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考古发祥地 文明之源水洞沟

水洞沟遗址

距离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以东数十公里有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名叫水洞沟，正好位于银川平原和鄂尔多斯台地的边缘地带。这里在明代是边防屯兵之地——红山堡西南的一段道路区域。这段道路东西长约5公里，很有特色，道路处于断崖之中，路旁的沟中常年有水，遇有山洪，整个道路便成了泄洪沟。而从断崖之上远望，则是一马平川，只是被这条沟壑所阻断，而沟中的洪水仿佛从洞中涌出。这大概就是水洞沟地名的来历。这段道路是清代至民国时期宁夏至陕北、绥远最为便捷的一条道路。到20世纪70年代，当国道307线贯通后，这条道路便被人淡忘。这里人迹罕至，鸟兽难觅，黄沙满地，即便是当地人，也少有人知道水洞沟这个地方。当人们站在沟崖之上，只见一段颓废的明长城依然顽强地屹立在荒芜的沙丘上，毛乌素沙漠南缘的沙丘慢慢侵蚀着长城脚下的黄土地，企图把水洞沟揽入自己的怀抱。在这片难得看到绿色的土地上，奇迹般地流淌出一条孕育着生命的小河。每当夏天暴雨季节来临，山洪暴发，水量骤增，河水像奔腾的骏马向前冲去，缺乏植被保护的黄土层在激流的无情冲刷下，被切割成一道道深沟，在河岸边形成陡峭笔直的断崖，这种沟壑纵横的破碎地貌，在广袤无垠的黄土高原上，随处可见，毫不稀奇。

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和人们开着善意的玩笑，就在这个被人们遗忘的小山沟里，在那被洪水冲刷了千万年的断崖下，却深埋着中国史前石器时代的惊天秘密，记录着人类童年那懵懂青涩的记忆。近百年来，在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发掘和研究下，深藏于水洞沟地下的史前遗迹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数万年前的人类生活图景渐渐从迷雾中清晰起来。今天的水洞沟，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迎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它作为世界人类石器时代的著名古迹，有力地证明了宁夏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今天，当人们站在沙石遍地的水洞沟断崖上，俯视着脚下那流淌了万年的细细的溪流，眺望着远处苍凉古老的长城，心中一定会涌起莫名的感叹。桑海沧田，世事变迁，数万年前，在那远得难以想象的时代，在眼前这片土地上，人类的祖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古老的遗迹是怎样被无意中发现的呢？那深埋在地下的历史还有什么秘密没有被探索明白呢？

历史的谜团一个接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等着我们去探索。要想完整了解水洞沟的过去，还要从水洞沟秘密如何被发现说起。这段历史要追溯到20世纪初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古老的中国变成了西方列强眼中的肥肉，在辛亥革命浪潮的席卷下，大清王朝轰然垮塌，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后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在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局面下，名不符实地存在着。混乱无序的政治局面并没有阻止现代文明的西风东渐，在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下，考古热在中华大地上蔚然成风，研究甲骨文的王国维、罗振玉，研究古生物的贾兰坡、裴文中成为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大师。这段时期书写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个又一个传奇，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出土，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国这个古老而神秘的文明古国，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但是中国的考古热最早却是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这些来自欧美国家的传教士，不远万里深入中国的乡村城镇，企图把他们眼中处于蛮荒时代的中国改造成信仰上帝的“文明”国家，但他们的改造计划遭到了来自中国封建土大夫和农民阶层的激烈抵抗，往往无功而返。宗教和科学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往往并肩而来。这些传教士们既是神父，又是科学家，大多学识渊博，敢于创新，甚至深入中国最落后的西北农村进行传教和科学考察。但他们的科学考察同时也带着文化掠夺的性质，敦煌藏经洞遭浩劫，大量国宝被卖往国外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成为中华文明史上永远的伤痛。水洞沟的发现和其他古迹一样，也和这些外来的传教士兼科学家们关系密切。水洞沟的发现者就是来自法国的传教士兼科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

德日进（1881—1955），本名泰亚尔·德·夏尔丹，德日进是其中文名字。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是进化论的积极拥护者。由于主张进化论，他被教廷斥为异端。德日进之所以来中国，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被剥夺了公开讲学和发表文章的权利，他作为一个流亡学者在中国生活了长达23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德日进“既是科学家，同时又成了精神界的巨人”。是他在中国最早发现了人类化石，是他研究鉴定并确认北京猿人头盖骨为猿人颅骨，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和领路人。

