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世界的贸易与冲突：奥斯曼与欧洲的边疆

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对马穆鲁克埃及的征服，让这个西亚帝国增加了一个行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增加领土了。在接下来的三百年中，它的重要性会变得很清楚。16世纪，埃及被用作一个由此朝南推进的基地，既沿尼罗河而上进入现在苏丹一带的努比亚，又进入红海。于是埃及作为一个基地，现代的一场文明大碰撞就开始了。奥斯曼进入红海，这部分是对葡萄牙人闯入印度洋的一种回应：奥斯曼人控制了现在厄立特里亚海岸上的马萨瓦，意欲挑战南方正在生长的异教徒。^[2]然而，埃及自身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自治。在17和18世纪，马穆鲁克贵族又渐渐地重新获得了它的地位，强势贵族家族的首领得到了“贝伊”（bey，显要）的头衔，与此同时，具有“帕夏”（pasha，高级官员）头衔的总督们原来都是由伊斯坦布尔任命的土耳其人，他们也开始建立自己的王朝，这些王朝在18世纪走向本质上独立于伊斯坦布尔的自主统治。到18世纪结束时，埃及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名义上仍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然而，在许多方面标志着埃及现代历史开始的一个事件，则是1798年拿破仑的一支军队的入侵，入侵者在1801年被奥斯曼和英国的联合力量驱赶。^[3]这标志着英法对埃及争夺激化的开始，并支配了19世纪后期这片土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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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的非洲：利昂·科格尼特所作《赫利奥波利斯之战》（约1850年）中描绘的拿破仑入侵埃及。来源：拍照得到伦敦马赛夫画廊许可。

在更西边，16世纪的一个关键主题就是基督教西班牙与奥斯曼帝国争夺对西地中海的控制。到15世纪结束时，一个复兴的西班牙已经将最后一批穆斯林从西班牙大陆逐走，并开始夺取北非海岸的关键港口。然而，这些港口却是一再易手，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也在西地中海袭击基督教国家的海运。16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奥斯曼海军的失败——尤其是在莱潘托湾的失败，限制了伊斯坦布尔控制海洋的能力，奥斯曼帝国最后重新占领了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尔，以确保马格里布地区留在伊斯兰世界中，这一直持续到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时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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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在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的海岸与内地名义上都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时，事实上伊斯坦布尔已对它们没有什么有效控制了。因有利可图的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而赚钱的军政府，在那些沿海城镇基本上是自治发展。西马格里布地区也出现了一个独立的摩洛哥国。它在16世纪前半期兴起，是一些阿拉伯原游牧部族的联合。摩洛哥的出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中断了奥斯曼对西北非的扩张，同时也涉及把葡萄牙人从他们的大西洋港口驱逐出去。在艾哈迈德·曼苏尔统治下，处于高峰期的摩洛哥征服了桑海（Sanghay）这个西非大草原帝国，尽管只是短暂的征服。虽然出现了一系列的王朝争夺和一连串的内部权力斗争，到19世纪结束时，摩洛哥作为一个实体仍然保持完整，但中央政府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城镇中心和大西洋港口。^[5]

19世纪开始时，奥斯曼帝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伊斯兰教国家，但即使这样，从17世纪后期开始，它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尽管在18世纪早期出现过一次经济、知识和文化的复兴。奥斯曼帝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力量和疆域的损失，19世纪则见证了这个帝国的逐渐解体，不仅仅是在北非——这里的几个行省因欧洲征服而失去，包括阿尔及利亚（从1830年开始成为法国殖民地）、突尼斯（法国，1881年）、埃及（英国，1882年）和利比亚（意大利，1911年），还有摩洛哥（法国与西班牙，1912年）。19世纪的挑战促使奥斯曼统治者引入旨在减少公共生活中的伊斯兰教的改革，教育和司法领域由乌拉玛垄断的传统受到了破坏，奥斯曼人试图把他们的政治体系、法律体系和教育体系西方化，他们还制定了一部西方风格的宪法，但后来被搁置了。这些做法的结果就是逐渐出现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支持“西方价值观念”，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倡导西方方式，包括行政事务和军事、科技，以及文学艺术。

然而，宗教法庭和学校在这股“现代化”浪潮中保存下来，其结果就是19世纪出现了两派做法和上层人物之间的竞争和敌意增加，也就是穆斯林“传统派”对抗那些相信帝国的未来要靠世俗化政府和社会的人。的确，世俗化的进程通常由中央来推进，西方化是它的形式，它经常在宗教少数群体中受到欢迎，这些群体中有不少基督徒，他们显然欢迎公共生活中伊斯兰教元素的减少。所以，穆斯林常常批评政府的政策，当这种现代化的战略事实上并未阻止欧洲对地中海地区的蚕食，也未能阻止俄国人进入中亚时，这种批评就越来越多了。对于19世纪的许多穆斯林来说，这就形成了一种基本性的矛盾，也就是欧洲作为现代化的模式与欧洲人作为殖民者和敌人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就其性质而言，削弱了政治自由派和世俗派的力量，因为这些力量都被与欧洲帝国主义侵略联系起来。于是，反对欧洲的抗议运动常常瞄准国内的一些团体，认为它们对欧洲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明显支持似乎推进了外国人的帝国主义野心。换言之，“世俗政府”常常被视为欧洲殖民主义的代理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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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北非。引自E.弗林特所编《剑桥非洲史》第5卷《约1790—约1870年》（剑桥，1976年），第100页，地图6，1976年版权属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许可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