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下一场欧洲战争将在哪里爆发？
边地：欧洲的火药桶
从1914～1945年，欧洲约有1亿人由于政治原因殒命，其中包括战争、种族灭绝、大清洗、人为饥荒等，原因不一而足。这个死亡人数无论是在任何地区和时代，都足以骇人听闻。在过去400年里，欧洲各国共同征服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人类对自身的看法也随之改变。因此对欧洲来说，这一数字格外令人震惊。
随着欧洲在全球开疆辟土，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人们只有亲赴演奏会现场才能聆听音乐；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读书识字毫无用处，书籍更是难得一见。正是人类的意志造就了这段“黑暗时期”。而如今，男人的平均寿命增长了一倍，妇女也不再屡屡死于分娩。截至1914年，欧洲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大为改观，世界其他地区也随之发生巨变，其变化之迅速、影响之深广令人难以想象。
我们不妨设想，1913年，你正在欧洲某个国家的首都参加音乐会。节目单上有莫扎特和贝多芬的经典曲目。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而大厅里灯火辉煌、暖意融融。淑女们身着霓裳轻裘，个个姿态优雅。在美轮美奂的大厅里，严冬似乎不复存在。其中一人刚刚向东京发去电报，安排将丝绸装船，载着货物的轮船将于一个月内运抵欧洲。还有一对夫妇乘坐三个小时的火车，从100英里外赶来参加这场盛会。然而，在15世纪末欧洲开始探险活动之前，上述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发生。
由欧洲大型交响乐团演奏的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曲目可谓举世无双。莫扎特的乐曲令人飘飘欲仙，而贝多芬的每一个音符都与尘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聆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时，人们不禁会联想起革命、共和、理性，甚至感觉人类竟像上帝那般庄严神圣。欧洲正是以其精彩绝伦的艺术、深邃的哲学思想以及先进的政治制度将人类引领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对当时的许多人来说，他们宛如站在天堂的门口。我想，假使我也生在那个年代，必定与他们心有戚戚焉。
然而，谁也不会料到风云突变，欧洲从此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在之后的31年里，欧洲祸起萧墙、分崩离析。科技、哲学、政治曾经令欧洲人称雄世界，如今却对他们反戈一击。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欧洲人利用它们同室操戈、自相残杀。31年后，欧洲变成了一座满目疮痍的荒冢，到处都是颓垣断堑的城市和流离失所的人群。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不再是对欧式生活的赞美，反而成为对欧洲人自命不凡的莫大嘲弄。
欧洲的这种遭遇并非独一无二，因为其他文明也同样经历过动荡、战争和种种暴行。但其突发性、惨烈和迅疾程度以及对全球造成的后果却无可比拟。其中，最异乎寻常之处在于欧洲文明自我毁灭的能力。对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欧洲残暴的殖民统治、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以及四分五裂的状况中窥知一二。尽管如此，高度发达的欧洲文明与集中营之间的联系，仍然令人触目惊心。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在全球攻城略地的同时，欧洲国家间也战火不断。整个欧洲仿佛建立在流沙之上，统一总是稍纵即逝，这一点的确令人费解。事实上，欧洲的地形也注定了它们难以同舟共济，因为欧洲并非一块整齐划一的大陆，而是由形形色色的岛屿、半岛以及横亘其间的崇山峻岭组成，此外，还有海洋、海峡、层峦、深谷和一望无际的平原。与美洲不同的是，欧洲的河流并未百川归一，而是各自奔流。
除大洋洲以外，欧洲是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大洲，但欧洲大陆上的国家星罗棋布。时至今日，欧洲小国林立、人口众多，共有50个独立的国家（包括土耳其和高加索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2.5人，欧盟国家为每平方公里112人，而亚洲为每平方公里86人。很显然，欧洲支离破碎、人满为患。
这种地形意味着，欧洲很难通过征战取得统一，且蕞尔小邦也能长期生存。公元1000年与公元2000年的欧洲地图相差无几，这便是明证。欧洲国家鳞次栉比，长期以来毗邻而居，深仇宿怨使他们很难信任和宽宥彼此，导致其一再重燃战火。与此前的冲突相比，20世纪的两场战争大同小异，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一次导致天下大乱的是科学技术的优劣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欧洲四分五裂、边地众多，不同国家的宗教和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融合。虽然各国的政治边界往往就在其中，但边地的范围要相对广阔。从许多方面来讲，边地的作用甚至比边界更为重要。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墨西哥与美国的边境，其分界线虽然一清二楚，但墨西哥的影响、语言和人口早已越过这一界限，还在不断向边界以北延伸。同样，美国的文化和商业往来也一直在向边界以南蔓延。住在两国边境地区的墨西哥人由于吸收了美国文化，与其他墨西哥人显得格格不入。而边境以北的盎格鲁文化也发生了嬗变，逐渐转变为一种奇特的混合体，边地居民甚至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Spanglish”，即“混有西班牙文的英语”。这些人非常独特，彼此的共性有时甚至超出了他们与国人之间的相同之处。
