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女性就业率关乎GDP增长

女性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增加成就二战后的经济辉煌，但这种增长在此前的20年已彻底停滞，女性的就业比例始终徘徊在50%左右。在较为贫困的地区，女性参与劳动的比例较高，养家糊口的压力迫使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下田劳作。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更多家庭进入中产阶级，劳动参与率开始下降，越来越多的女性退出劳动力大军，操持家务劳动。最后，随着国家的富裕程度进一步提高，更多家庭的女性有能力进入大学，并在毕业后加入劳动力大军。

要理解哪些经济体最有可能或最不可能依靠增加的女性劳动力来创造增长，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根据花旗研究中心（Citi Research）在2015年开展的一项研究，在富裕国家，女性的就业比例存在明显差异，从瑞士的接近80%，德国的70%，到美国和日本的不足60%。出于发展需求，日本已认识到这一事实。自上任以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多次明确表示，女性或将在解决日本老龄化社会问题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甚至将“女性经济学”作为其经济复苏计划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女性经济学包括改善育儿服务及生育假期，降低针对家庭第二收入者征收的高赋税，鼓励日本公司让更多女性担任高层管理职位。在安倍任期的前3年，约80万女性进入劳动力大军。他还主张让更多女性进入白领阶层。

在加拿大，旨在为女性敞开就业大门的措施已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1990年，女性的就业率还只有68%，20年后，这个数字已增加到74%。这种增长主要归功于削减家庭次要收入者的税负及推行新型生育服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荷兰，女性就业人数的增长尤为突出，自1980年以来，女性就业率已实现翻番，增长到目前的74%，这种增长归功于生育假期的延长以及弹性兼职工作方式的推广。可以说，在女性人才的利用方面，荷兰在较短时间内已赶超美国。

尽管推进女性就业运动的形势令人振奋，但有一个事实并未改变，即男性的就业量始终高于女性，只不过这种差异在各国之间有所不同。就业率性别差异较小的国家，包括挪威、瑞典、加拿大和越南，他们的差距均不到10%。越南似乎不应被划入这个行列，但有一点的确不容忽视，在部分国家，政府有能力通过举国政策增加女性的就业率，这一点在俄罗斯体现得尤为突出。尽管苏联时期的法律曾将450种职业列为“因过于艰苦而不适合女性”，但该国的女性就业率依旧维持较高水平。在2000年上任后，普京便签署总统令取消这些限制，俄罗斯最高法院却在2009年重申上述限制的有效性。在2014年针对143个新兴市场国家的一项调查中，世界银行发现，90%的国家有至少一项限制女性获取经济机会的法律。这些法律涉及禁止或限制女性拥有房地产、开立银行账户、签订合同、涉足法庭审判、单独旅行、驾驶汽车甚至掌控家庭理财事务等多个方面。

这种就业限制在中东及南亚地区尤为普遍，它们也是全世界女性就业率最低的两个地区，分别为26%和35%。而性别差异在巴基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国甚至超过50%，阻止女性进入劳动力大军的障碍形形色色，既有明文法律，也有社会习俗。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曾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一位中国企业家在埃及创办手机制造工厂，但开业不到一年便被迫关闭，部分原因就在于他雇用女性员工。即便工厂针对女性员工制定严格的工作纪律，但这种做法显然不被埃及的社会文化习俗所许可。在那里，女性不得从事夜班工作，而且一旦结婚必须辞职。在印度等人口大国，女性就业的比率不足30%，这些数字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当地的落后程度。在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1亿人口中，仅有2%从事正式工作的女性可计入劳动力范畴。

文化障碍是不容忽视的现实，但绝非不可逾越的天堑。某些最崇尚大男子主义的拉丁美洲国家，也已在增加女性就业率方面取得长足进步。1990~2013年，仅有5个国家的女性就业率增长幅度超过10%，它们无一例外全部是拉丁美洲国家。排在榜首的是哥伦比亚，成年女性的就业增长率高达26%，随后依次是秘鲁、智利、巴西和墨西哥。

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拉丁美洲的教育体系始终对女性敞开大门：在哥伦比亚，部分来自富裕阶层的女性在20世纪70年代创办的私人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该组织控制天主教会，大力提倡女性采取节育避孕措施，使得女性可以选择推迟生育年龄，追求个人职业发展。在生育率急剧下降的同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幅提高。在许多国家，领导人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消除对女性就业的现有约束以推进经济增长，这远比提供新型生育护理服务或者延迟生育假期更容易，成本也更低。

社会文化习俗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法律可以。IMF曾指出，当国家赋予女性开立银行账户的权利，女性参与劳动的比例在未来7年将会大幅提高。然而，未被利用的女性职业人才依旧非常巨大。许多国家开始认识到，向女性敞开就业大门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那些受老龄化问题影响最大、女性劳动参与率最低的国家将从中受益最多，如日本和韩国。在美国，就业的女性数量曾达到战后最高水平，但这种趋势已在2003年达到顶峰，并呈现退潮之势。一种可能的原因在于，美国超高的递增性家庭税负，导致作为家庭次要收入来源的女性丧失劳动积极性，而美国家庭婴儿护理服务的超低开销加剧了这种趋势。此外，美国也是唯一没有实行带薪生育假政策的工业化国家。

根据经合组织的最新估计，减少就业上的性别差距，让更多成年女性加入由男性主导的劳动力大军，将促使其成员国的GDP在2015~2030年提高12个百分点。日本和韩国的GDP最高上涨幅度可接近20%，而在女性从事正式劳动比例不足40%的意大利，同期的GDP上涨幅度甚至会超过20%。博斯公司（Booz & Company）在2010年进行的一项类似研究也指出，新兴市场国家缩小就业性别差异的收益可能会更大。到2020年，埃及的GDP将提高34%，同期的印度GDP上涨幅度为27%，巴西为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