单问题，之后竟不知该如何继续交流下去。习惯于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官话套话，而不习惯平等的、面对面的交流。其暴露出的实质就是一些领导干部对群众的感情淡薄，是脱离群众的表现。

而在调研座谈中了解到，个别党员干部存在不愿意、不敢直接接触群众的现象，不能够变“上访”为“下访”，不能够深入基层一线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老百姓反映特别突出的实际问题。并且，在QQ群、微信群建立之后，有些党员干部把新工具变成了偷懒的好掩护，通过网络布置工作、收集资料，而不是通过谈心谈话来掌握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盼、所求。

第二，盲目决策，脱离客观实际。盲目决策导致的劳民伤财也是官僚主义作风中的一种，存在此种问题的党员干部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为了显示自己的魄力与作为，盲目决策，损害了人民群众利益，也损害了党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在调研中，关于“您认为影响党群关系的主要原因有哪些？”的问题，贪污腐败、盲目决策、庸懒散软、官僚做派的认同率都在60%以上。“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大腿后悔，拍屁股走人”的政绩工程屡见不鲜。地方官员因为政绩而晋升，地方民众却并非真正的受益者，甚至变成政绩工程的受害者。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电视台曾报道多个国家级贫困县违规建造楼堂馆所的新闻。“奢华楼”和“贫困县”两个概念的叠加，立刻吸引了大批网友的关注，带给公众很强烈的心理冲击。在中央三令五申禁止修建楼堂馆所的大背景下，湖北房县违法占用基本农田，违规进行相关审批，改变土地用途规划，与中央的八项规定精神背道而驰，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第三，部分党员干部“官气”十足。有的领导干部特别看重会议的座次、接待规格和标准、工作生活的待遇配备等等，一定要显现出和别人不一样，一定要觉得受到了别人的重视。有的领导干部爱打官腔，甚至在语调、坐姿、穿着等方面都让群众觉得难以亲近。有的领导干部特权思想严重，无论是就医问药、出行用车、孩子上学就业等各个方面都要走捷径、搞特殊，甚至将生活琐事统统交给工作秘书，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甚至有些党员干部言语失范，说出了一些诋毁群众的话，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良影响，损害了党的干部队伍形象，降低了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

（二）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

形式是外在的表现，内容才是实质的体现。在具体的实务工作中，有点形式的东西是需要的，因为没有必要的载体和形式很难取得切实的效果。但是，如果为了形式而搞形式，或者说为了迎合个别人的偏好而在形式上大做文章，冲击了实实在在的内容，就是形式主义了。形式主义就是一种贪图虚名、不求实效的工作作风，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工作方式，不是把精力用在踏踏实实为人民谋利益上，而是热衷于搞表面功夫。当前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对群众关心的问题绕着、躲着、拖着，对上镜头出风头的事情争着、追着、捧着。有的领导干部抓工作抓业务不讲实效，不下大力气解决存在的客观问题和老百姓反映集中的难题，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讲，“难以给领导留下印象的事不做，形不成多大影响的事不做，工作汇报或年终总结看上去不漂亮的事不做。”①看起来活动是一场接着一场搞，总结汇编一本接着一本出，然而结果都是“客里空”，老百姓得不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第二，扎扎实实走程序，认认真真走过场。只讲原则，不拿办法；只要轰动，不计成本；只图虚名，不求实效。总而言之，就是假大空、空对空。表面如火如荼，实则一地鸡毛；看似动作不少，只是原地空转；自己乐在其中，群众苦在其后。有些领导干部应付场面偏多，习惯于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注重在过程中宣传造势，最后工作却不了了之。

第三，敷衍塞责，粉饰太平的情形仍然存在。近年来，基层党政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虽然有所改观，作风有所转变，但在调研中也有人反映，现在的情况是“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推诿扯皮的现象有所升温。部分党员干部对基层群众关心的事不够上心，热衷于应付上级、取悦领导，有心思对领导溜须拍马，无心思对群众诚实做事，总是以“请示”来推脱，以“报告”来搪塞，以“研究”来敷衍。