我住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南部，那里的地名多为英语或德语，因为德国人也曾在奥斯汀以西定居。当我沿着I-35州际高速公路南下时，看到的都是诸如“新布劳恩费尔斯”之类的德语地名。但随着距离圣安东尼奥市越来越近，路旁的地名变成了西班牙语，让我常常错以为自己身处墨西哥，尽管美墨边界尚在100多英里以南。这一点足以说明许多问题。
这种边地在欧洲不胜枚举，其中最重要的一块边地（俄罗斯以西地区）将俄罗斯与欧洲大陆分隔开来。这一边境地区面积辽阔，包含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等数个国家。在过去100年里，我们看到，由于俄罗斯不断蚕食鲸吞，双方的政治边界大幅西移，而边界东部出现了一些新兴独立国家。无论当时双方的边界究竟位于何处，该地区居民彼此之间的共性，超出了与俄罗斯或者西方之间的共性。实际上，“乌克兰”一词在俄语中意为“边区”，也即边地。
虽然这一边地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但欧洲意义重大的边地远不止于此。法语区与德语区之间的分野从北海一直延伸到阿尔卑斯山；巴尔干地区横亘于中欧和土耳其之间；比利牛斯山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交界地带；匈牙利四周有一些面积较小的边地，那里的匈牙利人处于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统治之下。此外，英吉利海峡这处海上边地将英国与欧洲大陆阻隔开来。欧洲面积虽小，但人烟稠密、宿怨不断，因此边地永远不可能消失。欧洲的历史无疑为此提供了明证。
在边境地区，多元文化相互融合，走私往往是一种正当生意；同时，这里也是各国兵戎相见之地，即一触即发的危险地带。如今，莱茵河地区虽然太平无事，但历史上并非如此。从1871年起，莱茵河地区和法语区之间一共爆发了3场战争。当时，由于法德之间存在深固而严重的分歧，该区域就像一个火药桶。一旦擦枪走火，势必烽烟四起。现在看来，俄罗斯以西的边境地区也已危机四伏，那里虽然风雷激荡，但火势只是刚刚开始蔓延，还未形成燎原之势，因此尚未带来灭顶之灾。
“一战”和“二战”期间，欧洲的所有边地都火药味弥漫。它们迸发的火星燎起熊熊烈火，并迅速向四周扩散。1914年，欧洲全境掀起了疾风暴雨。战火短暂平息后，1939年战争再次爆发，其剧烈程度在世界史上都堪称罕见，甚至绝无仅有。人们充满了恐惧之情与可怕的回忆，而这种情绪一旦被触发，边境地区很快就为烈焰所吞噬，并汇聚成一场空前的浩劫。
右翼政党：新欧洲战争的“癌细胞”
“二战”后，欧洲进行了艰难的重建，并在外援下恢复了独立。人们从一片焦土之上总结出这样一句话：“永不重演。”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犹太人已经发誓，决不允许大屠杀再次发生。一般情况下，欧洲人不会时常提起这句话，但这种坚决的态度影响了他们的一举一动。那些在31年烽烟中幸免于难的人们，紧接着又迎来了冷战。这场战争关系着欧洲的生死存亡，但决定权却掌握在莫斯科与华盛顿手中。最终欧洲并没有爆发战争，这一点笔者会在下文详谈。威胁解除后，欧洲人的目标仍是不再重蹈31年的覆辙，他们绝不会让昔日可怕的遭遇重演，或者像冷战时期那样将自己置身险境。为了这一信念，欧洲人牺牲了庞大的帝国和手中的权力，甚至在某些方面放弃了自己在世界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了结束战争的噩梦，欧盟应运而生。这一机构的宗旨是促使欧洲国家紧密团结，共同走向繁荣昌盛，从而使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理由破坏和平或者相互倾轧。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致力于摆脱异族压迫、争取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权的斗争。虽然他们曾经亲眼目睹违反这一原则所造成的恶果，但他们仍不愿为此放弃自己的道义及职责，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确保所有国家均保留各自的主权，且任何人都不得将其剥夺。贝多芬的《欢乐颂》被定为欧盟的盟歌，但早先的嘲讽意味如今已经消失殆尽。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已经真正摒弃冲突与战争，抑或这只不过是一次短暂的间奏、诱人的假象？欧洲无疑是全球最富庶的地区之一，GDP之和超过了美国。欧洲与亚洲、中东和非洲接壤，因此，一旦爆发新一轮战争，不仅欧洲会改天换地，整个世界都会发生剧变。至于欧洲是否走出了31年战乱的痛苦以及此前漫长千年的阴影，其答案乃是考虑未来任何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也是笔者创作本书的意图，而且这个论题从许多方面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1949年，我出生在匈牙利，而我的父母分别生于1912年和1914年。我的家庭正是在这31年间及随后一段时间组建的，当时欧洲正处于惊恐万状之中。