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强烈的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周易》中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精辟论述，《左传》中有“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的忧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中国古代文人思虑天下、初心不渝的政治责任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忧患意识既将希冀寄于未来，更着眼解决当下的困局危难，这样的忧国忧民情怀延续到近代，铸就了仁人志士胸怀天下的责任与担当。

人讲安身立命，国有兴衰存亡，政党也是在不断的风险、挑战、阻力、矛盾面前，存忧患、有反思、促革新、求突破。自身的发展壮大和执政地位的巩固是执政党的重要任务，一个政党要能够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必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建立良性的互动。从这个角度看，清醒的防范意识与政党发展紧密相连。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成绩面前必须始终保持清晰的头脑，正确认识政党自身的新变化、国内环境的新特征、国际环境的新趋势。风险无处不在，唯有警钟长鸣才能行稳致远。《韩非子·解老》曰：“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发展无坦途，开拓多险阻。回顾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前进历程，在革命事业和执政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遇到了无数难题与阻力，面对极大的风险与考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苦难中奋进、拼搏与崛起，在发展壮大与坎坷磨难的并存中，形成了一些与当时历史条件相适应、能够成功化解风险考验的方式方法，如强调“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夯实基层组织，打造战斗堡垒”“作风建设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等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和法宝，党才能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次扭转历史性危机、在新中国成立伊始排除万难站稳执政脚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容应对国内外风潮、在60年代初带领人民共渡难关、在9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低潮中昂然奋起、在新世纪新阶段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及妥善处理自然和社会突发事件。

但是，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6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同时，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①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政党自身建设的“不适应症”不可避免地出现。如理想信念的动摇、执政能力的欠缺、宗旨意识的淡化、消极腐败问题的加剧等。一个政党的地位，并不来源于历史顺境中的成功，而在于其在历史逆境中具有化解风险的能力、直面矛盾的力量、自我革新的勇气。

这些问题是新时代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提出的重要问题，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内源性危险。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知而不改、故步自封，政党形象和权威就会不断被销蚀，只要科学应对、开拓进取、自我净化，最终会成为党自身建设、社会发展和创新向前的动力源泉，并使执政地位更加巩固。长期执政，就必须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铭刻于心，时时警醒，直面挑战，化解危险，克服党自身建设存在“宽、松、软”的问题，解决自身存在的软肋、短板和瓶颈，破解政党治理的时代难题。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带领中国人民相继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不断前进，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系统推进的过程中取得了全面的发展成就。但是，在收入分配、生态保护、教育公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党的自身建设等领域仍然存在着制约发展的严重问题，更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与新问题。

2009年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第一次提出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四大考验”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挑战是双重的，既有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要求，也有提高抵御风险和驾驭风险的能力要求。这是基于外部环境变化和执政地位巩固所提出的重要命题。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推进，党的建设状况总体而言是与党所肩负的伟大使命相适应的，但是也还存在一些不适应党的建设新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与宗旨的问题。胡锦涛同志在201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①2012年党的十八大，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了防范“四种危险”在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全局中的重要性。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强调：“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②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成就显著，“四风”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但是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深层次原因“树倒根在”, “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仍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严峻考验。从开启改革开放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全面深化改革，从突破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禁区”到触动利益“雷区”，建设伟大工程是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根本保证。直面“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是新时代党增强驾驭风险本领的直接体现，是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的重要要求。

化解“四种危险”的时代课题使得中国共产党必须思考如何在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中寻求执政使命的完成、执政根基的巩固，这需要的是壮士断腕的勇气、砥砺前行的能力、鱼水情深的优势、励精图治的锐气，更需要直面考验和危险的历史担当。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是一个有着在历史重要关头主动承担重任的、具有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变大、由弱变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有着强烈的危机感，能够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优势、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求不断进行自我革新和净化。“四种危险”正是针对现实情况从精神状态、能力素质、群众感情、作风形象四个方面，给全党的警示，就新形势下党面临的重要执政考验向全党敲响了警钟。

二、研究思路

治党理念转变和运行机制创新是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思路，也是化解执政风险挑战的必由路径。本研究以执政党建设相关理论为支撑，将研究视域集中于现实与实践，在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框架内分析化解“四种危险”的紧迫性，剖析并深入探讨“四种危险”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制度根源和体制缺陷，分析十八大以来化解“四种危险”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初步提出化解“四种危险”的机制创新思考，最终回归到政党治理的范畴，指出化解“四种危险”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政党的良好治理。