（三）漠视群众，宗旨意识淡薄

政党的宗旨和政党的性质与使命相关联，是决定政党本色与特质的主要因素之一。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始，就植根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沃土，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安身立命、发展壮大的根本宗旨。宗旨意识并非书面文章，有宗旨意识，才能准确把握“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才能始终摆正自己的位置，理清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才能把群众的伟大实践作为工作的动力源泉。时代在变，人民的期待也在变，宗旨意识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含，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宗旨意识需要人民检阅。宗旨意识淡薄与动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看不起群众，眼里没有群众，不能领会“只有你把群众放在眼里，群众才会把你放在心上”的道理，不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由于受官本位和拜金主义等消极负面思想的影响，一些党员干部将宗旨意识抛于脑后，口口声声称群众是“主人”，自己为“公仆”，可实际上经常颠倒主仆关系，高高凌驾于群众之上，对群众缺乏深厚的感情。

第二，漠视群众利益。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权力观发生扭曲，特权思想严重，未能做到情为民所系，对群众态度冷硬，对群众的疾苦置若罔闻；一些干部在工作中对群众不是热情服务，而是推责揽利，层层刁难，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不能做到积极排忧解难；还有部分党员只热衷于追逐权力，只热衷于谋取私利，做不到利为民所谋，对群众利益始终提不起兴趣，没有一点积极性，未能及时有效解决群众诉求，令群众产生许多不满。

第三，不能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和评价。有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怕担责，有畏首畏尾的倾向，在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时采取拖延、躲避等态度，导致党群关系紧张。而在群众评价评议的过程中，又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对群众的评价不往心里去，将群众的批评抛在脑后，对待群众缺少真心和坦诚。

四、消极腐败危险的突出表现

消极腐败的危险是党长期执政的致命危险。英国哲学家洛克指出：“如果统治者的行为不以法律为准则，不是维护人民财产和利益，而只是满足自己的贪婪和私欲，不论其行为理由正当与否，都是腐败行为”①。消极腐败与通常所理解的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等显性腐败不同，它“特指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不正确履行职责职权，在行使公共权力和配置公共资源等过程中不符合公职要求和不以追求公共利益为目标的行为总和，包括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纪政纪条规中没有明确规定属于违法违纪的腐败行为，或者没有明确规定惩处档次的各种腐败行为”②。它的外在表现不是具体的违法犯罪行为，如公款吃喝、铺张浪费、违规收礼、吃拿卡要、参与赌博、官僚作风、形式主义、奢靡主义等。消极腐败具有极强的复杂性、顽固性和隐蔽性，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执政环境的复杂多变而滋生的腐败方式和危险行为，严重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党的宗旨。

（一）小集团利益压倒一切，“圈子文化”盛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①虽然现代政治已经走上了良性循环的民主法治之路，但“圈子文化”的遗毒流弊至今仍未肃清。“圈子文化”对一些干部消极影响极大。

第一，人身依附关系仍然存在。有些党员干部依然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找“靠山”，架“天线”，对上级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大搞人身依附关系。而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偏偏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他们对下级颐指气使，把下属当“家臣”，希望下属唯命是从，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了旧社会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以至于官场上有句话说：“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这句绕口令似的流行语，折射出当下官场上某些官员热衷于经营小圈子的现实。圈子里的人互相照应、互相庇佑，却对圈子外的大肆排斥甚至打击，往往会造成窝案、串案、案中案、连环案，引发塌方式、系统性、抱团扎堆的集团化腐败，亦可称“圈子腐败”。

第二，在选人用才上，任人唯亲的弊端难以破除。在干部队伍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就是要反对任人唯亲。在中国这个乡土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任人唯亲”容易与亲朋故友相联系，就有可能形成帮派、宗派或集团。任人唯亲、拉帮结伙、互相串通、以权谋私，是导致事业失败的重要原因。

（二）铺张浪费的风气盛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中国整治公款吃喝、铺张浪费等现象由来已久。多年来，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禁令，相关部门对于公款消费尤其是吃喝消费的规定越来越细、越来越严，但吃喝之风屡禁不止。公款消费居高不下，在不少地区或领域，公款吃喝和公款宴请明显已经超出正常范畴，成为消极腐败的一个重要表现，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虽然2012年12月7日出台《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各地也因地制宜出台相关细则，但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情形还是处于高位。

表1-2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数据汇总

数据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党的十八大以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不正之风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公款大吃大喝禁而不绝，有的明知故犯，在公务接待中违规饮用高档酒水，有的弄虚作假，违规报销高档酒水费用，变换花样顶风而上。

