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且向花间留晚照，为君持酒话斜阳——青木正儿笔下的故都北京

青木正儿（1887—1964）是现代日本一流的汉学家，也是日本汉学界“京都学派”的顶梁柱之一。青木出生于本州西南端山口县下关一个悬壶世家，父亲是饱读汉籍的医生，曾师从幕末中津藩儒者白石照山学习朱子学和汉诗，颇具汉学修养，行医之余以读汉籍吟汉诗为乐。受这一家风熏陶，青木正儿自幼培养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憧憬，中学时代开始亲近中国古典文学，成年后选择中国文学作为专业乃至终身学问追求旨趣。

1908年，青木正儿考入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师从当时首屈一指的汉学家狩野直喜攻读中国古代戏剧文学。在乃师悉心培养下，青木学业勇猛精进，1911年，以高质量论文《元曲研究》从京都大学毕业，先后在东北大学、京都大学和山口大学从事中国古代戏曲文学的教研活动，学术硕果累累。作为中国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者，青木对历史文化风俗十分关注。从大学毕业后步入教坛开始，为了更深层次理解中国文化，他曾两度游历中国。1922年，他利用来中国游学畅游了江南，对中国风物醉心不已，意犹未尽，又于1926年间再次赴华游学，这一次他的行脚主要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

北京这一有着800年历史的古都，深厚的历史积淀与人文底蕴，在他心版上刻下深深烙印，对他认知中国与学术研究路径产生影响。因为时间更为充裕，不像前一次行色匆匆的游历，他在北京市井老胡同赁房而居，与当地市民一起俯仰天地呼吸晨昏，由此更深入地契入古都的日常生活。他笔下的北京，呈现出一种特别的音响、色调与滋味，是一座不但可观、可闻，而且可以品尝可以玩味的历史文化名都。

“北京是充溢着色彩的城市”

青木一生孜孜向学，著述甚丰，留下非常多的学术精品。个中，由他策划编撰的《北京风俗图谱》是一种特殊的文本，最大的特色就是采用彩绘和文字说明相结合的形式，描绘了清末民初北京的市井风俗和四时节序，呈现一部色彩斑斓的老北京生动画卷。

这本书的编纂来自成书于17世纪初期的《清俗纪闻》的启发。江户幕府时代日本实行锁国政策，不和外国建交，也不允许日本人出国，指定长崎作为和清国与荷兰的通商口岸。长崎奉中（奉行是江户时代的官职，直属幕府，管辖除江户以外的幕府直辖地之官制）川忠英之命调查当时居住在日本的闽、浙、粤一带清国商人的生活习俗，雇用日本画师绘制成画，加上文字说明介绍清国的风俗，如房屋构造、室内陈设、家具服饰等。这本书成了锁国时代日本人了解中国的重要资料来源，历来为从事中国学问研究的汉学家所重。青木正儿来到北京，面对五光十色的古都风俗，油然而生一种把北京的一切都绘制成图册的想法。该书由青木正儿执笔作序，序言乃是用纯熟的汉文写成，时在1926年（丙寅）阴历三月，有云：

乙丑、丙寅间，余留学燕京，暇日往往游街观风，乐旧俗之未废，意欲倩人图之，请学而许可。乃自编目录，付之画师。事始就绪，而余南游。返国仍乃托友董理三易画工，阅两年而成焉，题曰《北京风俗图谱》，凡八门，曰岁时、曰礼俗、曰居处、曰服饰、曰器用、曰市井、曰游乐、曰伎艺，共一百一十七图，装为八帙，藏诸吾学图书馆。教授青木正儿识于东北帝国大学支那学研究室。

这部图谱凝聚了青木很多心血，除收集资料之外，他还要拟定内容项目，又要雇用技术过硬，熟悉北京生活的画工，所有开支全部自费，其间为了力求尽善尽美前后换了三个画师，等等，足见他本人对这部书情有独钟。除了供学术研究之用的价值外，这部书也是他的某种心灵寄托，其中所载古都风物，颇能唤起他内心隐隐的怀古幽思：“我发觉北京还保留着古老的风俗，但是它也在被洋化而逐渐失去。今天不把它记录下来，不久就会湮灭，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想编成一本图谱。”据说，这部图谱完工后，本想一一为这100多幅图撰写相关介绍说明文字，再筹备出版，但因忙于学术研究一直未能实现，画稿原封不动藏于东北大学图书馆里30多年。后来执教于东北大学文学部的内田道夫教授见后赞赏不已，亲自为图谱写文字，交给平凡社于1964年7月出版，同年年底，青木辞世，虽然隔了近40年，但总算在他有生之年看到它的问世，对青木先生而言，应该是莫大慰藉吧？