而我们之所以离开欧洲，是因为我父母深信，欧洲精神已经深受腐蚀，这种状态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隐介藏形，但最终还是会暴露无遗。作为一个美国人，在我生活的世界里，所有事情都源自于个体的决断；作为欧洲人，在面对盘根错节、令人茫然的历史时，任何决定都显得毫无意义。作为美国人，我学会了直面这个世界；作为欧洲人，我学会了逃避现实。我之所以要探索这一欧洲之谜，究其原因，是源于父母在餐桌旁的交谈以及夜深人静时的梦魇。因为欧洲人的生活态度迥异于美国人，我产生了“认同危机”，仅从这一词语便可以推断，我已经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既然两者兼而有之，那我究竟是何许人也？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问题：欧洲是否真的已经改弦易辙，还是注定要时常为《欢乐颂》所嘲弄？
青年时代，我选择对政治哲学进行研究，因为我希望尽可能从最高层面正视这一问题。在我看来，人类社会最根本的问题必然归结为政治问题。政治关乎社会及其赋予民众的义务、权利和敌友关系。而哲学对最普遍的事物进行剖析，迫使人们重新审视那些看似熟稔实则陌生的东西。对我来说，这才是获得真知灼见的不二法门。
人生当然不会如此简单。在研究所里，我开始专攻德国哲学。作为一名犹太人，我想要知道，那些蓄意屠杀儿童并将其奉为国策的人究竟作何感想。当时正值冷战时期，所以我清楚，所谓“欧洲问题”实质上是苏联问题，因为苏联人对我生活的影响并不亚于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可以说是剖析这一问题的理想切入点。时值仇视斯大林的“新左派”方兴未艾，因此我选择对这个派别进行研究。
为此，我曾多次返回欧洲，结识了不少欧洲新左派的朋友，因为我希望了解该派思想家如阿图塞、葛兰西和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所以不能只在图书馆中闭门造车。外界局势云谲波诡、瞬息万变。对多数人来说，新左派只不过是一种泡妞的手段、一场时髦的社会运动。对少数人来说，他们试图籍此认识世界，寻找匡时济世的良方。只有屈指可数的一小撮人，把它视为己任以及使用暴力的借口。
人们常常忘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基地”组织出现之前，欧洲暴力活动就有愈演愈烈之势。恐怖分子在许多欧洲国家实施暗杀、绑架，并炸毁建筑物。美国同样存在提倡暴力的左派，只是其影响微乎其微。这些组织虽然数量有限，但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政治暴力在欧洲卷土重来，在这场运动中，人们偶然会提到阶级斗争，但并没有信以为真。
当时出现了一种用枪射穿敌人膝盖骨或腿部的报复行为。我永远无法确定，比起夺人性命，令其受伤致残究竟是更仁慈还是更残忍。在我看来，这些人最值得警惕，因为他们正在重蹈31年的覆辙。他们对所谓的道义责任信以为真，并拒斥社会价值，妄图摆脱束缚，作出可怕的行径。在与其中一些人交往时，我注意到，他们并非真的希望改变任何事情。他们之所以会采取暴力，完全是出自对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世界的愤怒，以及对任何庸庸碌碌之辈的蔑视。他们视后者如寇雠，并自诩为“复仇者”。
与这些人相处越久，我就愈加对欧洲人的看法表示怀疑。因为欧洲人普遍认为，他们已将过去抛诸脑后，而这种自信正在与日俱增。然而，在我看来，这就像医生在癌症手术中漏掉了几个细胞，一旦遇到合适的环境，病症就会死灰复燃。20世纪90年代，欧洲爆发了两场区域战争，即巴尔干半岛的波黑战争以及高加索地区的车臣战争，但欧洲人对此不予理会，认为这两场战争不具代表性。他们对左翼极端分子也不甚关心，称他们也不具代表性。今天，他们同样对右翼暴徒熟视无睹，称他们不具代表性。这种观点反映了欧洲人的倨傲自信，它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非不证自明。
欧洲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就像人类社会的所有其他机构都会遭遇艰难一样，欧盟也正面临着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其中大多数是经济问题。欧盟的宗旨是促进“和平与繁荣”，假使繁荣不复存在，或者在某些国家消失不见，和平是否也会难以为继？我注意到，目前一些南欧国家的失业率已经与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率持平，甚至超出这一水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以上就是本书将要探讨的问题。其中部分涉及“欧洲卓异论”，即认为欧洲已经解决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尚未解决的和平与繁荣问题。这或许是事实，但仍需加以讨论。假如欧洲并非天赋异禀，而是陷入了困境，那么接下来将会如何？
这个问题包含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欧洲为什么会成为人类世界自我发现和自我转变之地？此事是如何发生的？其次，既然欧洲文明如此璀璨，那么欧洲是否存在自身缺陷，从而引发了31年的烽烟？如果这些缺陷确实存在，那产生的原因何在？最后，上述问题一旦澄清，我们就可以预知欧洲的未来及其潜在的危险地带。
如果欧洲已经翻过了血雨腥风的历史残篇，这无疑是一条重要的信息。反之，如果欧洲尚未超越这段历史，其暗含的信息将更加重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审视过去500年中欧洲人的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