桑志华（1876—1952），法国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1914年，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父的身份来到中国，他还是“法国古生物考察团”的重要成员。从事田野考察和考古调查工作25年，足迹遍及中国北方各省，行程50000多公里，采集地质、古生物标本达几十万件。德日进、桑志华这两位水洞沟文明遗迹的发现者以及深入研究过水洞沟文明的法国科学家步日耶，都是在国际古人类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中国考古界泰斗贾兰坡先生就是德日进的学生。德日进、桑志华等人，对北京周口店、内蒙古萨拉乌苏古人类遗址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正是在他们的主持下，著名的北京猿人头盖骨，才被中国另一位考古界泰斗裴文中先生从周口店的山洞中发掘出来，他们的考古成果震撼了整个世界，为达尔文“从猿到人”的进化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那么，他们是怎样在兵匪横行的动乱年代里，来到宁夏水洞沟进行科学考察的呢？

早在清末，一些西方传教士就沿着黄河，从包头一带的后套地区进入宁夏，在平罗、宁夏府城（今银川市）建立了教堂。20世纪20年代初，一位名叫绍特的比利时神父从水洞沟附近的红山堡路过，无意中在沟崖边的土层中发现了一块披毛犀的头骨和一件石英石器。具备简单考古学知识的他立即意识到这些东西的价值，小心地收藏了起来。1923年，完成传教任务的绍特回到了天津，正巧遇到了来中国进行科学考察的德日进和桑志华，绍特请他们鉴定了无意中捡到的化石和石器，讲述了在宁夏的见闻，引起了两位考古学大师对宁夏的浓厚兴趣。他们立即收拾行装，准备到宁夏这块考古“处女地”上一显身手。

↑法国考古学者德日进

↑法国考古学者桑志华

↑法国考古学者步日耶

德日进、桑志华的水洞沟之行就这样开始了。1923年的河套地区，土匪横行，治安混乱，为了安全抵达目的地。德日进、桑志华雇了一支驼队，队伍举着红、白、蓝三色的法国国旗，上面还绣着“法国进士”“中国农林咨议”等头衔。进士是中国科举时代的产物，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尊贵身份的象征，怎么又冒出个“法国进士”呢？原来德日进、桑志华都是考古学博士，在他们的头脑中，进士就是博士“中国化”的改称，这也算是入乡随俗吧。而“中国农林咨议”则是从北洋政府农林部要来的虚职。就是这支土洋结合、另类奇特的考古队伍，居然把沿途地方政府官员们给唬住了，在他们眼里，这些长相奇特的“洋鬼子”是从京城来的外国官，容不得怠慢。他们毕恭毕敬地接待着这支外国考察队，为他们的科学考察大开绿灯，使得考察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水洞沟

德日进、桑志华从包头沿着黄河西行，穿过今内蒙古后套地区的乌拉山和狼山，在磴口附近东渡黄河，沿着黄河右岸向南到达了今灵武市的水洞沟。当时的水洞沟方圆五里以内没有人烟，白天狐狸出没，晚上野狼嚎叫，沿河的坟堆里晚上偶尔可以看到一簇簇被当地人称为“鬼火”的磷火在燃烧。由于这里是陕北到银川一带的商业通道，偶尔可以见到收购皮毛、药材的商队经过。为了给来往的商队提供住宿方便，在这片荒野里，一家小小的客栈应运而生，为这片荒凉的土地带来一丝生气。店主名叫张梓，因为排行老三，人们都叫他张三，他的店也被称为“张三小店”。由于生意清淡，这家小客栈异常简陋，只有一个大土炕，来往的客商往往自带被褥、粮食、蔬菜，客栈只是一个临时遮风避雨的场所。

1923年6月的一天，德日进一行来到了水洞沟，住进了张三小店。店主张三热情地招待了这两位来自异国他乡的客人，为他们的考察提供尽可能周到的服务。由于小店周围人迹罕至，连面粉都难以买到，德日进和桑志华每天只能吃到仅有的一些土豆和鸡蛋，西方人爱喝的咖啡和牛奶在这里成了奢侈品。在艰苦的条件下，德日进和桑志华认真地投入到野外考察中，到达水洞沟的第一天晚上，他们就在水洞沟的北崖壁上发现了一个古代动物的化石，还发现了人类用火的灰烬，这些发现令他们兴奋不已。他们立即拟订了更为全面的考古计划，在当地雇佣了一些老百姓做帮手，在断崖处进行深入发掘。

外国考察队的到来无疑成为当地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人们对这两个服装古怪、行为奇特的外国人指指点点、评头论足。在他们的眼中，这些洋人是来挖坟寻宝的。按照当时迷信的说法，到沟崖里进行发掘是会带来晦气的，在旷野里游荡的野鬼一定会附在这些洋人的身上，给他们带来霉运和灾祸。在当地村民惊异的目光中，德日进和桑志华开始了夜以继日的考察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在水洞沟的崖壁上挖到了300多公斤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每天发掘工作结束后，德日进和桑志华都会坐在昏暗的油灯下，细心地抚摸着这些白天辛苦取得的“战利品”。根据长期研究西欧古人类遗迹的经验，他们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旧石器和西欧旧石器时代莫斯特、奥瑞纳文化技术风格的石器有着惊人的相似。在距离法国莫斯特古人类遗址8000多公里之遥的宁夏水洞沟，发现如此众多且类型相似的旧石器，令两位考古学家震惊不已。发掘工作结束后，德日进、桑志华把这些石器装入木箱，用骡子驮回了天津，准备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正是这年夏天艰苦的科学考察，成就了水洞沟不朽的传奇！