（一）相关概念界定

本研究涉及概念较多，很多党建领域的概念在学术界都有着明确的定义或者界定，但是有三个概念在日常运用和学术研究中存在不同见解，对此，针对本文的研究，笔者进行初步界定。

1．新形势

“新形势”是在中央政策制定和党建研究领域使用非常频繁的语汇，例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等，都出现了“新形势下”的表述。究竟什么是“新形势”？是以某个特定的时间节点划分，还是某种特殊的内外部特征来进行界定？这个内容在党内文件中一直没有明确。但对于新形势的深刻把握关系到能否准确把握“四种危险”的实质和化解“四种危险”的重大意义，有必要对概念进行梳理和分析。

李君如、严书翰等学者就此问题进行过探讨。李君如认为需要从五个方面来认识“新形势”，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新的历史起点、国内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党自身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①严书翰则认为，应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视角去理解新形势，国际形势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国内状况的“变”与“不变”。②总体分析，都是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动来进行描述。

韩庆祥等学者主要是从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系统性中去解读新形势。韩庆祥指出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类生产生活发展方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当代中国也处于大变革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我国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③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进程中遇到的现象集合即可称之为新形势。

笔者在参考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在本研究中主要将新形势限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世情角度，中国积极融于全球化进程，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全球治理中的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但是，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抬头，对中国的经贸战略产生了巨大的遏制力，也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较大的思想冲击，中国共产党如何进一步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保持奋发有为的状态，此为第一条。国情角度，随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是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中国共产党如何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成为新时代的“领航员”和“引路人”，此为第二条。党情角度，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要成果，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明显改善，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但滋生消极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中国共产党如何做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倡廉脚步永不停歇，此为第三条。这些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内外部状况构成了新阶段的重要特征。

2．机制

“机制”一词最早源于希腊文mechane，其英文是Machanism，是指机器运转过程中的各个零部件之间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联结关系及运转方式，也就是机器的构造与基本的动作原理。通常而言更通俗的解读是：机器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为什么由这些部分组成？机器是怎样工作的？为什么要这样工作？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机制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形式和运动原理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①。机制是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因为事物的运动和本质往往不能仅仅从线性因果链和它们的元素中得到解释，事物的运动和本质处在多重复杂关系中，而直接决定其性质的是事物的内在联系方式和原理。“机”是动因，“制”是约束，引申为探讨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的因果关系，是功能构造与目标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简言之，就是实现制度安排的路径和方法。从政党的角度分析，机制是一种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党组织或者政党行为的根本性的机构设计和制度运行。对于政党而言，既包括机构的改革，也包括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政策部署。

机制具有客观性、动态性、联动性、层次性等基本特征。客观性是指机制本身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反映事物客观规律和基本遵循；动态性是指机制存在于事物的发展运动中，总是朝着最符合客观规律和内外部整体需求的方向波动；联动性是指机制贯穿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事物的复杂过程中，每一个具体机制本身就是一个严密体系；层次性是指事物结构及运动的多层次性、交错性、复合性。机制有总体运行机制和局部运行机制之分，也有高层次运行机制和低层次运行机制之别。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首先推进中国共产党自身治理的现代化，“健全规范党内权力运行、维护党内生活和工作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①是政党自身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就意味着要建立长效稳定的治党机制，并通过大量具体的局部运行机制保证“四种危险”的化解。

3．创新

“创新”一词起源于拉丁语，它有三个含义：更新，创造新的东西，改变。创新作为一种理论，形成于20世纪。奥地利学者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第一次把创新引入了经济领域。他从经济的角度提出了创新，认为创新是一种生产函数，实现从未有过的组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创新”一词早已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延伸和拓展到了政治、科技、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引领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创新思维是指以新颖独创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通过这种思维能突破常规思维的界限，以超常规甚至反常规的方法、视角去思考问题，提出与众不同的解决方案。

中国共产党具有改革创新的政治品格。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进程，面对不同的形势和任务，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是一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不断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战胜各种政治的和经济的风险，不断取得重大的历史成就，就是因为始终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创新活力”①。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奥秘源于对全新事业的准确定位、对独特优势的准确把握、对不断创新的高度自觉。如何“建设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②，机制创新是重要的实现途径之一。

