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前后的非洲国家与社会

19世纪之前，在赞比西河以南，家畜是国家成长、财富创造和社会阶层分化的核心因素。拥有家畜就意味着政治力量，提供了早期首领地位的物质基础，社会建立在一夫多妻制和广泛使用女性劳动力——尤其是在农业生产中——的经济体系之上。如今的博茨瓦纳一带干燥而开阔的草地上，出现了一些最早的酋长国，它们定居于小山顶上，经济基础是饲养家畜与耕作的结合。大津巴布韦国的成长，靠的就是这样的社会经济体系，这个修纳（Shona）国以石头建筑著称（“津巴布韦”一词在修纳语中是“石头之地”的意思），并于15世纪早期达到鼎盛。大津巴布韦国的繁荣也靠黄金开采，从10世纪到18世纪之间，这是此处高原上的主要劳作。大津巴布韦国最终被穆塔帕（Mutapa）所替代，它可能是由津巴布韦的移民创建的，而这个国家也利用着黄金开采和地区贸易网络，这个网络将中南非洲的国家和族群与印度洋联结起来。来自内陆高原的黄金滋养了更靠南边的斯瓦希里城邦，引发了葡萄牙人的贪婪，他们在16世纪时试图从海岸方向占领赞比西河中部流域，但被穆塔帕人抵抗和疾病所击败。^[2]

英文版原书页码：72

就非洲的国家和社会而言，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南端的低地（lowveld）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强国，在约1700年之前，讲恩戈尼语的部族——这是班图语系中的一支，想将自己组织为一些较小的酋长国。这种政体模式是因地形决定的，这一地区的众多小山被河谷隔开，高原上较大降雨量形成的河水由此流入印度洋。多种多样的放牧和农作资源出现在这一地区，使得较小的家庭单位也能够颇具独立性地生存。松散联系的各个家庭形成了这些酋长国。不过，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在恩戈尼北部，18世纪中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3]

在大约1700年之后，一些北部的恩戈尼酋长国开始扩张，吞并一些小国。这种扩张的原因在政治层面仍然是一种获利的投机性质，但这个过程却无疑与对短缺资源越来越激烈的争夺联系在一起。葡萄牙人在一个降雨量异常之高的时期将玉米引入这一地区，这可能导致了人口的上升，更大片的地方被纳入了农作区域；反过来，得到了改善的牧场又导致了家畜数量的增加；而贸易的扩展——与海岸地区的葡萄牙人贸易，如同东非的情况一样，也在起作用，它们都构成了国家形成的力量。那些更富有、更稳定、人口更多的酋长国越来越想去控制通往印度洋的有利可图的商道，尤其是对控制象牙出口的争夺，导致了对靠近海岸的富饶猎场的激烈竞争。^[4]

随着18世纪的来临，更大的竞争和扩大了的政治规模导致这些扩张酋长国的军国主义的增长。人丁年龄管理（age-sets）长期以来就是恩戈尼部族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制度将儿童、成年人（通常也就是武士年龄）和老年人区分开来，它事实上将社会严格组织起来，形成了常备军，侵略性地去追求扩张族群的目标。到18世纪后期，恩戈尼北部已经合并成三个支配性的，中央集权程度越来越高的酋长国，也就是由索布胡扎酋长率领的恩格瓦尼，由兹韦迪领导的恩德万德韦，以及丁格斯瓦约统治的马兹斯瓦。马兹斯瓦是一些较小族群的联盟，其中包括相对晦暗的祖鲁酋长国。不管这三个国家之间怎样达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力量平衡，但到18世纪临近结束时，这已经被粉碎；一个漫长的强降雨时期也将结束，它看来要相当突然地被一个干旱和饥荒的年代所替代。对短缺资源——主要是有井水的牧场和优良耕地——的控制，现在成了生存的关键所在，19世纪早期冲突就日趋尖锐地增加着。^[5]在恩戈尼人之间发生的争斗导致了政治和军事变革的急剧新发展，这种政治和军事变革在南部非洲内陆以及其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英文版原书页码：73