《北京风俗图谱》是一部色彩艳丽的故都风俗画卷，虽出自民间风俗画师（刘延）之手，但极其精妙生动，如用放大镜观看会发现，图谱中无论是山水景观、楼台屋舍、器物日用、市井商铺、楹联幌子，还是人物的衣装、神态等不但笔触工细，而且层次清晰，这与盛行于江户时代反映市民日常生活的浮世绘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在第一部《岁时记》中，从《新年寒暄》开始到《岁末购物》，描绘了一年之中以最具代表性的十八个北京传统节序，色彩明艳，画风写实，格调在杨柳青年画与日本民间版画之间，人物造型简明生动。翻开《岁时记》，第一幅图“新年寒暄”，描摹新年北京人在四合院家门外邻里新年道贺的情景：大门贴了门神，色彩极艳丽，门两侧深红色的春联非常醒目，门前计有七人，年龄身份各异。出门送客的主人三；躬身站立的短衣家仆一；向长者打躬作揖的稚童一；告辞退出，且行且回身还礼来客一。图中人物衣着颜色层次分明，神态逼真生动，呼之欲出。为方便日本人理解，图谱下面都有简明扼要的文字，写着：

门扉贴着门神，两侧贴着春联（迎春贺喜的对句），拜年时互道“恭喜！恭喜！”

这本书出版后大受好评，20年间已经重印90多次，成了日本人研究清末民初北京世俗风情的重要参考，甚至连邓云乡先生这样的资深北京风俗文化研究大家都称道不已。这本书在1984年由平凡社再版，由初版的黑白缩印本改为大型彩印本，在1986年出了第三版，著名中国史学专家寺田隆信在该版的《解说》中写道：

北京是一个充溢着色彩的城市，古今依然，假如从景山之顶眺望整个北京城，西面的北海倒映着白塔的玉光，南面紫禁城的琉璃瓦与日光交相辉映——宫殿楼阁与市井民居建筑一样充溢着赤、绿、蓝各种色彩……

“北京为音乐之都”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特有的音响。北京老胡同市井人家，充满生动活泼的生活情趣和民俗气息的音响给青木正儿留下深刻的记忆，多年后依旧清晰回响在耳边。青木对古都风情追忆描摹的文字，大都收在学术随笔集《竹头木屑》一书中，此书是1926年游学北京的一大收获。在《燕京故事》一文中，青木对故都老城区的市井音响，有绘声绘色的描摹，十分生动：

北京为音乐之都。睡懒觉的早晨，枕上便听见卖水的推车的轧轹声，比邻居浪荡公子的小提琴声还悦耳；剃头挑子与磨刀担子互相唱和，比对面时髦女郎的钢琴声还动听；裁缝摇着拨浪鼓，哗朗哗朗恍如《雨打芭蕉》之曲；卖炭的堂鼓，扑通扑通赛过击鼓骂曹；算命的横笛使人错当成按摩；收旧货的小鼓就像唱滑稽小调的。种种叫卖之声，有如老生，有如净角；有快板，有慢板，收废纸的一声“换洋取灯儿”，有如老旦的哀切，深夜叫卖饽饽的长腔使馋鬼们几欲断肠。鲜果店里坐着汉子，拿着两个小铜盘，互相敲击，像敲梨花大鼓一样，疾徐有致，招徕顾客。山人兴起，却不解何物，《燕京杂记》曰：“京师旧卖冰者，以二铜盏叠之作响，以为号，故谓之冰盏。今卖果实者亦用冰盏，失其旨。”又《松风阁诗钞》卷五卖冰词“铜盘磕磕玉有声，寒食街前始卖冰”，可知原为卖冰的声响。

在历史长河中，北京曾长期作为帝都而存在，也是一大文化中心，各种吹拉弹唱的曲艺极为发达。那些各具特色的古都音乐，无疑给域外过客留下新鲜刺激的感受。有道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于精通中国曲艺之道的青木正儿来说，每每于观摩之外，又多了一副挑剔的批评眼光。