（二）研究的难点

目前在党建领域，研究政党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的文章很多，也提出了很多颇具建设性、具有可行性的创新思路。但是，本研究所触及的机制研究不同于一般的现象描述、总结归纳和经验提炼，更加强调对于实践探索的规律性总结和理论性提升，对于党建具体工作状况的整体认知和判断能力。

难点一：需要对大量的党建具体实践工作进行系统分类、分析和归纳，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化解“四种危险”中所采取的重要做法，以及所进行的机制创新。但是，由于调研地域和领域的局限性，调研结果运用的主观性等问题，都会影响对问题的理性客观判断。

难点二：政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四种危险”既是个体的，反映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在精神状态、能力素养、作风理念、拒腐倡廉等方面的状态，同时又是系统的，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系统性危机，具有整体性、涌现性等特征，如果仅停留于具体问题面前的具体运行机制创新，难以突破“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瓶颈。

三、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方法

本研究在对大量的文献、数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完成，与此同时，还结合典型案例研究和实证数据分析的方法，不仅对党建实践中的一些案例进行研究，也对“四种危险”在基层的具体体现及应对措施进行实地调研，通过第一手资料，以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为了突破视野的局限性而采取个案研究法。运用个案研究法作为探索途径，有助于分析和比较不同地区和领域面对相同危险时所采取措施的异同，形成对于问题切实的感受，从而获取基于丰富素材所形成的灵感源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全国各地差别很大。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大党，党员在各层级、各领域、各地区的问题表现差异也很大，运用个案研究法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具体问题，从而保证客观性，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客观地观察和研究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以及各项党建工作的开展；保证科学性，在选择调研对象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党的组织架构以及工作覆盖面；保证全面性，从“四种危险”整体去把握其本质，不割裂，不以偏概全。

表0-1 本课题选取的主要调研地点

（二）政治结构功能分析方法

政治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模式之一，它的特点是把政治结构当作政治分析的起点。政治结构是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是实现政治功能的要件。政治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重点是政治系统的功能分析，是政治系统的各个政治结构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政治结构功能分析方法“通过剖析政治结构和政治功能而揭示出政治系统运转的规律”①，为各种政治现象的本质分析创造了有利条件。

本文将政治结构功能作为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主要基于两个理由：第一，化解“四种危险”的机制创新，涉及对政党资源配置的问题，运用政治结构功能方法研究政治资源配置问题更加直观有效。第二，政治资源的配置、制度设计和安排，总是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功能，化解危机是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的组织目标，功能目标与制度运行之间如何互动，要依靠特定的理论模型与框架进行支撑，这也是笔者运用政治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

（三）政治系统分析方法

政治系统分析被认为是分析政治现象的重要方法之一。几十年来，系统论被作为一种一般方法论，被引入政治学研究。系统分析作为一门技术，已经逐步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有力工具。戴维·伊斯顿指出：“在系统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寻求到一种理性方法，借此把握最具综合性的问题，进而在其最一般的层次上打开政治生活的窗口。”①随着对政治系统分析法广泛而深入的运用，各国政治学家在政治学概念界定、政治结构分析、个案研究及一般模型的建构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为分析政治现象、解决实践问题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新方法、新角度和新思路。

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这“四种危险”看起来都是政党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但问题的产生却是内外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执政环境变化、全球化冲击、民族化浪潮冲击等外部因素影响，也有存在于内部的监督制约失灵、理想信念缺失等一系列问题。化解“四种危险”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本文试图运用政治系统分析方法，将“四种危险”置于系统分析框架内，考察“四种危险”作为重要的内源性压力问题输入，对党的治党理念、执政方略等所带来的影响。同时，进一步考察系统对“四种危险”所做出的反应——机制创新，以及这些机制在制定和实施中的效果分析等。

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政党建设主要是指政党出于自身的价值追求，在‘内需外压’的政治生态中，通过各种措施和方式对自身组织进行的不断优化和完善。”①对于“内需外压”型的问题和“环境—系统内部”“输入—输出”“输出—反馈”等政治问题，需要运用政治系统分析方法和系统论的观点来分析和给出具体的解决路径。