根据水洞沟发掘的大量实物，德日进、桑志华和步日耶一起，开始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1928年，三人共同发表了长达数十页的《中国的旧石器》报告，报告指出：“在水洞沟采集的值得注意的材料，至少三分之一可以同我们欧洲、西亚和北非已演变的莫斯特人类栖居地的材料相提并论。”这份研究报告明确指出中国是古人类在东亚的重要活动地区。水洞沟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开启了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先河，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水洞沟也成为中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重要遗址之一。

水洞沟遗址被发现后，掀起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研究的热潮。但限于当时战乱频仍的环境和落后的科研条件，对水洞沟的研究还处于初步的认识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以贾兰坡、裴文中为首的中国顶尖考古学家先后带队到水洞沟进行大规模发掘考察。

1960年，中国和苏联组建的中苏古生物考察队开始了第二次水洞沟发掘。他们在桑志华和德日进发掘坑位的旁边挖了长宽各6米、深11米的探坑，挖出约2000件石制品。然而，中苏关系的破裂打断了这次联合科考的进程，由于苏联专家带走了第一手的考古资料，这次挖掘报告没有出炉。此次挖掘还有一件不同寻常的趣事，挖掘队的司机王振海在考古人员忙于发掘之时，由于闲得无聊，就到长城外、毛乌素沙漠边缘闲逛，他根据在发掘工地上现学的识别石器的知识，无意中在水洞沟西北一处沙滩上拾捡到许多石片。当他带着这些石片回来时，考古人员一看，其中有许多两端尖、两面经修琢的类似“莫斯特尖状器”的石器，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令考古人员兴奋不已。尽管对这类石器的年代尚无结论，但这类石器却是不同于水洞沟遗址、时代相对较晚的另一类文化遗存。

1963年8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始第三次系统的发掘。领队者是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经过一个多月的研究发现，水洞沟遗址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旧石器遗址，还有新石器的迹象，充分证明了在上次挖掘中，王师傅所找回的石片就是水洞沟新石器的一个佐证。1974年，贾兰坡又对水洞沟进行了正式发掘，但此次发掘与前两次一样，并没有正式的挖掘报告。

水洞沟遗址南临小河，常年细流不断，可是一遇大雨，河水骤增，便冲刷着遗址的基部，经常造成遗址所在地的大片崩塌。为减少损失，保护好这处遗址，1980年夏，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宁夏博物馆组成发掘队，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第四次较大规模的发掘。此次挖掘工作由宁夏博物馆馆长钟侃带队，历时一个多月。这次发掘采用了综合研究的手段，一是通过采集的C14标本，第一次测定出了水洞沟上下层不同时代遗存的年代；二是通过采集的土壤标本，第一次鉴定出了三万多年前水洞沟地区的植物种类；三是新发现了两件扁平的圆形磨石，进一步证明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已孕育着磨制工具的雏形。这次发掘形成了《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并在中国最具权威性的学术刊物——《考古学报》上发表。著名地质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在该报告序中说：“水洞沟不同于一般的考古遗址。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中不断迸发出明亮火花的闪光点。从二万多年前猎人们之间的往来，到现代东西方科学家的共同工作，都体现了这种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今天，那些在20世纪初为了寻求科学真理和人类价值而到东方来，并为中国科学事业作出过贡献的西方科学家们，以及为了旧石器考古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倾注了毕生精力的裴文中和贾兰坡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事业，以及他们所开拓的东西文化交流与世长存，并必将发扬光大。”

水洞沟

2003年8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对水洞沟进行第五次发掘。此次考古发掘队员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郑州大学等10多个单位。第五次发掘历时4年之久，每年都有不同的科研单位加入。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对此次发掘给予了“中国旧石器考古的文艺复兴”的高度评价。在这次全面的科学发掘工作中，考古人员共发掘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三万多件。石制品类型多样，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等。考古遗物的大量发现，为我们了解数万年前水洞沟的自然环境和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生产、生活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经过5次考古发掘，水洞沟考古成绩斐然。考古工作者在地质剖面上已发现了5个以上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文化层，每个文化层中都包含有非常丰富的石制品，这表明更新世晚期若干个时段都有人类在这里生存活动。从第五次发掘中所采集到的信息看，可以认定水洞沟当时的大地环境属于干旱的荒漠草原，在近水洞沟一带有一条东南至西北流向的黄河支流。这条支流的水量随着末次冰川的冷、暖、干、湿的曲线波动，有时在河流的低洼地带形成串珠状湖泊，湖面面积随水流的大小而变化，但总的水流量不大。河湖岸边有低矮的小乔木和灌木丛以及连片的水草，离水岸较远的地方则生长着较茂密的沙生草本植物。这里是荒漠草原动物的天堂，也是水洞沟人的家园。人们以小的群体为单元共同生活，以渔猎的方式获取动物蛋白食物，但常年则主要依靠采集和贮藏植物的种子、根茎或叶片作为食品来充饥。因大量用火而普遍食熟食，半露天的穴居是他们主要的住所。他们有一定的生产分工，生活状态相对稳定。

