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一个外乡人的盐池情缘

王庆同 中共党员。祖籍浙江省嵊县（今嵊州市）。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志愿赴宁夏工作，曾任宁夏日报编辑。1963年底，被划为“反党集团”，不久被遣送到盐池，曾当过农民，曾任公社秘书、盐池县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80年平反后，任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1996年退休。撰论文、散文、杂文数百篇，出版著作八本，多次获全国、自治区（省）各种荣誉称号。

◎王庆同

用盐池老乡的俗话说，我是“江浙侉子”。我没有被蔑视的感觉，反觉得亲切。没错，我是浙江嵊县（今嵊州市）人。为什么会有盐池情缘呢？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我从银川被迁赶到盐池农村，在盐池劳动、工作十七年，我的几件人生大事，都在盐池解决或恢复，盐池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江浙侉子”也就变成了“盐池老乡”。

从1966年9月起，我在盐池二道边外当时叫高沙窝公社苏步井大队双井子生产队（分队后叫油坊梁生产队）劳动九年。历史的时钟走到1975年夏，我银川的原工作单位提出甄别意见，经自治区党委有关部门批准，恢复我公职，并决定由盐池县委安排工作。鉴于我的行政降级处分以及政治结论没动，我到盐池中部的青山公社当了生产干事。此时我三十九岁。几个月后，在公社党委和同事的关心、撮合下，我结婚了：提着一个帆布箱子、一床铺盖，搬进了一位因公牺牲的大队干部的妻子家，一下子有了妻室和孩子，有了栖身之处和自留地。后来，公社为了便于我工作并照顾家，把我家属的户口从郝记台大队迁到公社机关所在的侯记河生产队。再后来，又在盐池县委和银南地委的关心下，完成了艰难的家属户口“农转非”，家属都吃上商品粮，我得以“挈妇将雏”到县城，在中共盐池县委宣传部工作两年。于1983年带着全家回到阔别近二十年的银川，从事与我所学专业相一致的工作（到宁夏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教书）。

在个人生活领域，婚姻之事当是大事吧，此大事就这样在盐池解决了。我1958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以第一志愿孤身来宁夏工作。我在宁夏没有亲戚，可谓举目无亲，而根儿，我的盐池亲戚，他大舅小舅、他姨妈姨父、他表姐表妹等，以及第三代，要是坐在一起，大概有五六桌呢。

个人的政治生命，当是党籍、团籍。我出事前，是中共预备党员、共青团员。出事后，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开除团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预备党员资格，恢复团籍。此时我四十四岁。上级党委批复上写着“是否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由所在党组织讨论决定”，这样，我在失去中共预备党员资格十六年后，由青山公社机关党支部讨论我是否能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获全票通过。公社党委很快批准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注明党龄连续计算，我成为有十七年党龄的中共正式党员。这可是天大的事啊！我得说，这是时代拨乱反正，新的历史时期开启，我原工作单位党组、上级党委为我恢复本来的政治面貌，是盐池县的党组织具体完成了这个过程。我恢复团籍后，盐池县团委为我补办了超龄团员的光荣退团证。就是说，我的政治生命的正确解决与盐池也有关系。

我的工龄从1958年算起，中间失去公职9年（1966—1975年）。上级党委批复恢复公职，工龄连续计算，而恢复公职后的第一个工作地点是在盐池县青山公社。青山公社对我具有纪念意义。

现在，我帮架儿与十三位当年的劳动伙伴保持着联系。那会儿，我被开除公职，灰头土脸，没人给我管饷，又不会干营生，还不会焖饭、点炕。队上老年人说我枉凉、孽障、不当豁的。我在大伙儿的帮助下渡过难关，熬了过来。我从内心敬佩和感激看起来土得掉渣的农牧民和基层干部，并与他们结下深厚情谊。平反回银川后，先后八九次到双井子（油坊梁）和宁夏川区吊庄（他们中有的人后来搬到吊庄）访友，听一听那西声不像西声、东声不像东声的盐池土话，看一看那亲切的身影，走一走那走惯的小路，甚至翻山越岭、穿过沙坝，到生产队的菜园子摸一摸我熟悉的地窨子的土墙（在生产队种过菜园子，地窨子倒了，但土墙还在）；十几次与迁到银川的几位油坊梁人相聚。他们中有的也曾到银川看我。我的盐池话，我对盐池乡土风情的了解，也达到半个盐池人的水平呢。我与盐池农牧民的交往，与他们的友谊，是我盐池情缘中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我还有许多在盐池工作中结识的同事，与他们也有各种联系。我回盐池，常与他们相聚，共同回忆曾经的战斗岁月，深感相知相识也是一种缘分。我还有几位至今未曾谋面却已多有来往的盐池友人。

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我的盐池情缘不光是我个人的一种际遇，更是时代前行的反映，也是盐池文化对我的一种熏陶，是盐池人民伟大的人道精神与不屈不挠的奋斗意志对我的一种滋养。

我曾戏称自己是“野人”，因为我祖籍是浙江，出生在南京，上大学在北京，工作在银川，中间最宝贵的时间有十七年（三十岁到四十七岁）在盐池，我的孩子都在盐池出生，而我经常回的地方也是盐池。“野人”与盐池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为盐池亲情所包围，也算盐池人。

2015年4月于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