（三）以权谋私、贪图享乐现象蔓延

以权谋私是指“运用本人掌管的某种职权为自己或自己的亲属谋取制度和政策规定以外的私利的行为”①，其本质就是权力的滥用。权力本身具有很多的可能性，党员领导干部掌握权力以后，可以权为民所用，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烦忧，也可以用来引导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公权力”向“私权力”的异化，是一个政党面临的极大危险。有的党员干部不能对照严以用权的标准主动查摆自身存在的问题，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或小团体谋取私利，贪图享乐、骄奢淫逸；部分党员干部对人对己采取双重标准，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做不到；有些党员干部自我放松、自我减压，不能自觉净化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工作圈，生活上腐化、道德上堕落。

黄兴国“忏悔录”所带来的警示

2017年1月4日，中纪委官方媒体通报，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原市长黄兴国被“双开”，在被通报的15项问题中，包括“封官许愿”“任人唯亲”“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上的影响获取巨额利益”“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其子谋取私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等严重的滥用权力行为，导致了该地区政治生态恶化。在黄兴国的“忏悔录”中，他讲道：“理想信念动摇，打自己的小算盘，出问题了，私欲膨胀。根本的原因，根子上是这个问题——丧失了党性原则，一步一步地放松自己，才走到今天。”

黄兴国的案例警示我们，权力越大，越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利益和欲望冲昏头，最终成为权力的奴隶，被贪念和欲望所吞噬。

资料来源：中纪委网站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利益，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入党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以权谋私涣散党心，同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必须受到最严肃的处理。

第二节 “四种危险”的主要危害

作为一个在拥有14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长期执掌政权、领航前进方向的执政党来说，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各种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考验、阻力和矛盾。立足全面从严治党的大局，“四种危险”中的任意一种危险都会严重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损害党的形象、制约党的治理能力的提升、动摇党的执政地位，是“四种危险”带来的最严重危害。

一、损害党的形象

政党形象是政党“在民众中的被认知和被认可的程度，直接体现政党合法性的程度”①。政党形象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概念，是政党整体实力的重要体现，是政党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政党纲领、政党路线、政党方针政策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体评价和认定。政党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笔雄厚的无形资产，形象的树立关系着政党的兴衰存亡。老百姓对于一个政党的认识，往往并非源于其理论和纲领，而是源于政党形象。这其实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由表及里、由浅到深的认知过程。可以说，党的形象是比较稳定的能够反映自身性质、宗旨和理念的整体精神风貌，是人民群众认识和评价执政党最直接、最简便的途径。党的形象既包括作为抽象的党的行为表现，如整体的精神状态是奋进还是懈怠，执政能力是强还是弱，与群众的关系是紧密还是疏离，腐败问题是突出还是已被遏制，等等；也包括具体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表现，如理想信念是否坚定、能力素质是否过硬、联系群众是否密切、拒腐倡廉是否能够做到自觉等等。就像越南人一般将腐败分子称为“内寇”，将腐败现象称为“国难”，腐败不除，国难不已。②综上所述，政党的形象，对于切实提高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权威，对于增强群众对政党的认同和情感，对于增强政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意义重大。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其先进性和为民服务的光辉形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从而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党的十九大提出，牢牢把握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就是要抓住保持政党纯洁性这个永久课题，全面塑造政党的纯洁形象，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以实际行动树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形象。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在意识形态领域纷繁复杂的形势中保持政党的思想纯洁，不为杂音噪音所扰、不为困难风险所惧；在经济社会多元化的格局中保持组织的纯洁，把各方面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保持政党的作风纯洁，增强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和使命意识；在存在多种诱惑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政党的清正廉洁，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始终严明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全党上下步调一致、奋发有为的强大合力。著名学者桑玉成将此总结为三个方面的特点：“始终坚持塑造和维护党的改革开放及勇于创新的形象”“始终坚持塑造和维护党不懈追求人类崇高精神文化与价值的形象”“始终坚持塑造和维护党为人民服务的形象”①。

党的形象不是喊出来的，是真抓实干出来的。维护、提升并塑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形象，必须重申并明确政党的价值导向和行为取向，必须从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以强化政治领导力，必须坚决消除一切影响政党形象的消极因素。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多种因素交织的背景下，“四种危险”的具体表现，如一些党员干部放松党性修养，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抹黑了党的形象；还比如假公济私、挥霍无度、封妻荫子、任人唯亲、买官卖官、形式主义、漠视群众等现象的存在，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更伤害了群众情感，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四种危险”的存在对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极大地损害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

