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富与经济失衡
2010年左右,我开始关注富豪榜,主要是由于印度经济的恶化:长期占有巨额财富的权贵人物频现腐败问题。日积月累,腐败已深刻侵蚀印度的权力机构,成为宝莱坞电影里的潜规则,并渗入印度的主导行业。而就在几年前,主宰国家商业命脉的富豪还是值得信赖的公众人物,他们打造的公司是印度国际形象的代言人,他们也因此成为国人敬仰的对象。但丑闻不仅摧毁了公众对他们的信任,也揭露了这些商业巨头与政客之间的罪恶联系。他们暗中操纵国内无线网络的招投标,对新板球联盟的主办权强取豪夺,以不正当手段垄断地产交易,种种不可告人的行径令人痛恨。看起来,越来越多新贵的崛起不是依靠勤奋与美德,而是依赖于政商勾结,许多印度人对他们的厚颜无耻难以忍受。在孟买,企业CEO对我抱怨,当下每一个投资决策,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贿赂哪些官员才能拿到生意。
为了解民众对这些日趋僵化、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精英作何评价,我对2010年亿万富翁排行榜进行简单分析,结论是十大印度富豪控制的财富总量相当于整个国家GDP的12%,这个比例在中国仅为1%。此外,在印度前十大富豪中,有9人自2006年以来就始终位列其中,而中国2006年的十大富豪如今已不知去向;印度的2006年十大富豪排行榜中,仅有5人是2001年入榜,这意味着,僵化停滞只是一种刚出现的现象。我在2010年9月《新闻周刊(国际版)》(Newsweek International)的封面报道中指出,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兴起是“印度的致命缺陷”。我的观点立即引起新德里政治圈潮水般的声讨。印度的高层官员告诉我,在一个处于起飞阶段的年轻经济体中,腐败是正常现象。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甚至提到19世纪统治美国的强盗式贵族。但是在随后几年里,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下跌近一半。于是,这些曾对我大动肝火的官员逐渐开始意识到,不正常的高腐败和贫富不均,是造成印度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之一。
裙带资本主义大行其道,不仅让金钱和生意成为赚取不义之财的捷径,也在政治体系内引发一轮连锁反应。2010年后,印度法院意识到众怒难犯,开始采用一种近乎杀鸡儆猴的政策,对个别民怨极大的人采取严厉的禁止措施。法官开始否决被指控商人的保释申请,在做出正式裁决之前,对他们实施几个月的监禁。同时,他们开始敦促印度中央调查局的侦探,加大对贪腐案件的侦查力度,如果随意放弃追查,他们的忠诚就会受到质疑。到2012年,打击力度持续升级。一些富有的印度人在新德里郊外的乡下兴建别墅,作为他们的第二行宫。在这些奢华“农舍”里举行的聚会,几乎所有参与者都处于保释或即将锒铛入狱的境况。
此时,对于官商勾结,是放纵还是严厉打击,哪个前途更乐观还不明朗。官僚们开始消极怠工,他们不仅担心自己的名字和任何政策联系到一起,甚至连审批商业许可这样的事情都避之不及,即便这些政策有利于商业。他们唯恐自己和腐败沾上边。商人们开始远离那些需要政府审批的业务,然而在印度,需要审批的业务不计其数。投资趋于停滞,怀疑和担心的氛围萦绕多年,挥之不去。印度财政部长阿伦·贾特里(Arun Jaitley)本人是一位律师,2015年,他曾无比哀叹地说,政府探员开展调查遵循的“黄金戒律就是,无论如何都要成功,被指控者得到公正审判是他们最大的运气。”但他也提出警告,这种在调查中“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过激做法,已经“阻碍整个经济决策过程”。印度最需要的是以快速增长来解决贫困与贫富不均问题,但裙带资本主义的爆发及随之而来的矫枉过正,实际上制约了增长。
事实上,从绝对水平出发,讨论亿万富翁积累的财富达到多大规模会导致经济失衡,显然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通过横向比较有可能剔除异样,揭示真相。在过去几年中,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总体情况看,亿万富翁的平均财富总额已达到GDP的10%。因此,如果这些国家亿万富翁的财富份额超过这个平均值的5%——譬如俄罗斯、马来西亚和智利,那么,这种程度的贫富不均就可能殃及经济增长。目前印度这一比例为14%,高于全球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幸运的是,印度当下发展趋势向好。
从开始关注富豪榜的那一天起,俄罗斯的数据就一直让我感到不安。自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将大量之前由国家拥有的企业卖给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私人企业家,并形成一个新的寡头政治阶层。目前,俄罗斯拥有的亿万富翁人数已超过100人,这个数字仅次于美国和中国,位列全球第三位。即便是在2014年俄罗斯股票及房地产市场崩盘后,俄罗斯的亿万富翁控制的财富依旧相当于GDP的16%。他们挥金如土的习惯正在将莫斯科变成布加迪和宾利汽车的露天展销厅。而在最近几年,随着国内经济形势趋紧,他们纷纷开始向海外转移资产。据报道,俄罗斯第十大富豪、化肥大亨德米特里·雷博诺夫列夫(Dmitry Rybolovlev)耗资20多亿美元投资艺术品。他收藏的作品不乏当代美国抽象派画家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及19世纪意大利表现主义画家阿美迪欧·莫蒂里安尼(Amedeo Modigliani)的代表作。他的女儿依卡特林娜(Ekaterina)更是出资1.53亿美元,在希腊购置一座小岛,在纽约购置一套价值8 800万美元的别墅。钢铁大王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据称正盘算在曼哈顿上东区购置一个街区,而这里恰恰也是亿万富翁云集的地方。
在2014年之前,俄罗斯亿万富翁的财富规模在新兴市场国家中还微不足道,但这种情况已在悄无声息中发生改变。在智利和马来西亚,超级富豪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咋舌。尽管马来西亚政府早已采取措施,打压长期占据该国经济主导地位的少数华裔富商,试图将他们的财富转移给占人口多数的马来西亚本土人,但这些富翁的财富总额依旧相当于GDP的15%。