基于“四种危险”化解的政治系统模型要素分析

外部环境

进入新的战略机遇期和改革深水区，随着世情、国情和党情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的经济体制深刻转变、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利益格局深刻变化、思想观念急剧变化。改革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外部环境变动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与激荡，新的时代特征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风险、考验、挑战和阻力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新的执政环境。

输入

输入即为“压力源”, “输入一个系统的若干需求，会构成施加于该系统基本变量的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②目前存在于政党治理中的重要问题是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历史方位的转变也带来了新的管党治党难题。如长期执政可能会使部分党员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锐感知力下降，忧患意识不强。

转换

转换即政治系统在问题输入、组织特征和政党目标综合考量后所制定的创新路径。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严峻问题是化解“四种危险”；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特征就是强大的纪律观念和自我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直面问题本质，回应群众关切，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变化的内外部特征，保持高度的政党适应性，为整个政治系统确定新的治理理念、新的党的建设布局、新的工作重点。

输出

输出是政治系统为了实现其目标而使用的重要工具，也可理解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于输入的“四种危险”问题，输出的机制创新大致如下：化解精神懈怠危险的主要机制创新、化解能力不足危险的主要机制创新、化解脱离群众危险的主要机制创新、化解消极腐败危险的主要机制创新等。

当然，制度的执行在于人、在于组织。因为“任何团体的运作均离不开一定的组织机构，这是一切组织发挥其内在功能的必不可少的外在依托。政党也不例外。任何政党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和任务，大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从纵向看，政党的组织机构包括从作为神经中枢的中央组织到地方组织再到基层组织；从横向看，还包括各级组织机构的附属组织”①。所以，只有制度和机构的结合才是行之有效的机制创新，这就要求整合党内宣传、组织、纪检等部门的相关工作，使各种制度的落实有序开展。

反馈

系统输出有效并形成正反馈的主要标志应该包括思想纯洁、政治坚定、组织巩固、队伍团结、作风清廉等，也就是说，化解政党治理危机的标志是“四种危险”的程度减弱，影响先进性、弱化纯洁性的因素逐渐减少，造成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深层次根源性因素能够得到一定程度化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四）“善治”理论的运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治国理政重点领域、重点问题的深化改革作出了全面而系统的部署，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②。“治理”一词进入公报，折射出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的不断完善。其中透露出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推动全面改革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价值理念——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但同时，这也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寻找一条不断实现自我发展与完善的治理之路，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符合科学、民主、法治的要求，更好地领导和推动国家治理。

治理理论的代表人物R·罗茨曾经归纳了治理的六种形态：“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和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①一般认为，“善治”理念由世界银行首先提出，是其向发展中国家贷款的主导思想，意为“政治权力管理国家事务”，涉及内容广泛，主要包括：系统意义，即内部和外部所有政治经济权力的分配；政治意义，即从民主授权机制中获得国家的合法性和权威；行政管理意义，即有效率、开放、负责的公共服务体系和有能力的官员队伍。

尽管目前学界就“治理”的定义未达成共识，但就将其作为分析统治变化过程框架这一点来说还是一致的。其核心观点主要有：涉及集体行动的各机构之间的权力依赖，能力与权威使用之间的关系，新工具和技术的使用可以体现为建构和消解联盟的能力等。②从这些观点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善治理论回答了治理要素和善治目标之间的关系，强调了民主、制约、监督、规范等要素对于治理的有序化和常态化的重要作用，构建了对于“善政”的目标描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在中国，学者对治理理论寄予了厚望，将治理与中国的现代化构建、政治和行政体制演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关于治理理论的中国化阐释中，尤其是政府在治理中居重要地位的传统的治理模式亦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并最终成为推进政府善政的基本动力。

从这些观点和讨论出发，依据治理与善治理论，治理的核心目标——善治所蕴含的若干价值取向，不仅是衡量国家与社会关系优化程度的准绳，而且对政治治理同样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综合分析，作为善治的治理不失为政党突破自身发展困境的一剂良药，党的建设科学化所追寻的“尊重规律”“运用规律”与“善治”所寻求的“多主体”“依规律性”“权力边界界定”“程序公开”等价值取向趋同，为推动党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大国中长期执政的超大政党。治大国难，治大党同样不易。党员数量不断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党的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政党自身的管理、教育、团结、凝聚和巩固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更加繁重。同时，对于大党而言，由于其党员数量较多，组织规模较大，机构设置较为繁冗复杂，更有必要寻求一种科学、民主、有效的治理理念来维持政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需要继续保持强大影响力和稳固执政地位、治理着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发展中大国的超大政党来说，政党治理显得极其重要。而把治理与善治理论移植到政党治理上来，不仅在理论上为政党发展提供了一种较为新颖的理论范式，赋予治党理论以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也有利于发掘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超大政党持续稳定发展的新资源、新动力和新的治理模式。