中国古典戏剧艺术研究曾是青木正儿早期的学术专攻。他到中国留学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深入考察中国通俗曲艺。来华前后曾多次向王国维、罗振玉求教过元代戏剧。后来游学京沪，深入研究皮黄、梆子、昆腔等曲艺，写成《自昆腔至皮黄调之推移》《南北曲源流考》两文。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传世之作《中国近世戏曲史》。所以，在论及一些曲种时，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发现，虽然有些只能是一家之言，比如对京剧。原先对京剧的认识，限于欣赏趣味，与京都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国戏剧的师友如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对京剧评价不高，他坦言“中国戏剧的锣鼓铙钹对日本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是西皮还是二黄，我都听不太懂”，认为京剧“鄙俗”。1919年，梅兰芳率领北京京剧诸家首次访日，在大阪首演，盛况空前，京都大学特意组织了专家学者“听戏团”，从京都赶往大阪观摩。首演大获成功给日本各界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也成了青木重新认识京剧的契机。后来“京都学派”在集体观看梅剧后出版《品梅记》，书中收有青木的《梅郎与昆曲》一文，不但纠正了对京剧的偏见，而且对京剧呈现出的东方文化神韵大加赞赏。

1925年青木第二次游学中国期间，在北京居停大约一年时间，终于有机会像当地戏迷一样走进戏院亲近京剧艺术。名古屋大学附属图书馆“青木文库”所藏青木正儿生前收藏的图书、唱片、戏单和版画等有关京剧的资料颇为丰富。文库还收藏戏单共29张，其中除了一张在日本观看之外其余都是在京沪看的。在遗留下来的22张京剧唱片中，有谭鑫培、余叔岩、程砚秋、尚小云等京剧名家的唱片。其中谭鑫培最多，有7张14面，可见偏爱之深。青木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也认为，“皮黄调中老生戏之杰作甚富”，又认为昆曲以青春男女风情剧居多，如以老生戏之佳者数之，昆曲“输皮黄调一筹”。

颇具东方曲艺修养的青木对声音的感受力十分敏锐。通过比较地域唱腔的差异，他注意到在嗓子发声上南北方迥然有别：北方人的声音比南方人的调子高得多。在北京观看京剧时，对当时乾旦的领班人物陈德麟的细尖嗓音称奇不已：60余岁的老头儿尚能发出十五六岁姑娘般清澈透亮的嗓音，可称得上是北京“七大奇”之一。不过，由于审美趣味有别，青木正儿对京剧名角的唱腔也是有所偏好的，甚至臧否之间，难免带有偏颇之见。比如，他不喜欢梅兰芳，揶揄他的嗓音像童笛玩具般“噼——噼”作响；嘲讽梅兰芳妹夫徐碧云的嗓子像“蚯蚓之声”，而北京观众竟然如此痴迷，令他大惑不解。相比之下，他相当看好当时初露光芒却尚未成大器的程砚秋，赞赏他“恰到好处的做工，饱含哀愁的嗓子是那么圆润，将来必成大器”。如果从程砚秋后来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来看，不得不说，青木正儿对京剧的鉴赏力还是很独到的。

华国风味：“五味神在北京”

北京历史十分悠久，远的不说，如从1272年元朝忽必烈汗兴建元大都算起，也有七八百年历史。而且这种既绵长又发展连贯的历史与文化，在世界城市史上极为罕见。以深厚的历史为背景，通过延绵不绝的融合与进化，不断吸收各种外来文化的养分，最终形成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的古都风俗文化。

在饮食习俗方面，北京可圈可点。历史上，北京长期作为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皇亲国戚，高官巨贾，豪绅望族，还有为京城提供各种服务的百工百业者云集首都，使北京成为一个五方杂处的大都会，来自全国各地，周边各民族的人聚居于此，也将各地的饮食风俗带到北京，经过长期的发酵、演变，最终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北京饮食风貌，精于饮馔之道的作家汪曾祺在一篇随笔里说道：北京什么都好吃，就因为“五味神在北京”！

青木有关北京饮食的篇章大都收录在《竹头木屑》里。在谈及对北京的整体印象时，青木的“北京像个糖葫芦，看起来很土气，味道其实清爽，酷爱甜食的人也许会感到美中不足。糖葫芦口味老少咸宜，制法简单，种类繁多”一句就非常奇崛，但掩卷一想，不得不佩服他感觉的敏锐。他笔下的北京市井的饮食风俗写得着实传神：糖葫芦之外，韭菜、蒜、馄饨，街巷里的卖冰的铜盏，悬挂的幌子，等等，一一道来，历历在目；还有市井里种种营生的叫唤之声：有如老生有如净，有快板，有慢板，如收废纸的一声“换洋取灯儿”，有如老旦的哀切；而深夜叫卖饽饽的长腔使馋鬼们几欲断肠；鲜果店卖冰饮的小铜锣敲击发出悦耳的声响……声声响在耳边。