此外,发达国家的亿万富翁群体也在迅速膨胀,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国家是瑞典。尽管在人们心目中,瑞典始终是享有民生主义荣誉的幸福国度,但是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初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后,瑞典的执政导向开始转向右派势力。瑞典取消大量税收,降低针对贫困人口和失业人口的政府救助金。瑞典经济始终处于稳定增长的态势,这一点强于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但它的贫富不均程度,也是其他发达国家无法比拟的。目前,瑞典亿万富翁控制的财富已经从2010年占GDP的17%提高到21%。尽管瑞典的亿万富翁只有23人,但他们的财富规模大得令人难以置信,即便是俄罗斯的富人也会对他们敬畏有加。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瑞典政坛天平开始倾向于左派力量的原因所在。在2014年赢得大选胜利之后,瑞典社会民主党便承诺提高对富人的征税,将社会贫富不均的状况至少恢复至20世纪90年代的程度。
迄今为止,尽管在全世界人的心目中,美国始终是一个赢者通吃的冷血资本主义国家,但美国的富豪阶层似乎还没有这么夸张。多年以来,美国亿万富翁占有的财富总量始终徘徊在GDP的10%左右,接近于全球平均水平。但这个比例在2013年提高到13%,并在2014年进一步增加到15%,其中部分原因在于硅谷富豪的崛起以及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如前所述,自2009年以来,美联储推行的货币政策大幅推高主要金融资产的价格,如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在美国,由于1%的富人持有全国50%的金融资产,他们自然也成为资产价格泡沫的最大受益者。
另外,如果一个国家富豪拥有的财富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即不到GDP的10%,这反倒是一个表明经济体健康的信号。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当一国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量占GDP的5%甚至更少时,如波兰、韩国和澳大利亚等,这个国家也就拥有维护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它们的领导阶层也不会成为社会动荡和政治不安瞄准的靶子。
脱离苏联后的波兰尤为值得关注,这个国家仅拥有5位亿万富翁。作为一个小群体,波兰人自然也会对他们产生像俄罗斯人对阿布拉莫维奇那样的抵触情绪。不过,他们几乎没有机会炫富。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银行巨头莱斯泽克·扎奈基(Leszek Czarnecki)曾是深海洞穴潜水世界纪录的创造者,这样的经历远比炫富更令人崇拜。达利斯·米莱克(Darius Milek)拥有波兰最大的鞋业连锁店,他的经营理念别出心裁——将生产的数十亿鞋子堆积在大仓库里,再用金属货柜运到街边售货亭直接零售。他从不掩饰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全部顾客最关心的就是价格。因此,他也没有必要白费力气,将每一双鞋放进鞋盒进行销售。与俄罗斯大亨们相比,波兰的这些超级富翁更低调。在他们当中,至少有一半人是白手起家的,他们成为亿万富翁的秘诀就是吃苦耐劳。马莱克·皮克奇(Marek Piechocki)的快速时尚公司便发迹于格但斯克的一座破旧仓库,20年前,他在这里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种情况在波兰很常见。马莱克的所有时间几乎都用到了工作上,据说多年以来,他一直驾驶同一辆旧汽车,即便是在公众场合,他也始终身着同一套旧西服。
作为波兰的邻国,捷克共和国在脱离苏联控制后,它们的亿万富翁们也始终保持低调的作风。安德雷杰·巴比斯(Andrej Babiš)拥有一家资产上亿美元的农业企业,2014年5月,我在布拉格见到巴比斯时,他正担任捷克共和国的财政部长。言谈之间,这位商业大亨出身的平民主义政治家让我颇感惊讶,因为在经济陷入深度萧条的欧洲地区,捷克共和国无疑是黑暗中的一点曙光。但在谈到该国经济的优势时,巴比斯显得非常低调和谨慎。在大多数国家,财政负责人都会向外国投资者大肆宣传本国的优势和吸引力,但巴比斯不然。相反,他对布拉格政治圈的明争暗斗大爆粗口,对“长期以来积蓄的腐败风气”更是怒不可遏。这似乎有点不合传统,但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想在国家精英身上看到的品质吗?不夸张,不自负,在相对乐观的情况下保持足够的紧迫感。
此外,还有一些存在异常的国家,比如日本。在这个国家,属于亿万富翁的GDP份额仅有2%,这在发达国家中也是较低的水平。这让我们禁不住猜想,会不会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长期萎靡不振,无力提高财富增长速度的原因?某些学术研究显示,贫富差距太大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但贫富差距太小也会延缓增长。当然,亿万富翁群体规模太小的说法似乎有点不合常理,但日本或许就是这种情况,而且某些日本人似乎已意识到了这一点。日语中有一个词“akubyodo”,含义就是“糟糕的平等主义”。批判家们用这个词指代一种对年长者给予太多,而忽视给予创新与冒险者适当激励的企业和政治文化。每个人都会因安心工作而得到回报,却不会因为表现突出而受到奖励。三木谷浩史(Hiroshi Mikitani)就是这样一位正冉冉升起的富豪新星。作为电子商务领域的领头人,他因采取美国式企业文化和批评日本人不善英语交流而著称。像三木谷浩史这样的富豪之所以会成为媒体焦点,恰恰就在于他们与众不同。在日本,人们习惯性地把创新与活力当做离经叛道,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