经过多次挖掘，水洞沟遗址先后出土文物超过40000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石制品。这些石制品大致分两类，一类属于欧洲旧石器中期的莫斯特文化和奥瑞纳文化技术传统的类型，代表物有大量的石叶与石叶工具，如尖状器、圆头刮削器等；另一类则秉承了华北旧石器中的小石器传统，代表物有雕刻器等。这种东西方文化类型共生的现象在中国考古遗址里非常独特。就数量而言，水洞沟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多数属于前一类，即风格和技术非常接近莫斯特文化或奥瑞纳文化的类型。在2003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文物除石制品、动物碎骨和用火遗迹外，尤其重要的是，还出土了近百枚精美的环状装饰品。装饰品以鸵鸟蛋皮、骨片为原料，圆形，其外径一般在8毫米左右，用琢制和磨制结合的方法做成，中间钻小孔，孔径一般在2~3毫米，个别的有4毫米，有的表面还被矿物质颜料染过色。完整、残缺、成品、半成品各种类型都有发现。这些装饰品小巧、规范，为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同类遗物中制作最为精美者，极大地丰富了水洞沟文化的内涵，为研究远古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行为模式和审美能力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水洞沟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在阐述区域性石器技术传统的成因、远古文化的发掘和变异，以及晚更新人类在东北亚的迁移、扩散和交流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对30000多年前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的水洞沟，自1923年的首次发掘至今，已走过了近百年的考古历程，每次都有新的发现。它向人们展示了距今3万年前古人类的生存画卷，是迄今为止我国在黄河地区唯一经过正式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对这种地区相隔遥远、文化雷同的现象，外国著名考古专家认为是人类“大距离迁徙的同化影响”。

距今40000~12000年前，宁夏平原湖泊密布，古老的黄河缓缓流淌在这片沃野上，由于水流平缓，泥沙淤积，黄河分出许多河汊和支流，一串串珍珠般的湖泊散落在贺兰山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低洼地面上，河边生长着低矮的小乔木和茂盛的灌木丛，嫩绿的草地为野马、犀牛、羚羊等动物提供丰富的食物，离水岸较远的鄂尔多斯台地气候干爽，生长着茂密的沙生植物，鸵鸟等喜欢在沙地上生活的动物悠闲地散着步。这里是古代草原动物的天堂，同时也为人类的栖息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水源。数万年前的一天，一群远古人顶着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艰难地跋涉在无穷无尽的旷野上，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去向何方，这群男女老少组成的队伍，身上穿着兽皮，手里拿着石刀石斧，疲惫不堪地翻过一道道山梁。突然，领头的首领兴奋地大声吼着，手指着前方，只见不远处的地方隐约出现一片水草丰盛的湖泊，远处草原上可以看到成群奔跑的野马、野驴和羚羊。显然，这是一片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于是他们放下行装，就地扎营，开始在在这片后来叫作水洞沟的地方书写生活的新篇章。水洞沟就是人类童年时代的缩影，在数万年前那个远得无法想象的时代，人类过着极为原始的生活。人类向大自然索取食物的能力非常有限，使得他们必须群居才能维持基本的温饱。男人们手里握着石头打制的简陋工具猎捕羚羊，女人们则用石器采集植物的果实和种子，偶尔他们也会从鸵鸟窝里取来鸟蛋食用，爱美的少女们则把蛋皮做成好看的饰品挂在身上。

这样的生活不知道过了多少年，突然有一天灾难降临了，连绵的暴雨使河水骤然上涨，惊慌失措的水洞沟人来不及带走笨重的石器，就匆匆地逃离了营地。后来湖水和河流淤积的泥沙把这里的一切深深地掩埋起来，一切的秘密都深埋于黄土之中，只有一条小河不愿停息，终年流淌在荒凉的沙丘上，冲刷出一道道深沟，今天的水洞沟遗址正是位于河流冲刷形成的断崖上。时光如梭，水洞沟由于古人类的遗迹而闻名世界，附近的明长城、兵沟、藏兵洞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前来寻古探秘的游客。今天的水洞沟仍然留给人们许多未解之谜。

张三小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