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间手术室里的生与死
手术列表上的第二个患者是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她的左额叶长了一颗恶性胶质瘤，这是大脑本身的癌变肿瘤。一个星期前我在门诊见过她，当时她和丈夫一起来到医院，他们牵着手，告诉我几周前她是多么困惑、多么健忘。我向他们解释，脑扫描明确显示这是一颗恶性肿瘤。
“我父亲死于恶性脑瘤，”她告诉我，“我目睹他的病情恶化，最后离去，真的非常痛苦。那时我想，有朝一日如果我也患了这种病，我就放弃治疗。”
“如果我为你治疗，运气好的话，你可能会拥有几年有质量的生活，但是放弃治疗的话，你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我无奈地说道。
实际上，我的话可能有些过于乐观。负责大脑中言语功能区域的一半在优势额叶，而脑扫描显示优势额叶处有一颗恶性肿瘤，并且它已经深深嵌入脑内。无论采取何种措施，她都活不过几个月，但毕竟还有渺茫的希望，总会有那么几名患者会多活几年，在数据统计时有几个离值群
能够公然挑战实验平均值。
我们达成了一致，准备手术治疗。手术主要由帕特里克完成，我只是辅助。
手术进展顺利，帕特里克钻开她的颅骨、切开硬脑膜之后，我们看见那颗肿瘤已经扩散，体积比两周前脑扫描时更大。我们最大限度地切掉了肿瘤，因为左侧大脑中动脉的末梢分支和肿瘤缠连在一起。我想，我们并未给她带来多么严重的伤害，当然也没有给她带来多么理想的效果。
“头儿，她的手术预期怎样？”帕特里克一边缝合硬脑膜，一边问我。
我拿一把剪刀剪断他手里的缝线，回答：“几个月吧。”我告诉了帕特里克关于她父亲的情况以及她对我说的话：“任其自生自灭确实很难，但是死亡并非最坏的结果。你知道，瞬间毙命要比苟延残喘好得多。”
帕特里克什么话也没说，继续缝着硬脑膜。有时候，我会与同事讨论，如果我们自己患了恶性脑瘤该怎么办。我们本身就是神经外科医生，对于治疗效果不抱有任何幻想。我通常会告诉他们，我会选择自行了断，但是也未必知道真实决定到底是什么，除非要真正面对那个问题。
把患者的头部包好之后，我认为不会再出现任何问题了。朱迪斯给她翻身，护士用担架车把她推到重症监护病房，之后我便坐下来撰写手术记录。几分钟后，朱迪斯探头向手术室内张望。
“亨利，她还没醒，左眼瞳孔比右眼大得多。怎么办？”
我小声地骂了一句，快速来到重症监护室。在病房的一个角落，我看到了米兰妮，她的床边放着一张婴儿床。我急匆匆地从她身边经过，来到另外一个患者床前，一只手轻轻地扒开她的眼皮，左瞳孔又黑又大，大得像一个碟子。
“我们必须给她做个脑扫描。”我告诉帕特里克，他得知这一突发情况后也连忙赶了过来。朱迪斯为她做了二次麻醉，插入气管插管，接上了呼吸机。我告诉帕特里克请扫描室的员工立刻为她做扫描，不管他们正在忙什么。我根本不想等担架工的到来。帕特里克来到护士站前，操起电话打给扫描室，这时，朱迪斯和护士断开患者身上所有连在监护仪器上的缆线，我帮她们快速地把患者推出监护室直奔扫描室。我们和扫描室的人员一起，迅速把她移到机器上。之后我回到控制室，隔着防辐射的铅化玻璃盯着扫描室，亲眼看着患者头部深入扫描设备中。
我焦虑地看着大脑横切面的扫描图像出现在电脑屏幕上，仪器逐渐扫描到了手术的部位。距手术部位尽管有些距离，但仍然能够看到患者脑深部的大量出血。显然，术后颅内出血是手术中罕见却无法回避的并发症。这次不能再实施手术了，情况很严峻。我拿起操控室内的电话，打给她的丈夫。“恐怕有一个坏消息要通知你……”我很犹豫地开口。
然后，我来到了外科休息室，躺在沙发上，透过棚顶的窗子望着天空，等着她丈夫和女儿的到来。
一个小时后，在重症监护室旁一间狭小的沟通室里，他们抱头痛哭，我身着洗手服，表情也很痛苦。
患者马上就会死去，护士把她推到旁边的一间小屋，把她放在床上。我带着她的丈夫和女儿去见她。他们坐在了床边。她没有意识，无法开口说话，眼睛紧闭，头上缠着不对称的绷带，绷带下面带血迹的头发低垂着，维持生命的呼吸机在一旁发出轻轻的悲鸣。
“她能听到我们对她说的话吗？”她的女儿问我。
我告诉她，她妈妈现在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即使能听到，也不懂是什么意思，因为出血部位就在大脑的语言中枢。
“她一定要待在医院里吗？她不能回家吗？”
我说，她会在24小时之内死亡，在她脑死亡后，呼吸机就会被关掉。
“她走了，实在太突然了，我们本来打算在余下的日子里一起做许多事呢，是吧？”她丈夫转身拉着女儿的手说，“我们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我相信你，”他对我说，“现在仍然相信你，你肯定她不会醒来吗？如果她醒了，发现我们不在这里怎么办？她一定很害怕，我知道她一直不想成为我们的负担。”
“爱是无条件的。”我回答。这时，他的眼泪又止不住流下来。
交谈片刻之后，我告诉他们我必须转身离开，否则我也会哭出来。那对父女含着泪水，嘲笑我的懦弱。离开时我不经意间想到，我曾经答应过这位患者，不会让她像她的父亲那样死得那么痛苦。
回到手术室，帕特里克正疲于应对椎间盘突出术后的止血工作。这是手术列表中的第三个患者，也就是最后一例手术。我半开玩笑地数落着他，快速洗手消毒并且立刻控制了出血。我们一起把这位患者的切口缝合、包扎完毕，然后我回到了ICU（Intensive Care Unit，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去看望米兰妮。她正安详地睡着，她的小儿子就睡在旁边的小床里。米兰妮的病房观察表记录她的瞳孔有了对光反射，负责照顾她的护士说一切正常。另外几名护士有说有笑地围在小床边看着熟睡的婴儿。
米兰尼的丈夫兴冲冲地朝我走过来，喜不自禁：“她又能看见了，你的医术真是太神奇了，马什先生！她手术后醒来，看到了孩子！她说视力几乎完全恢复正常了！我们的儿子也很健康！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你！”
我回家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想，这真是不寻常的一天。我突然想起了那一天，要不是为剧组做报告的事，我几乎把发生的事全部忘记了。我把这件事向坐在宾馆桌前的《霍尔比市》编剧讲述了一遍，他们既高兴又惊讶。至于他们是否采用米兰妮的病例，我无从知晓。
(1) 离群值（outlier）是指在数据中有一个或几个数值与其他数值相比差异较大，医学实验中经常会有离群值的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