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形式，积极宣传党的创新理念和智慧方案，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政党自信的彰显，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塑造自身形象的过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必须兼具勇于创新、本领高强、亲民爱民、清正廉洁、自我革命、积极进取等诸多要素。政党形象的主动塑造过程中，必须首先克服“四种危险”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党的建设新要求塑造新时代的政党形象。

二、制约党的治理能力提升

2013年，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①。以前的国家治理体系确实存在着法治理念、市场地位、多元共治难以落到实处的弊端，导致各种利益盘根错节、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改革面临着“三个不得不突破的关口：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②。

如何理解政党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作为掌握着执政资源的中国共产党，推进自身改革的坚定意志、系统化的方略布局、强有力的推进措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国家政治生活的平稳健康运行为政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和实践根基，但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需要依靠政党的良性运行来推动和引导。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如果没有政党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做基础和保障，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良性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同时也给新时代政党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要求政党自身治理体系一定要具备现代性，政党治理能力要不断提升。所以说，政党治理能力的提升蕴含在全面深化改革之中，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执政党实现科学执政和长期执政的制度保障。科学而又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有助于提高执政党的治理能力；政党治理能力的提升又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实际效能。然而，处于“深水期”和“攻坚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面临着突破利益固化的严峻挑战，“四种危险”所表现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不仅制约着党内民主的实现，侵害了党员的主体地位和党员权利的实现，阻碍了政党治理科学化和规范化的推进，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政府和市场的正常运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阻碍。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也必须看到，“四种危险”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政党治理能力的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动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作为掌握着充沛执政资源的执政党”①，其必须拥有更强烈的愿望诉求和更坚忍的意志品格，要有推进改革的坚定信念与必胜决心，拿出系统化的改革方略和强有力的执行举措，保证能够化解“四种危险”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确保政党治理的实效性。

三、动摇党的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并得到巩固的，它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取决于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否能够准确客观反映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并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于党的执政活动和执政成效是否能够获得群众的满意评价，等等。也就是说，一个执政党是否能够长期执政，并不完全取决于它的主观愿意。大量事实表明，任何一个执政党，不管它的资格有多老，执政时间有多长，过去有多么强大，如果丧失了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漠视人民利益，甚至蜕变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最终都会导致失败。苏共在连续执政74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连续执政71年后走下历史舞台，有存在于外部的压力和挑战，但是内因，即自身治理的困境是最根本的因素。

苏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其在美苏争霸中所建立起来的国际威望，逐渐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转变为苏联共产党内严重的特权思想和骄傲自大的风气。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官员的特权

（一）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上百万卢布。凡是风景胜地，几乎都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二）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在特供商店能买到各种商品。

（三）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制度。官僚阶层的子女，凭借父辈的特权地位，能够轻易地进入最好的大学。

（四）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生享用。特权阶层的子女大学毕业后可以进入最优越的部门，并很快走上权力岗位。

（五）特卫权。特权阶层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都由政府提供，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数千万卢布。

（六）特支权。高级官员在国家银行开有“敞开户头”，可以不受限制地随意提取款额。①

除此之外，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特权阶层还有一些隐性特权，如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给总书记的礼品都被认为是正当的。“苏联特权阶层趋于稳定化和扩大化。”②而在这一时期，严重的形式主义更在考验这个老党的自我净化能力，“正如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沉痛总结道：理论脱离实际、言行脱节左右了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党内、社会上普遍养成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风气。”③“重要的只有一点，就是要善于给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主义。”④这些弊端的出现导致很多党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断降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弱化，对这个政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力。虽然戈尔巴乔夫1985年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启动了相关的改革，但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来的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已是积重难返。这个政党在作风上僵化守旧难以突破，在组织上更是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已经无法掌握自身的前途命运。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的数十年间，墨西哥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拉美地区第二大经济强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墨西哥奇迹”。从政治上而言，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凝聚人心的作用，运用“革命民族主义”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摆脱了长期盲目追随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走出了一条崭新的自主型的发展道路。然而，最终它没有能够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丧失了执政地位。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意识形态领域的经验教训