留在他记忆中的更有北京繁华商业大街的各种小吃。岁末的东四牌楼，一片熙熙攘攘的热腾景象：饭铺蒸笼里正蒸着年糕，冒着白茫茫的蒸汽；菱饼似的面糕上点缀着干枣、核桃、瓜仁、杏仁、青丝等各种配料，正中染上红印，陈列在店铺前；点心铺店头，圆圆的月饼堆积得像百万塔；小吃摊的锅里正翻滚着正月十五的元宵；走街串巷的货郎担子上摆着青皮萝卜、红皮萝卜，当地风俗正月中妇人女子为辟邪气吃萝卜，俗称“咬春”……这类文字花团锦簇活色生香，读了令人油然遥想起老北京曾有过的饮食风华，真是神往不已。

很多寻常百姓家的食品在他笔下也焕发温情与个性来。比如收在《中华名物考》中的《炒面》，乍看题目我以为是“焼きそば”（日式炒面条）之类，读后才知道是我小时候熟稔的闽南话叫“面茶”的甜点。面茶就是将面粉在热锅上温火炒熟，加葱油、芝麻、碾碎的花生仁或爆米花，冷却后加入白糖，收在密封罐里。吃的时候注入沸水，调匀成糊状啜饮，可以当零食或点心，类似今天的麦片粥、阿华田之类。后来我到北京，从老胡同街坊里接触了老北京的日常习俗生活，才知道炒面茶是源于北方的古已有之的食品。据说明初朱棣迁都北京，冬至日祭天祈愿，以稷子面粉做供物，后来民间仿效至今沿袭。京津一带称为茶汤，至今在津门南街和北京大栅栏一带都有茶汤老字号，格局也大同小异，当街摆开的茶摊子，木头柜子里放着各种原料，有糜子、高粱、麦粉、藕粉、油茶、杏仁霜、黑芝麻等各种五谷磨成的粉末，还有各种调味的干果脯。引人注目的是柜子上的大铜壶金光锃亮，壶身铸有游龙，壶嘴金龙吐水造型。大铜壶肚膛内点煤炭，沿着肚膛盛水，滚开的水直接冲泡出面茶，香气满街。青木从北京的茶汤回忆曾在上海吃过宁波风味的类似点心，联想到日本也有名叫“麦香煎”或“炒面粉”的同类吃法，隐隐勾勒出一条饮食文化海陆传播的路径。

北京市井代表性风味——馄饨，也引起他兴味津津地品尝。由寻常的馄饨，引述宋程大昌《演繁录》的相关记载，考据出它是始于辽代定都北京时的流行食品，系“虏中浑氏、屯氏为之”，因与吃食有关，所以拿人名命名食物，“馄饨”一词就是这么来的。一碗馄饨与王朝迁都的宏大历史叙述相佐证，有一种举重若轻的余裕。行文到此收笔回锋，又落到一碗美味馄饨的礼赞：“沉浮于高汤中的白色馄饨，呈蝴蝶形状，自有一种风情。韭菜、冬菜、紫菜、干海米、胡椒末，还有种种不知名的香辛料，洋溢着北方风情！”就完全是抒情散文的笔法了。能放能收，这种在大历史与日常小吃中出入自如的文笔，一派大家风范。

最能体现他那浓浓的陋巷趣味的是长篇饮馔随笔《中华腌菜谱》，收于学术名著《华国风味》中，此文专写他旅居中国期间见识过的八种南北咸菜，个中对历史悠久的中国腌渍文化独具趣味与情怀，有故事、有典故，有学术考证，带点淡淡的推理味道，时不时穿插自己的口味感受经历，颇有逸兴遄飞的风致，是一篇熔风俗见闻、历史考证与个性情趣于一炉的好文字。

在北京，对各种“饱含历史的精练的”古都咸菜如数家珍，并且以何者最适合下酒送饭为格调高低的标准。他常到大栅栏外渍物老铺“六必居”买咸菜，外出旅行，总要带回各种当地咸菜到北京公寓品尝下酒，比如四川的榨菜和大头菜渍物。中国腌渍品中，他对南北常见的皮蛋也倍感兴味：“皮蛋一名松花蛋，在日本的中华饭馆也时常有，蛋白照例是茶褐色，有如果冻，蛋黄则暗绿色，好像煮熟的鲍鱼的肉似的。”皮蛋大概在大正年间（1912—1926）才传入日本，却意外受日本人喜爱，至今是中华料理店必备菜肴。

青木正儿对中国咸菜的研究，曾引发周作人共鸣激赏，称赞它“是一部相当有趣味的著作”，并翻译成中文在香港报刊发表，这是周氏翻译生涯中最后的学术译著。

“古代文化现在还活在民间”

早在狩野门下攻读中国古典通俗戏曲时，青木就感到“为了加深对所专攻的中国文学的理解，有必要知道中国风俗”。了解中国的风俗与生活，除了文献书面上的考证和求索，还要实地考察和体验，因为“古文化现在还活在民间”。

