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和少年

王庆同

我1936年10月出生于南京。次年秋，父亲在国民党政府广东省财政厅任科长，母亲为避战火，带着襁褓中的我回到祖籍浙江省嵊县（今嵊州市）甘霖镇，躲过旷世劫难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941年日本鬼子扫荡到甘霖镇（平时伪军占领，附近四明山有抗日游击队），一把火把镇上大部分房屋烧了。我家的几间平房，连同所有东西，被付之一炬。人躲着枪声逃进深山，幸得一户不相识的人家救助，才没有露宿野外，还有饭吃。母亲带着四个儿女（大姊、哥哥、小姊和五岁的我）住到几里路外的过村爷爷家。这年冬，不到四十岁的母亲在过村病故。只记得大姊（大我十一岁多）抱我（五岁多）坐到母亲床上，让我使劲哭，想把已咽气的母亲哭醒。我没有完成任务。随后，正在上高中的大姊筹措路费，我们兄弟姊妹四人于1942年春，从沦陷区（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的过村出发，历经磨难，时间长达数月之久，逃到国统区（国民党政府统治区），与在贵阳一家烟庄（做纸烟生意的店）当经理的父亲会合。一路上，大姊、哥步行，大姊雇一挑夫，我和小姊——各坐在一个箩筐里，让挑夫挑着，我这头放一个很小的皮箱，以保持平衡——从山间小路穿过日本鬼子的封锁线。途中走走停停，探听消息，看从哪条路走比较安全，全仗十七岁的大姊操心。到国统区后，在父亲预先安排好的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坐上速度似蜗牛的班车（汽油短缺，班车烧木炭形成动力，车头有一个装置用来烧木炭）到贵阳，我在贵阳济群小学上小学至二年级上半学期。后来，日本鬼子侵占独山，进逼贵阳，我们随父亲逃到遵义，我在浙江大学附属小学上到三年级下半学期。后又辗转逃到湄谭、重庆，安家于重庆两路口的两间简陋的木板房里。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我们全家从重庆乘木船回南京——轮船都为国民党大官和家属所占，我父亲官小，挤不上去。那时，木船过三峡危险系数较大，很多木船被撞翻在鬼门关，这个我记得较清楚。我先在南京船板巷小学，后在评事街小学上学（因家庭住址改变）。

在评事街小学上四五年级时，碰到一位好老师钟德鹤，湖南人，我们的级任老师，即现在的班主任，他教国文。我记不清原因，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喜欢我。1947年初秋，他与一些学生合影，把我揽在他胸前，右手搭我肩上。他洗印了一张照片给我，我用心保存到现在。随后他又约几个学生游玄武湖，中午请我们吃鸡丝面。我们像小鸭子一样，缠着要划船，一直玩到太阳快落山，他从衣兜里掏出写好的小纸条，分赠给每个学生，给我的，影影绰绰记得是好好学习、诚实做人的话。不久，学校说钟老师请假了，由别的老师代上课，而学校里私下有人说，钟老师不辞而别，失踪了。那时已临近“百万雄师过大江”，学校里乱哄哄的，而我已经十二岁，懂得一些事情，想不明白钟教师为什么抛下我们不见了。

1948年，我以同等学力，即小学没有毕业，考进南京社会教育学院附中，很快，南京乱了，国民党大官跑路了，物价飞涨了，父亲安排我们四个儿女回老家浙江嵊县过村伯父家躲战火，他自己留在南京。没多久，南京解放，父亲参加南京市首届政协会，会后任市政协秘书处副处长，我们兄弟姊妹四人从老家过村回南京，我记得清楚，南京刚一解放，堂大姊（即伯父的长女）就回老家过村看望她的父亲。她早年参加新四军，此时已是部队正团职干部，回过村时警卫员挎着驳克枪。那是我一次看到堂大姊，印象深刻。由于南京社会教育学院附中与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安徽中学合并，成为南京市六中，我随即成为六中学生。我在教学、管理都较正规六中上到高中毕业，考上北大。

195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恢复了与钟德鹤老师的联系。那时我是南京市六中初二学生，他是南京某部队学校的教员。他给我写了两封信，让我约几个同学与他再游玄武湖（这两封信我也用心保存了下来）。见面时他告诉我们，在评事街小学教书时他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组织上派他回湖南做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和改编工作，那次游湖是他有意安排的，他希望我们勤奋学习，报效祖国。此后，我到过他的学校，没挂牌子，不知学校的正式名称，我也不敢多问。“文革”前他来信谈及已转业到地方上教育战线，还在教书。“文革”开始后，失去联系。1994年，我在报纸上发过一个《钟老师，您在哪里？》的文图（1994年2月19日《宁夏日报·周末》），希望能得到他的一点信息，结果未能如愿。