“革命民族主义”，曾经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高举的鲜明旗帜，它既能反映时代特征，又能准确体现当时墨西哥社会的主要矛盾，获得了民众极大的政治认同，为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奠定了坚实的执政基础。然而，在80年代末整个世界所谓的“民主化浪潮”中，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逐步放弃革命民族主义，最终将“社会自由主义”确立为自身的指导思想，引起了党员和群众的强烈反对和不满。虽然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曾经试图挽救颓势，但是强大的离心力已呈失控之势，2000年7月，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最终在大选中失败。对此，参议员埃尔·巴莱特指出，革命制度党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党失去了指南，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偏差，新自由主义的瘟疫在党内蔓延”, “将‘社会自由主义’强加给党，篡改党的原则，使党的力量削弱，与基层失去联系”①。意识形态凝聚力的丧失最终导致的是对执政合法性的质疑，是执政地位的最终坍塌。

资料来源：温敬元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研究》，社会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政党治理的关键，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点。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党员干部对执政环境、执政难题、执政风险和执政考验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也有个别党员干部滋生了麻痹懈怠、居功自傲、贪图安逸的心理，对党内存在问题的危害性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性没有清醒的认识。一旦错误的思想不加以克服和彻底改正，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戴，动摇的也将是党的执政地位。

第三节 “四种危险”的实质

在新的历史阶段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着眼于管党治党的新理念和新要求。“四种危险”的出现，就其表现而言，是党的自身精神状态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是党的能力本领建设与长期执政追求不相适应，是党的作风呈现状态与初心和使命不相适应，是党的纪律建设状况与执政党建设总目标不相适应。就其本质而言，“四种危险”折射出的则是党内政治生态的恶化、政党治理优势的式微和政党治理转型的困境。

一、党内政治生态的恶化

政治生态是一个领域或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综合状态”①，其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作风、觉悟等问题。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全国“两会”地方代表团座谈等场合多次强调“政治生态”的命题，要求“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吉林代表团的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指出：“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②宏观政治生态环境出现恶化，就很难避免在很多具体环节或者活动中存在种种问题。“四种危险”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内政治生态存在的问题，给全党敲响了警钟。

（一）党内政治文化氛围的涵养问题

党内政治文化是政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问题，是政党的精神结构。团结的、统一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昂扬的党内政治文化氛围有助于推动党的各项工作和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为提升党的领导和执政水平提供良好的条件。而涣散的、悲观的、消沉的、急功近利的党内政治文化氛围则容易滋生各种不良倾向和苗头。党内政治文化是政党的灵魂，它是一套协调执政党行动的价值、准则和信仰。假如党内政治文化氛围出现偏差，对整个政党精神气质、心态以及行动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经历了从萌芽到发展、从反思到成熟的发展历程，虽然形成了基于时代和历史需求的整体文化气象，但是存在于局部的消极懈怠、得过且过、悲观消极、好大喜功的现象，仍然是很多党内问题的思想性根源。

（二）共产党人的学风问题

学风是治学态度与方法的总称。“共产党的学风是指对党的基本理论的态度和研究基本理论的方法，是党风的重要内容。”①对于新时代的共产党人而言，学风问题是对待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方法的基本态度问题。学风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的党风，是关系到政党兴衰成败和事业发展壮大的重大政治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精神风貌，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可以说，克服“本领恐慌”也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之一。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党内出现了很多新的不良学风表现，如不思进取、浅尝辄止、唯书唯上、经验主义、思想僵化等等。这属于党内政治生态的范畴，没有了热爱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大环境和大氛围，能力提升和本领增强就无从谈起，能力不足的危险系数自然会上升。

（三）优良传统“过时论”的问题

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所不断培育和倡导的崇高品质、优良作风和精神风貌，其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坚持和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树立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至关重要。但是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的鼓噪和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煽动，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也成了被抹黑和否定的对象。有人说生活富裕了，所以艰苦朴素和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过时了；互联网时代到了，深入基层了解社情民意过时了；和平和发展是主流了，再提战斗力、凝聚力和爱国主义就是过时了；等等。一旦形成“过时论”的文化氛围和生态环境，对于党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导向都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四）党内政治生活的不良倾向问题

“党内政治生活是政党日常运行的各项政治活动的总称，是党的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党内组织体系、决策活动、政治关系、行为状态等，都是党内政治生活关注的重点内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途径和重要要求。相反，庸俗化、平淡化、随意化则是党内政治生活的“腐蚀剂”，如政治要求和理论学习流于表层，同志之间多栽花、少栽刺，不敢触及深层次矛盾，不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圈子文化和码头文化盛行；等等。