离开熟稔的生活环境在外漂泊的客子，对异乡风物尤其敏感。青木旅居北京超一年，时间较为充裕，因而得以行走于人烟繁盛的市街之间。在庙会闲步，逛逛小摊，信步老街陋巷，看到各种器物、饮食、风俗等都禁不住驻足流连，思绪飘到遥远的古昔，油然而生怀旧之情。他在老城区杂货摊上看到弹弓，又惊又喜，不禁联想到《世说新语》中潘岳持弹出游的逸事。据说潘岳是晋代文坛大美男，他乘车持弹弓出洛阳城到郊外游玩，满楼红袖招，纷纷将水果扔进他的车里，傍晚回城时，鲜果满车。青木想到在北京居然还能见到潘岳时代流传下来的古典弹弓，叹为幸事。他买了一副弹弓，像孩子一样玩得兴高采烈，进而突发奇想“寒山拾得拿着的那个没有花纹的怪异的竹扫帚，现在仍然在打扫着北京平常百姓家的院子”！寒山、拾得是唐代著名诗僧，相传是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的化身，在日本也广为人知，持卷寒山与持帚拾得是历代文人画常见题材。从弹弓、扫帚这类日常平凡小道具，青木看到了背后隐藏的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由此深信“古代文化中那些仍然在民间留存着的事物，留心观察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民国时期的老北京，还保留着不少古代商业风俗，也引发青木正儿的考古兴趣。比如大小商铺的各种“幌子”，常令他驻足观望浮想联翩。幌子，又称“望子”，是中国商业史上一种由来已久的习俗。“幌”原指窗帘、帷幔，古时商铺、酒馆一般用布旗招徕顾客，酒旗也称“幌子”。这种标识，一般都高悬在酒家店前门首，非常醒目，类似今天的店门招牌。望子一般用棉布做成，上面大书店名或商号。后来加以引申，凡商店招徕顾客门面上展示的标志，统称“幌子”。幌子习俗何时传到日本不得而知，这一习俗在我国基本消失，但在日本却扎了根似的千年不易，如今到京都、奈良甚至北陆、越前、奥陆这样的边缘地带旅游的国人，看到“平桥浅水通村笠，草市斜阳飐酒旗”的古风还存在日本日常经营活动中，大概会感慨系之吧。早年游学日本，我曾在埼玉大宫市一家百年老字号寿司店勤工俭学，就感受到日本商家暖帘所传达出来的古老文化气息：每天开门迎客前，都要在门口洒水撒盐，由店长将写有“东鮨”字号和商徽的青色暖帘张挂在店门上，只有打烊或休假才能卸下，暖帘有专人负责保管定期送专门洗涤店干洗，那情形郑重其事犹如对待国旗一样。暖帘在日本扎根，也衍生很多与之有关的词汇，如“暖簾汚す”意为砸了商家口碑；“暖簾分け”，就是自立门户等引申义。青木正儿从北京街头的幌子，考察起江南江北幌子习俗的不同差异，由此进一步推及至江户时代的切面铺、烟草铺模仿中国的幌子的做法，推断出当时由于进口中国商品，捎带也引进了这种招徕顾客的方式，云云，他为自己从老北京找到日本“暖帘”的源头而欣喜，兴味浓厚写进文章里。

现代以来，西方事物也在改变着北京，经过观察，青木发现寄寓的东四牌楼一带的旧式商店，幌子还像以前一样五花八门地吊在屋檐下，而大前门外闹市鳞次栉比的新式商店，几乎看不到旧式的幌子，心里若有所失。就像在日本看到店招酒帘引起中国游客怀旧之思一样，青木正儿在记录北京风情时，就预感到这一切或许会随着时势变迁而消失，他怅然写道：

再过几年，这东四牌楼一带一定也会像前门外一样，再也找不到幌子的影子了！

人世几回伤往事，世事沧桑带走的何止是酒帘、望子？熟悉古往今来历史兴废的青木似乎预见了身后北京古都风貌将要面临的巨变。1964年年初，青木正儿为即将出版的《北京风俗图谱》写序，其中有的文字好像是对今天的国人说的：

旧的东西正在一天天改变，对于人民共和国的今天，这图谱存在的意义不是越来越大吗？

“且向花间留晚照，为君持酒话斜阳”，图文可以证史。作为一个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又曾来华留学的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对老北京情有独钟，他的观察与研究扎实精密，视角独特又兼具情怀幽思，字里行间流淌着脉脉温情，为近一个世纪前的古都北京留住了最美的“花间晚照”，读来令人感觉满纸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