（五）比较研究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

政党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研究的重点包括政党理论、政党活动、政党兴亡盛衰规律、政党治理方法、政党行为等等。“四种危险”是政党面临的重大风险和挑战，化解“四种危险”的机制创新研究是一个涉及政党治理、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研究课题，因此，本研究将运用党史党建、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对此问题进行全方位和多层次的研究。试图对“四种危险”的表现、危害、成因、应对等作一个立体、多维的透视，将宏观把握与微观探究有机地结合，以揭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化解政党自身治理危机的一般规律。

在多角度跨学科的分析当中，重点要用到政治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心理学是政治学研究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是从人的主观方面和心理活动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研究的基本方法。政治活动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不同于自然界机械运动和各种物理、化学现象。”①政治学从价值研究转向行为研究后，政治行为的心理基础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政治心理学关注在社会动荡、重大政治事件中，包括领袖人物、政治骨干和普通大众在内的人的政治行为心理因素。政治心理大多表现为态度、动机、性格、情感、倾向、成见、信念、风俗、习惯等，通常它是一种不系统、不成形、不深刻的政治意识。“四种危险”是各级党组织或党员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某种行为倾向，这种行为倾向与当前政治心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其关联性分析对于营造政治生态有重要意义。

四、基本框架

本文是一个综合性、整体性较强的研究项目，在推进的过程中，尝试用多维视角全景展开。将新形势下党如何化解“四种危险”作为本研究的关键，把“机制创新”作为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围绕“如何实现政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命题对整个研究思路进行设计。除绪论和结论外，本文主要由五章组成。

第一章“新形势下党化解‘四种危险’的紧迫性”。引入实证研究法，描绘分析“四种危险”的突出表现，旨在突出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着重分析“四种危险”的主要危害以及其对政党治理的深层次消极影响。

第二章“‘四种危险’形成的主要成因”。本章主要从外部环境、组织结构、社会文化、体制机制、治理困境等方面梳理造成目前中国共产党存在“四种危险”的主要原因。理性而客观的原因剖析是更有针对性进行机制创新探索的关键。

第三章“十八大以来党化解‘四种危险’的总体布局”。系统思维是新时期政党治理的鲜明标志，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顶层设计、整体筹划，以系统的理论与方法来应对系统性的危机，就是要坚持继承与发展、反思与借鉴、实践与创新，强调党建工作的突出地位，实现管党治党的全覆盖、从严从实抓责任落实。

第四章“十八大以来党化解‘四种危险’的机制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动力机制、意识形态引导管理机制、政党文化生成机制、党员长效学习机制、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利益表达协调保障机制、作风督查机制、廉洁自律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权力监督机制等。通过机制的创新探索，逐步形成了化解“四种危险”的政党治理模式，从“政党管理”到“政党治理”，将以德治党与依规治党相结合、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

第五章“新形势下党化解‘四种危险’的机制创新对策思考”。针对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新理念和新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而队伍建设、党管干部、作风转变、权力监督、风险防范、容错纠错是当前化解“四种危险”的重点和难点工作，必须要通过机制创新推动党的建设重点领域工作的开展，回应新时代党的建设新要求。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

①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2）.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

① 李君如．执政党遇到的“新形势”是什么？[N]．北京日报，2010-01-04.

② 严书翰．究竟如何认识“新形势”[J]．人民论坛，2010（11）.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22.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523.

① 向春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48.

① 奚洁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哲学[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296.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大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5）.

① 俞可平．权利政治和公益政治：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36.

①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

① 王韶兴．政党政治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235.

②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3.

① 王韶兴．政党政治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71.

② 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

① 刘德林，魏崇辉．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下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初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95.

② 参见王诗宗．治理理论及其中国适用性[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43.

① 房宁，赵会民．现代西方政治理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