二、政党治理优势的式微

恩格斯指出：“要使无产阶级在决战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的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激荡的历史潮流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正是因为其拥有别的政党所没有的制胜法宝与成功之道——坚定的理想信念、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要求、严明的纪律形象、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改革创新的自我革命精神，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挑战与风险中制胜的政党治理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一些政党治理优势会愈加凸显出来，而另外一些政党的传统治理优势会因为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逐渐式微。

（一）使命担当缺失

忠于人民的坚定使命感是推动个人发展和政党前进的不竭动力。马克思主义政党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彻底消灭剥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根植内心的共产主义梦想是一代代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的根本原因。但是，不可否认，使命感的强弱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有所不同。往往在民族危亡之秋和国家危难之际，共产党人的使命感会被特别地激发出来。“多难兴邦”说的就是这样的道理，艰难险阻中，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都会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而在和平年代，各种凶险和变数容易被忽视，没有“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的忧患意识，最终就是使命担当的缺失。

（二）创新活力下降

如何保持和拥有创新活力是所有政党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也是政党治理的主要目标之一。综观世界上一些能够长期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政党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做法，尽管措施各不相同，但顺应变化、因势利导革新组织，合理设置组织系统，调整组织原则，协调组织内部的各种关系，创新党的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激发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则是其共同做法。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生机和活力，更要加强党的建设，革新求变，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江泽民同志曾经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只有这样，党的思想理论才能引导和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①党的十七大在党的建设总目标中提出“改革创新”的重要理念，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立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十九大强调了政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对党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宣传模式、教育机制、监督内容等进行调整和改革，最终将会对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政党也会慢慢失去生机活力。

（三）血肉联系疏离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首次将长期执政条件下的党群关系形象而深刻地表述为“血肉联系”。如果说党是强健的肌肉，人民群众则是为党提供能量的新鲜血液，失去了血液的滋养，肌肉是注定要萎缩的。党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战争巨大的危险和国民党强大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必须紧密联系群众、广泛动员群众，以获得最大的支持。但是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部分党员干部慢慢滋生官僚主义习气，忘记了权力的真正来源，忽视了群众这个最重要的力量，最终导致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渐渐弱化，血肉联系慢慢疏离。

（四）纪律意识弱化

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革命胜利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要原因。一旦丧失了先进性和纯洁性，政党也就失去了号召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列宁曾经强调：“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①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通过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多方面体现出来的，而纪律建设领域的清正廉洁被认为是先进性和纯洁性最重要的表征。严明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等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所在。但是亦不可否认，在一段时期内，个别党组织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少数党员特别是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存在纪律意识淡化，自由主义和分散主义严重，以致造成纪律涣散，甚至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丧失党性原则。

三、政党治理转型的困境

从中国政治发展的结构和规律分析，政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①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政党治理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也将党的自身建设摆在突出问题，并就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交出了时代的答卷。

（一）自我革命的难度

政党治理“主要是指政党出于自身的价值追求，在‘内需外压’的政治生态中，通过各种措施和方式对自身组织进行的不断优化和完善”②。管党治党的纵深推进和政党治理的转型，意味着部分党的工作部门之间要进行权、责、利的重新划分，意味着组织架构层级间互动关系的改变，意味着要冲破既得利益者的阻滞和僵化思想的桎梏，意味着一场理念和观念上的革新，这种“刀刃”内向的自我革命难度可想而知。就像曾经的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所讲：“二十大以来的政治经验表明，党已经不可能摆脱内在严重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危机。”③任何一个政党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强大惯性，打破惯性思维和固定模式，需要坚定的决心和强大的勇气。在以德治党与依规治党相结合的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都面临着管党治党思维转变的问题、突破传统理念束缚的问题、从宽松软走向严实硬的问题，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系统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内源性风险”出现的可能

通过关联分析和相关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四种危险”是内源性风险而非外部性风险，是系统性风险而非局部性风险或者偶发性风险。辨识清危险，才可能有效控制引发危险的因素。“内源性风险”是在化解“四种危险”中特别要关注的政党治理问题，它是因执政党自身问题而引起的风险，“如党自身的腐败，党在重大决策上的失误，党的执政业绩得不到人民群众的认可等。内源性风险是执政党一个最主要的风险源。一个执政党的下野一般都是由内源性风险造成的”④。也就是说“内源性风险”是战斗堡垒有可能被攻破的内部漏洞。江泽民同志曾引用唐代诗人杜牧《阿房宫赋》中的一段话告诫全党：“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据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而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①“四种危险”的出现，就是一场政党治理危机，在政党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党自身面临的严峻风险与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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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大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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