如果说钟老师对我童年灵魂产生过较大影响，那么，王老师是我青少年时代生命之舟航向的重要引领者。

王老师叫王闻幻，是我南京六中高中阶段的班主任和语文课老师。他在私生活上不顺心，四十多岁还单身，有一段时间，我任班长，常去他的宿舍，看见他床底下净是空酒瓶。他在履行班主任和语文课老师职责上一丝不苟。他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少空洞的说教，总是有深思熟虑的安排。他讲授《分马》（《暴风骤雨》片断）、《筑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片断）等课文前，要连续一两天闭门不出，把那些文学名著从头到尾再突击看一遍，讲课时对这些名著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故事梗概、作者概况先做一番引人入胜的介绍，然后再回到那个片断（课文）上来，做详尽的分析。我在高中阶段利用课余时间读了《红楼梦》《子夜》《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把一切献给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静静的顿河》《先知》等十几部中外文学著作，是他在课堂上善于引导，诱发了我的读书兴趣。不言而喻，王老师在培养学生的革命人生观方面是事半功倍的。

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作业是周记。周末写周记，是我向王老师倾吐学习心得和疑问、工作的喜悦和困难（我高中两年担任班长，一年担任校学生会宣传部长）、思想上的问题的最好机会。他从不在我的周记上只写一个“阅”字，而总是回答问题，指出方向。有一次，我在周记里坦露在校学生会工作碰了几个钉子后缺乏勇气和办法的心情，他批道：学游泳必须下水锻炼，保持冷静分析的头脑，培养冲锋陷阵的勇气（大意）。这使我茅塞顿开。他对学生的缺点从不袒护，对学生的正当要求也从不指责。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和几个同学每逢周六晚上就到夫子庙的茶馆听说书的说《水浒传》。那位老先生终生钻研《水浒传》，尤其擅长演说《武松打虎》一节。他那绘声绘色的演说和茶馆里各色人物的表情，都吸引我们几个对文学比较感兴趣的学生。时间稍长，招来流言蜚语，什么“谁知周末到哪里去了？”“到茶馆去浪费时间”等等都来了。王老师断然保护了我们。他说：我的学生没有错，我们不能把高中学生还圈在校园里，罩在真空里。顺便说一下，2012年我高中毕业五十八周年回南京，与同学们还到夫子庙逛，找了找当年听说书的地方，几位同学指着一座三层楼的地方说就是这里。我看不像，因为一点影子都没有了。

1956年春，我已经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二年级的学生，仍收到他从南京寄来的信，还毫不吝惜精力，指导我响应党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帮助我制订规划。获知我饭票紧张，立即给我邮寄十元（省着用顶一个月饭费），并说可以向别人借，由他来还。次年初我利用寒假回南京，约几位同学与王闻幻教师相聚，并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1962年，我大学毕业已四年，在宁夏日报工作，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吾老矣，你们善自为之……字里行间流露对学生的深情。1963年我有机会回南京探亲，到浦口乘轮渡到江北的南京市大厂镇中学看望他。那时他刚结婚，妻子在大厂镇，他就请求市教育局从市区的六中调大厂镇中学。他的精力已大不如以前，他知我过江探望，路远且不好走，很是欣慰。后来，我因莫须有的“反党”“反革命”罪名受到审查和错误打击，遂与他失去联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获平反，从“退还本人”的信件中找出王老师的通讯地址，试投一书，又恢复联系。他在来信中谈及，十多年来，他不断托人打听我的下落，终无音讯，以为我不在人世了，“现在活着，欣慰之至”。

我获平反后在盐池县青山公社和县委宣传部工作一段时间，1980年，我收到他来信说得了胃癌，让我找两个土方子寄去。我用最快的速度找了两个土方，用挂号信寄去，估计也不顶事。过了一年多，大约是1981年年底或1982年初，南京同学来信说，王闻幻老师去世了，女儿十几岁在南京市区上中学，寄住在王老师的学生家。我寄过一点钱给这个孩子，她没有回信。后来，我的高中同学来信说，你不用寄钱了，这孩子不知到哪儿去了。三十年后，2012年我回南京，向南京的高中同学问起王老师女儿的去向，终未得到任何信息。大家谈起王闻幻老师教书育人的风格，无不感慨，都说，这样把全部心血放在学生身上的老师，真的不多啊！

我五岁多丧母，由大姊抚养长大。1950年后即我十四岁后，由继母抚养、照顾。初中、高中我都住校，学校的集体生活对我性格的形成有影响。父亲对我的学习基本不管，只管给我必要的生活费用。这些，也锻炼了我自主办事、独立生活、管理自己的习惯和能力。

童年和少年环境，对一个人的思想、情趣、性格形成的影响是第一后天因素。童年、少年环境究竟给了我什么？我没有完整、系统地理出来。只能说，我的童年、少年，喜与愁共生，苦与甜齐飞，对我个人的性格因素来说，给我耐力、韧劲和意志力。钟德鹤老师的正派人生影响我与邪恶划清界限，知道要走正路。王闻幻老师重情谊，做事认真负责，为我树立了榜样。童年和少年的环境，养成我以理性对待人生难关、难事。用盐池方言说，“这嘎子皮实得很”；用社会学的语言说，“这人一棍子敲不死”。

童年和少年环境是我自己不能选择的。如果时光倒回去，让我选择，我还能选择走过的路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童年到耄耋之年，虽有坎坷，但也似乎有苍天眷顾，不让我陷入没顶之灾时沉河呛死，不让我稍为顺利时忘乎所以。

这一生我没有遗憾。要说有，就是再没有童年，再没有少年了。

作者简介：王庆同，宁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